2025 年 12 月 28 日，我导出了flomo这一年的阅读记录数据。我每年大概阅读 200 本书左右，其中50-60 本英文原版书。
阅读后的输出分三类，第一是在朋友圈发一条不到 200 字的收获。第二种是记录在 flomo 中，转化为我的内容。第三类是撰写一篇 3000-6000 字的书评。今天总结的，主要是第二种。
当 63 条核心笔记（MEMO）铺陈在屏幕上时，我看到了对 11 本书高颗粒度的深读。
这 12 个月的阅读轨迹呈现出一种有趣的“心流”分布：
Q1 季度，我的笔记充满了“迷失”、“身份消融”和“寻找坐标”的字眼，那是《迷路指南》带来的内心震荡。
到了 Q2 季度，关键词转向了“反思”、“决策”和“隐喻”，这是《领导力就是说对十句话》带来的管理学重塑。
到了 Q4 季度，尤其是在 10 月与 11 月，我的输出达到了峰值，笔记变得极其锋利且实战，密集地围绕着“舆论菌落”、“网言无忌”和“危机SOP”展开。
从数据上看，我的阅读领域是6:4。60% 是关于危机公关与领导力，为工作。40% 关于文学、哲学与行走，为存在。
碎银几两和一壶浊酒，都不可或缺。
这种“双螺旋”的阅读结构，构成了我 2025 年的真实写照。
白天，我是手持解剖刀的品牌声誉顾问，在喧嚣的舆论场中寻找病灶；夜晚，我是那个在旷野天路中练习迷失的旅人，试图在社会坐标失效时，找到内心的锚点。
让我们先从喧嚣的白天说起。
1.
作为一个身处风暴眼的从业者，我必须搞清楚一个问题：为什么今天的互联网环境变得如此充满戾气？为什么理性的声音越来越弱？
为了寻找答案，我翻开了《品牌发声》、《危机公关》和《微信舆论传播机制与生态多维治理》。
凯特·哈特利在《危机公关》中引用的“网言无忌效应”（Online Disinhibition Effect），给我崭新的启发。
心理学家约翰·苏勒提出的六大机制，精准地解释了屏幕背后的恶念来源。我在笔记中写下了一个残酷的定义：网暴，就是在互联网上展示每天可见的残忍行为。这种残忍之所以泛滥，是因为“不可见性”和“权威形象的缺乏”。
我在读书笔记里记录了一个提问：“你会当面叫俞敏洪‘老登’吗？”
绝大多数人在现实生活中，面对一位长者或企业家，即便有意见，也会保持基本的礼貌。但在网络上，因为你看不到对方受伤的表情，因为没有权威在场维持秩序，恶语相向变得毫无成本。
我们必须认识到，喷子（Trolls）和仇恨者（Haters）是不同的。
喷子是恶意的游戏者，他们没有共情，纯粹以此为乐；而仇恨者往往是因为某种匮乏感、不公待遇或恐惧。品牌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试图去教育喷子，或者傲慢地忽视仇恨者背后的社会性根源。
真正的危机公关，不是为了辩论输赢，而是为了让两个真实的人——施暴者和被施暴对象——之间建立哪怕一丝的理解，化解那种防御性的隔阂。
作为英国灾难恢复专家，露西记录了 2017 年伦敦格伦费尔大楼火灾后的真实世界。一个在摄像机撤走后，系统全面崩塌、信任彻底归零的世界。
她记录了那些不被镜头捕捉的瞬间：当一个冰柜里塞满了沾血的背包时，工作人员如何保持尊严；当遇难者家属坚持要触摸孩子身上的伤口时，专业流程如何让位于人性需求。
这本书让我确信了一个原则：危机管理不是控制现场，而是安顿人心；不是处理事件，而是修复世界。
Lucy 提到的“墓碑效应”（Tombstone Effect）令人战栗。制度改革往往要等到牺牲者的墓碑数量足够多才会发生。这提醒所有的企业管理者，不能靠灾难倒逼改革，必须建立“战备意识”。真正的安全文化不是写在制度里，而是写在空气里，写在走廊里，写在员工的脸上。
而在危机过后的漫长恢复期，我们常常忽视了“情感温度”。Lucy曾在一次洪灾现场，只做了一件事：为一位哭泣的家属沏了一杯茶。她说：“那杯茶不是用来安慰的，它是一种存在的确认。”
这与我在《危机公关实战手册》中强调的理念不谋而合：公关不是说漂亮话，是为真相归还姓名。每一次真实的回应，都是一次信任的缝补；每一个充满人性的微小行动，都是未来的第一块砖。
作为声誉顾问，我常说危机管理要“以人为本”，但格伦费尔的案例提醒我们：傲慢是比烈火更可怕的敌人。
当系统将人视为数据、视为麻烦，而非鲜活的生命时，任何公关手段都只是在伤口上撒盐。真正的救援，不仅仅是扑灭烈火，更是如何在灾难之后，修补破碎的人心与尊严，避免社会契约的二次崩塌。
这篇书评发布于香港宏福苑大火后。
传统危机公关的“否认-道歉-补偿”三板斧，在今天已经失效。因为公众预设了品牌的所有道歉都是“策略”。
玛戈·布卢姆斯坦指出了一条反直觉的路：展示脆弱性（Vulnerability）。
这听起来很危险，但作为顾问，我在一线看到的真相是：那些敢于暴露弱点的品牌，反而在危机中获得了惊人的修复力。信任经济时代，最大的风险不是犯错，而是失去犯错的勇气。
我在序言中提炼了一个“脆弱性公关框架”：暴露局限 → 共担责任 → 开放共建 → 进化叙事。
当 Zoom 面对隐私争议时，当 FBI 面对被黑客攻击时，最能逆转局势的不是完美的防御，而是真诚地说：“我们错了，我们在乎你，我们正在改正。”
出现危机的关键不是如何灭火，而是如何让品牌成为公众心中“允许被浇灭的灯”。因为人们知道，那盏灯敢于展示修补的过程，并永远愿为黑暗中的行者重燃光明。
2.
如果说心理学解释了个体的恶，那么陆高峰的《微信舆论传播机制与生态多维治理》则从生物学角度解释了群体的狂热。他提出的“舆论菌落理论”，是我今年读到的最精彩的传播学隐喻。
舆论不是突然爆炸的蘑菇，它是长期在地下蔓延的菌丝。
在微信的私域、小群、朋友圈里，那些未被显性表达的情绪、偏见、不满，像微生物一样在适宜的“温室环境”中繁殖。我们看到的危机爆发，只是菌落长出了地表。
这一理论直接重塑了我的工作SOP：企业最大的误区，就是只盯着热搜看。而真正的风险管理，在于识别“潜舆论”。
当你在朋友圈看到某个负面截图被反复转发，但公域还没有声音时，那才是危机管理的最佳介入点。也就是所谓的“提前破窗”。在事件爆发前，我们回应的是事实；在事件爆发后，我们回应的只能是情绪。
这种对现实的解剖，在盖伊·塔克曼的《做新闻》和乔治·瑞泽尔的《社会的麦当劳化》中得到了更宏大的社会学印证。
新闻不是现实的镜像，而是通过框架“建构”出来的产品；而我们的社会正在变得像麦当劳一样：追求高效率、可计算、可预测和强控制。算法推荐、KPI 考核、舆情数据，都在试图把复杂的社会变成冰冷的数字。
在这种高度理性的牢笼中，我更加坚信“反常才是真相”。
作为顾问，我要警惕那些完美的数据报表，去关注那些无法被量化的情绪。比如一个父亲的愤怒，或者一群年轻人的无力感，又或者是关心孩子教育的公众。
看清了外部环境的残酷与复杂，管理者该如何行动？
3.
刘澜老师的《领导力就是说对十句话》和乔夫·夏普的《敏捷制胜》，让我在 2025 年对“领导力”这个词有了全新的体悟。
《敏捷制胜》中特里·库珀的故事让我热泪盈眶。
他曾是重金属乐队的鼓手，后来成为排长。1982 年的一场爆炸后，周边一片混乱恐怖，没人给他下命令，但他第一时间冲进废墟，徒手挖掘，在数吨重的混凝土下握住了一名受伤女性的手，跟她说了两个小时的话，直到她获救。
这个故事让我明白，领导力不需要堆砌那些华丽的形容词。外向、聪明、果断。
卓有成效的领导者，他们的共同点都在一个动词上：我来。甘地是这样，马丁·路德·金是这样，张瑞敏是这样，特里·库珀也是这样。在危机中，没人要求他们这么做，是他们主动站出来，定义了当下的局面，说：“我来解决问题。”
而要做到这种“我来”的担当，需要深厚的内功。
刘澜老师的书我反复读了多遍，尤其是关于“反思”和“组织隐喻”的章节。
他提出，组织有三种根比喻：机器、战场、家。如果富士康把组织当机器，员工自然就是螺丝钉；如果蒙牛伊利把商场当战场，那自然是你死我活；如果海底捞把组织当家，那你自然学不会。
比喻不是修辞，比喻决定了组织的命运。
结合《大学》的智慧，我在这本书的启发下总结了“反思七字诀”：知、止、定、静、安、虑、得。
很多管理者只会“假反思”。只问“怎么做才能更好”（小反思）。真正的大反思要问：我想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今天做的事，是在帮助我成为那样的人吗？
对于职场新人，我也只有一条建议：超越上司的期望。不仅问“做没做”，更要问“为什么做”。
当你开始思考“为什么”时，你就已经站在了上司的视角，这就叫向上管理，这就叫领导力。
对了，还有
本书并非一本随大流的“去中心化”颂歌，而是一次对管理者权威和科层结构的理性拨乱反正。
在“去老板化”、“扁平化”成为政治正确的今天，福斯和克莱因教授冷静地指出：并没有一种放之四海皆准的最佳组织形态。真正的挑战在于平衡两种冲突的力量：员工渴望的自主授权，与复杂环境下必须的高效规模化管理权威。
书中提出的“第二类权威”概念令我深以为然。这一类权威不再是传统的监督与制裁（第一类），而是侧重于设计系统、制定规则、分配资源**。正如张瑞敏所言，领导者不应只是船长，更应是船的架构师。
结合我作为 CMO 的实战经验，我对书中提到的决定组织设计的“五要素”（决策速度、知识分布、关键知识、掌控感、程序公正）感触颇深：
区域市场管理：这是一个典型的“去中心化”场景。
由于需要利用一线的实时知识（关键知识在基层），且决策紧迫性相对较低（决策速度），我们应赋予区域团队极大的自主权（掌控感），通过“自下而上”的共创来激发创新。
危机公关：这则是一个必须“高度集权”的场景。
危机黄金一小时的紧迫性（决策速度），要求决策权迅速收归总部（关键知识在高层），通过预设的公正程序（程序公正）让一线让渡自主权，从而实现如军队般统一的指挥与响应。
这本书让我更加确信：组织设计的艺术，不是盲目追求某种时髦的架构（如中台或铁三角），而是根据业务场景的独特属性，在自主与控制之间找到那个微妙的平衡点。
4.
如果说上述阅读是关于“入世”的兵法，是教我如何拿其武器战斗；那么 2025 年阅读的另一半，则是关于“出世”的心法，是教我如何放下武器，面对真实的自我。
这一年，我花了很多时间沉浸在丽贝卡·索尔尼特的《迷路指南》和奥尔加·托卡尔丘克的《云游》中。
索尔尼特说：“迷失，是遭遇陌生。这世界比你以为的要广袤。”
她对“迷失”的重新定义，治愈了我这一年很多的焦虑时刻。她提到了蝴蝶的蜕变、我们总以为蜕变是优雅的盛开，其实不是。把蛹切开，你看到的是腐烂。蝴蝶必须先在蛹里彻底解体，才能重组为飞翔的生命。
这让我想到了职业身份的丧失，以及我在笔记中写下的那段关于“社会坐标”的感悟。
失去职业定义，对一个 40 岁的人而言，类似一个做了 20 年 家庭主妇的女性，突然结束婚姻。此前数载，你的社会坐标是清晰的（x,y），你因工作而生，生命目的四舍五入几乎也只有工作。
一旦失去 Title，你突然进入了真空。
这时候，你会发现身边的人分成了两类：一类人因为你的坐标缺失，与你的距离变得扑朔迷离；另一类人，无论你变成了怎样的(x1, y1)，他们依然保持着相对稳定的距离。这是逆境中最好的礼物。那些在坐标系崩塌后依然存在的关系，才是你真正的坐标原点。
在《云游》中，托卡尔丘克用她那手术刀般的笔触，剖开了时间的秘密。
她区分了定居者的“循环时间”、商人的“线性时间”和旅行者的“碎片时间”。她对人体和世界的观察令我着迷。她写道：“我对反常感兴趣。反常会顶开锅盖，让剧烈翻腾的生活露出真相。”
那些完美的、对称的东西是无趣的，只有裂缝、畸形、不对称，才泄露了生物的本性。
读到这里时，我下意识地记录了自己的身体数据，试图用这种精确的、琐碎的、甚至带着瑕疵的描述，来对抗那个被数字化、被麦当劳化了的抽象世界。
我在笔记里写道：“华为运动健康定义我是匀称型。我有过敏性鼻炎，左额头上方有一根白色长毛。我有十三双鞋，每次穿鬼冢虎，右脚大脚趾就会磨破。”
每个人都是一座城，看似城池谨然，其实断壁残垣。接纳这些断壁残垣，接纳身体的每一个瑕疵和衰老，就是接纳真实的自己。
这种对内心的探索，在多纳尔·瑞安的《奇花异果》和马可·奥勒留的《沉思录》中继续延宕。
在《奇花异果》中，父亲面对女儿的离去，感受到了“没有锚点的声音”。悲伤像飓风中翻腾的小鸟，无处落脚。那种文字里流淌出的爱尔兰式的忧伤，让我深刻体会到，爱是存在的最佳时刻，而失去是爱必须支付的代价。
为了寻找这种锚点，我重新细读了《沉思录》的卷三第 15 段。
奥勒留用的词是：偷窃、播种、购买、沉默。这四个词初看平平无奇，但细读之下，全是雷霆万钧的心灵动作。
“偷窃”，不是偷东西，而是把注意力从纷扰的欲望和忧虑中“偷”回来，回归当下；“播种”，是播下理性与德性的种子；“购买”，是用代价换取真正有价值的观念；“沉默”，是在无谓的纷扰中保持内心的宁静。
这需要“另一种视觉”。
在这个算法推荐和情绪宣泄的时代，我们太需要这种视觉了。我们需要像温图人（Wintu）一样，不以左右（自我中心）来定位，而是以东南西北（山川星辰）来定位。
自我只存在于与世界其他部分的关系中。没有你，没有山，没有太阳，没有天空。
2025 年的阅读之旅，始于对危机的防御，终于对迷失的接纳。
作为顾问，我学会了如何像特里·库珀一样，在废墟中说“我来”，用专业的SOP去治理舆论的菌落；作为个体，我学会了如何像丽贝卡·索尔尼特笔下的蝴蝶一样，接受“腐烂”作为蜕变的序曲，在人生的旷野中重建坐标。
世界是狂野的，舆论是喧嚣的，系统是冰冷的。
但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需要在心中放一只“空的雨桶”（雷蒙德·卡佛语）。
不要试图填满它，不要试图控制它。
去迷路，去观察，去让那些自然的馈赠。无论是清甜的草木香，还是刺痛的荆棘。
一一滴落在桶里。
这就是我在 2025 年通过这 63 条笔记学到的最重要的事：在舆论的菌落中保持清醒，在人生的旷野里练习迷失。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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