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学经典文章丨王文宝：京味儿文化|京味儿|单弦|戏曲|数来宝|曲艺|民俗学

京味儿文化

作者：王文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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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宝（1929—2014），北京人，1955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民俗学家，中国民俗学会和中国俗文学学会创建者之一，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专家委员会委员。专攻中国民俗学史、中国俗文学史和北京民俗文化研究。著有《中国民俗学史》等。

文化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此文,我们来谈谈京味儿文化。

从商周时的燕国到社会主义的中国首都北京，在漫长的历史积淀中，保存有丰富的史前文化及其以后社会发展的大量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独特的魅力，为世人瞩目。

北京最早的居民是房山区周口店龙骨山的“北京人”。北京夏商以前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产广泛存在于各县区：门头沟区东胡林人遗址距今约一万年；平谷区上宅遗址、北埝头遗址距今约六七千年；昌平区雪山遗址包含三个文化层次，上起距今五六千年，下迄夏商时代；此外,在密云县燕落塞、怀柔区喇叭沟门、顺义区魏家店、通州区三间房、海淀区中关村、朝阳区立水桥等许多地点均有新石器文化遗迹发现；近年在延庆县葫芦沟还发现了山戎族文化遗址。“这表明在距今一万年至四五千年间的氏族社会时期，北京地区的先民们已离开自然的山洞，而在更广阔的地区形成了聚落。北京地区最早出现的国家是蓟和燕；最早的都城是蓟城和琉璃河古城。蓟和燕当系商殷时代在今北京地区自然形成的小国；周初成为周分封的诸侯国。约公元前7世纪，燕并蓟。燕在战国时代成为‘七雄’之一，至公元前3世纪被秦所灭。蓟存在了400年以上；燕存在了800年以上。琉璃河古城系古燕国都城，城址已发现，初建年代不晚于商末，公元前7世纪燕并蓟徙都于蓟城后被废弃，遂湮没。这座古燕都存在了400年以上。蓟城是北京地区历史最为悠久的一座城市，始建年代不晚于周初，或更早。由于古永定河的泛滥和河道变迁，古蓟城很可能有过迁移，汉以前的城址尚不能标定；在北魏以后的位置能确定在今北京市区的西南部，即广安门一带。今天的北京城就是在古蓟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北京，有着极为悠久的历史。约在 50 万年前即有猿人栖息于此，是人类祖先“北京人”的故乡。据史书记载和考古发掘，远在商周之时这里就建有燕国。《史记•燕召公世家》记载：“召公爽与周同姓，姓姬氏。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考古工作者于1962—1978年在北京房山区琉璃河乡发掘出商周古城墙遗址，当是3000年以前的遗址，发掘之墓葬中有一高62厘米、重41.5公斤的青铜礼器“堇鼎”，内壁铭文有“匽侯令堇馔食大保于宗周”等字，“匽侯”即是“燕侯”。自那时起，北京就是汉族与北方各民族交接和交往之地。弱小之燕，立国长达八百余年，可见其民坚韧自强之精神，司马迁在《史记》赞之曰：“燕 ( 外 ) 迫蛮貉，内揩齐晋；崎岖强国之间，最为弱小，几灭者数矣。然社稷血食者八九百年，于姬姓独后亡，岂非召公之烈耶！”由此“燕赵多悲歌慷慨之士”成为公论，于民风之形成与继承影响深远。

1972年11月16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包括有文物、建筑群、遗址，“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由地质和生物结构或这类结构群组成的自然面貌”、“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地质和自然地理结构以及明确划定的濒危动植物种生态区”、“有突出、普遍价值的天然名胜或明确划定的自然地带。”1989年11月15日通过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0月会议建议案说：“民间创作 ( 或传统的民间文化 ) 是指来自某一文化社区的全部创作，这些创作以传统为依据。由某一群体或一些个体所表达并被认为是符合社会期望的作为其文化和社会特性的表达形式；其准则和价值通过模仿或其他方式口头相传。它的形式包括：语言、文学、音乐、舞蹈、游戏、神话、礼仪、习惯、手工艺、建筑术及其他艺术。” 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予以了高度重视，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和措施：《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国发2005]42号 )，决定从2006年起，每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为我国的“文化遗产日”，并指出了保护我国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文化遗产包括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物质文化遗产是具有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文物，包括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石刻、壁画、近代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等不可移动文物，历史上各时代的重要实物、艺术品、文献、手稿、图书资料等可移动文物；以及在建筑式样、分布均匀或与环境景色结合方面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历史文化名城 ( 街区、村镇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种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世代相承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包括口头传统、传统表演艺术、民俗活动和礼仪与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艺技能等以及与上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

我国文化遗产蕴含着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想象力，体现着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是各民族智慧的结晶，也是全人类文明的瑰宝。保护文化遗产，保持民族文化的传承，是连结民族情感纽带、增进民族团结和维护国家统一及社会稳定的重要文化基础，也是维护世界文化多样性和创造性，促进入类共同发展的前提。加强文化遗产保护，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的珍贵资源。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我国的文化生态正在发生巨大变化，文化遗产及其生存环境受到严重威胁。不少历史文化名城 ( 街区、村镇 )、古建筑、古遗址及风景名胜区整体风貌遭到破坏。文物非法交易、盗窃和盗掘古遗址古墓葬以及走私文物的违法犯罪活动在一些地区还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大量珍贵文物流失境外。由于过度开发和不合理利用，许多重要文化遗产消亡或失传。在文化遗存相对丰富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由于人们生活环境和条件的变迁，民族或区域文化特色消失加快。因此，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刻不容缓。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要从对国家和历史负责任的高度，从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高度，充分认识保护文化遗产的重要性，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切实做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北京文化或京味儿文化，是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由汉族、回族、乌桓族、羯族、鲜卑族、奚族、契丹族、女贞族、蒙古族、满族等共同创造的。

西汉初乌桓族为东胡的一支迁至渔阳（在今北京密云县西南）；匈奴别部羯族的石勒公元319年占渔阳建立了后赵，次年攻占了幽州城；鲜卑族是东胡的另一支，慕容隽于“东晋永和五年（349）”“起兵攻后赵，次年攻占幽州城，并迁都于此，北京首次成为少数民族所建国家的都城。”奚族是隋唐时鲜卑的一支，《北京传统文化便览》说：唐开元二十年（732）“奚族部众被安置在范阳归义州（今北京良乡）。唐代，幽州城及其周围地区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唐高宗初年，一千余户归降的靺鞨人被迁入幽州，住在昌平一带。唐太宗征服了突厥，‘来降者甚众’，一批突厥人曾迁居幽州城内。当时，营州（地域相当今辽西走廊及其以西河北东北部）的突厥、靺鞨、奚室韦，以及契丹等少数民族，大部分陆续迁徒到幽州的良乡1路（今通县）、昌平、蓟州（今北京东北部，河北三河、玉田等八县）、安次（今河北安次西）。”公元 916年耶律阿保机建立了契丹国，后改称“辽”；936年从后晋得燕云十六州，将幽州城升为南京（燕京）作为它的陪都；1115年靺鞨后裔女贞族建立大金，1122年攻入燕京，1127年灭北宋，1153 年完颜亮迁都燕京，改称中都；蒙古族 1215年攻占中都，改建大都是为元朝；明末，女贞族改称满族，1644年攻占北京，是为清朝。众多的渔猎民族、游牧民族、农耕民族，在长达约一千六百多年的交往、互相影响中，逐渐孕育出了独具特色的深受人们喜爱的京味儿文化。

北京16个区县散布着数不胜数的古文化遗址，长城、故宫、颐和园、天坛、周口店“北京人”遗址、明清皇家陵寝，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1. 长城：1987年12月入选。世界遗产委员会评语：

约公元前 220年，一统天下的秦始皇，将修建于早些时候的一些断续防御工事连续成一个完整的防御系统，用以抵抗来自北方的侵略。在明代（1368-1644年），又连续加以修筑，使长城成为世界上最长的军事设施。它在文化艺术上的价值足以与其在历史和战略上的重要性相媲美。

2. 故宫：1987年12月（北京故宫）、2004 年7月（沈阳故宫）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委员会评语：

紫禁城是中国五个多世纪以来的最高权力中心，它以园林景观和容纳了家具及工艺品的 9000 个房间的庞大建筑群，成为明清时代中国文明无价的历史见证。

沈阳的清朝故宫包括 114 座建筑，始建于 1625 年至 1626 年间，到 1783 年完成，包含有一个重要的图书馆。它见证了势力扩展到这个国家的中心地区并将都城迁移到北京之前，这个统治中国的最后一个王朝的根基。这座宫殿后来成为北京皇宫的陪都。对于清朝的历史及满族与中国北方其他部族的文化传统而言，这座非凡的庞大建筑群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证据。

3. 颐和园：1998 年 11 月入选。世界遗产委员会评语：

北京颐和园始建于 1750 年，1860 年在战火中严重损毁，1886 年在原址上重新进行了修缮。其亭台长廊、殿堂、庙宇和小桥等人工景观与自然山峦和开阔的湖面相互和谐、艺术地融为一体，堪称中国风景园林设计中的杰作。

4. 天坛：1998 年 11 月入选。世界遗产委员会评语：

天坛建于公元 15 世纪上半年，坐落在皇家园林当中，四周古树环抱，是保存完好的坛庙建筑群，无论在整体布局还是单一建筑上，都反映出天地之间的关系，而这一关系在中国古代宇宙观中占据核心位置。同时，这些建筑还体现出帝王将相在这一关系中所起的独特作用。

5. 周口店“北京人”遗址：1987 年 12 月入选。世界遗产委员会评语：

周口店“北京人”遗址位于北京西南 48 千米处，遗址的科学考察工作仍然在进行中。到目前为止，科学家已经发现了中国猿人属北京人的遗迹，他们大约生活在中更新时代，同时发现的还有各种各样的生活物品，以及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8000年到 11100年的新人类的遗迹。周口店遗址不仅是有关远古时期亚洲大陆人类社会的一个罕见的历史证据，而且也阐明了人类进化的进程。

6. 明清皇家陵寝（包括明显陵、清东陵、清西陵、明十三陵、明孝陵、盛京三陵）：2000 年 11 月—2004 年 7 月 1 日入选。世界遗产委员会评语：

明清皇家陵寝：依照风水理论精心选址，将数量众多的建筑物巧妙地安置于地下。它是人类改变自然的产物，体现了传统的建筑和装饰思想，阐释了封建中国持续 500 余年的世界观与权力观。

建于 20 世纪初的沙滩北京大学的红楼，1919 年在这里发起了举世闻名的“五四”爱国运动，1935 年掀起了要求抗日、反内战的“一二九运动”。我国许多著名学者、革命家，曾在这里工作、战斗，北大红楼的李大钊纪念室和毛泽东工作处供人瞻仰。北大红楼已成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京味儿文化还突出地表现在饮食和文学艺术方面。

一、饮食方面

北京的菜系大体分为宫廷菜、官府菜、名店菜、家常菜几类。宫廷菜如满汉全席、官府菜如谭家菜，而以名店菜和家常菜等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占主导地位。名店菜众多：如便宜坊、全聚德的烤鸭、东来顺的涮羊肉、同和居的“三不沾”、又一顺的“它似蜜”、烤肉季的“烤羊肉”、烤肉宛的“烤牛肉”、两益轩的“炝羊肉”、白魁老号的“烧羊肉”、砂锅居的“白肉”、西德顺的“爆肚儿”、萃华楼的“芙蓉鸡片”等等。一般老百姓家里常吃的以熬白菜、烧茄子、炒麻豆腐最为常见，而饭菜合一为一大特色，如片儿汤、煮疙瘩汤、煮嘎嘎儿、糊塌子、烙盒子、榆钱儿糕、菜粥以及立春的荷叶饼卷合菜等。

北京饮食文化中的糖果糕点自辽金以来逐渐发展成为名品。有人说：“有些糕点从辽金时期已有。如过去的‘艾糕’、‘栗子糕’、‘水晶糕’以及今天仍然存在的重阳花糕、蓼花、桃酥、糕干等等；宫廷糕点中的毕罗，市食糕点中的蓼花、桃酥、糕干、栗子糕等等，都是从汴梁、临安和江南等地传入北京的糕点。”王仁兴《大众饮食谈古》中说：“像节令糕点中的七夕巧果、重阳花糕、宫廷糕点中的毕罗，市食糕点中的蓼花、桃稣、糕干、栗子糕等等，都是从汴梁、临安、临安和江南等地传入北京的。”“早在公元十世纪，每至农历五月初五，这里就有渤海膳夫做的‘艾糕’”。现在仍可见的有“京八件”、萨其玛、自来红、茯苓饼、糖瓜儿、关东糖、蜜饯果铺等等。象征吉祥的有百事大吉盒儿。明朝刘若愚《酌中志》说：“正月初一正旦节，……饮椒柏酒、吃水点心，即扁食也……所食之物，如曰‘大吉利盒’者，柿饼、荔枝、圆眼、栗子、熟枣、共装盛之。”李家瑞《北平风俗类征》引《燕都杂詠•注》曰：“宫中除夕，以门栓跌地，名‘跌千金’，百合柿饼飣盘，名‘百事大吉盘’”，有的将桔子列入。

风味儿小吃最为丰富多彩。有豆汁儿、焦圈儿、盆儿糕、驴打滚儿、爆肚儿、炒肝儿、豆腐脑儿、灌肠、豌豆黄、烧麦、锅贴儿、杏仁儿茶、茶汤、荷叶粥、褡裢火烧、芸豆卷儿、蜜麻花儿、面茶、卤煮火烧、羊头肉、江米面炸糕、烫面儿炸糕、冰糖葫芦儿、酸梅汤、挂拉枣儿、果子干儿、玫瑰枣儿、炸咯咋盒儿、油炒面儿、山楂糕等等。

二、文艺方面

北京文化，在文学艺术方面诸如戏剧、曲艺等方面表现得很突出、很出色。

（一）戏曲

元杂剧

元大都是元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其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市民阶层不断扩大，对文化生活有着迫切的要求。大批有才华的文化人吸取宋金杂剧、诸宫调等艺术营养创造了一种完美崭新的文艺形式“元杂剧”。它是一种有说有唱、载歌载舞的表演故事的戏剧。一般是每本四折、演唱四套宫调曲子、每折用同一宫调的若干曲牌组成套曲，有时还加一个“楔子”，是中国戏剧走向成熟的标志。在钟嗣成《录鬼簿》“前辈已死各宫才人，有所编传奇行于世者”的 56 个人中，标明大都人的就有 17 人。关汉卿现存其剧本有《窦娥冤》、《调风月》、《哭存孝》、《蝴蝶梦》、《单刀会》、《救风尘》、《拜月亭》等 18 部，马致远著有《汉宫秋》、《岳阳楼》等，王实甫著有《西厢记》、《丽春堂》等，王仲文著有《王祥卧冰》，杨显之著有《潇湘夜雨》、《西寒亭》等，纪君祥著有《赵氏孤儿》，黄唐臣著有《斩邓通》，张国宾著有《汉高祖衣锦还乡》，孙仲章著有《白头吟》，赵明道著有《范蠡归湖》，李子中著有《崔子弑齐君》，石子章著有《竹坞听琴》，李逵普著有《汉丞相丙吉向牛喘》，费君译著有《才子佳人菊花会》，李时中著有《开坛阐教黄粱梦》（与马致远、花李郎、红字李二合写）。杨世祥《中国戏曲简史》说：“杂剧的前期作家，多是大都人；演员亦然，《青楼集》记载着著名女演员一百多人中，大都就有近四十人”。“由于元杂剧能够反映人民的心声，鼓舞人民的斗志，又能给人以很高的美的享受，所以很受城乡广大观众的欢迎。在城市就有‘当场敷演人钦敬’‘占排场曾使万人喝彩’的动人记载”。（《青楼集》）

2. 京剧

享誉海内外的京剧，是在清道光二十年以后至同治年间（约 1840-1860 年）由徽调、汉调、昆曲、秦腔等融合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以后而诞生的一个崭新的剧种。在行当上，大致分为生、旦、净、丑几个部分。生行包括老生、武生、红生、小生、娃娃生等；旦行包括青衣、花旦、武旦、刀马旦、老旦、彩旦等；净行包括铜锤花脸、架子花脸、武净、二花脸等；丑角，又叫小花脸、三花脸、丑行包括文丑和武丑两大类。在音乐上建立了以“皮黄”为主并擅长昆腔、吹腔、拨子、南锣等地方戏曲腔调的音乐、板式规范化，形成了包括导板、原板、慢板、二六、快板、散板等的“西皮”和包括慢板、原板、散板、导板等的“二黄”为主体的曲调板式；融入了北京字音与湖广音相结合的清新醇美的乐感；改笛子为胡琴为主要伴奏乐器，大大增强了音乐表现力和感染力，徐慕云《中国戏剧史》说：“皮黄之托腔曩时皆吹双笛相和，颇费气力，腔调之转折亦欠灵活，故颇感不便……嗣后四喜班有王晓韶（芝山）者，首创废除吹笛，而代之以胡琴，托腔便觉较前和谐，取得一般人士之赞赏。”京剧产生了不少好剧本，涌现了众多著名表演艺术家和流派，如有“通天教主”之称的改革家王瑶卿，四大名旦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花旦的筱（翠花、于连泉）派，谭（君秋）派，老生的谭（鑫培）派、余（叔岩）派、马（连良）派、高（庆奎）派、麒（麟竟）派，净行的全（分山）派、郝（寿臣）派、侯（孝瑞）派、裘（盛戒）派、袁（世海）派，武生的杨（小楼）派、尚（和玉）派、盖（叫天）派，戏曲理论家齐如山、翁偶虹等等。2010 年，京剧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3. 评剧

1910 年左右形成于河北省唐山的“唐山落子”于 1930 年流入北京，人们叫它“蹦蹦戏”。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著名演员白玉霜等在道白和唱腔上进行北京化的改革，称之为评剧，后乃风行起来。新中国成立后，这个以板胡为主要伴奏乐器的剧种得到了大发展，丰富了音乐，创设了男腔，涌现了小白玉霜（李再雯）、新凤霞、喜彩莲、魏荣元、马泰、张德福、陈少舫等一大批著名表演艺术家。

4. 北京曲剧

它是 1950 年在老舍先生的大力支持下，由奉调大鼓著名演员魏喜奎、单弦著名演员顾荣甫、尹福来等创立的，创作了不少剧目，受到观众的欢迎，《杨乃武与小白菜》还被拍成了电影在全国放映。

三、曲艺

北京自金元以来就有诸宫调、说书等说唱艺术在社会流传。而从清朝初年开始，逐渐形成以北京语音表演的子弟书、单弦、京韵大鼓、梅花大鼓评书、相声数来宝、双簧、联珠快书、太平歌词、奉调大鼓、京东大鼓、北京琴书等。

（一）子弟书和单弦

清代初年，旗籍子弟在军队中利用俗曲和萨满教巫歌“单鼓词”，编词演唱以八角鼓击节自娱，叫“八旗子弟乐”。传入北京后，约在乾隆初年，一些北京旗籍子弟以此种曲调为基础创造出一种七言为体，没有说白、以叙述故事为主的书段，演唱时仍以八角鼓击节，正式称为子弟书。并形成“东城调”（又称“东韵”）和“西城调”（又称“西韵”）：前者粗犷，擅长演慷慨激昂的故事，以韩小窗为代表作家；后者委婉，以演爱情故事见长，以罗松窗为代表作家。嘉庆年间传入民间，有了职业艺人，多为盲者。清末北京又出现了了南城调、北城调两个支派，“以曲调流畅，节拍较快受到人民的喜爱。嘉庆三年 (1798 年 )，东韵随北京闲散清室人员被遣送盛京 ( 今沈阳市 ) 而传入东北。同时，西韵也传入天津，与天津的民间曲调、语言相结合，称为‘卫 ( 天津卫 ) 子弟书’，后又称‘西城板’。子弟书至 1900 年左右已见衰竭，但是作品多被北方的各种大鼓书、牌子曲采为脚本演唱。曲调也保留着一定影响，如现在的东北大鼓，相传即是子弟书与东北流行的弦子书曲调结合形成的。在单弦中，吸收了西韵艺人石玉昆的部分唱腔，称为‘石韵书’。另外，南城调、北城调也是单弦经常使用的曲牌”( 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 • 戏曲曲艺》卷 )。著名作品有，早期的如罗松窗的《红拂私奔》、《杜丽娘寻梦》、《庄氏降香》等，道光年间的鹤侣氏 ( 本名“奕赓”) 的《鹤侣自叹》、《借靴》、《老侍卫叹》、《女侍卫叹》等，晚期的有韩小窗的《长坂坡》、《周西坡》、《草诏敲牙》、《得钞傲妻》、《露泪缘》等 35 种。有满汉合璧《寻夫曲》存世，以中短篇为主，也有长篇如佚名的《全彩楼》，多取材于小说、戏曲故事或现实社会题材。

《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卷、《中国戏曲曲艺词典》等引证有关资料说：“八角鼓原是满族在关外牧居时的民间艺术。满族人民常在行围射猎之暇，以八角鼓自歌自娱。”清康熙时李声振的《百戏竹枝词》介绍“八角鼓”说：“八角鼓，行八角，手击之以节歌，都门有之。”而在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的记载中已有“单弦”一词出现；文小槎者，外火器营人，曾从征西域及大小金川，奏凯归途，自制马上曲，即今八角鼓中所唱二单弦杂牌子及岔曲之祖也。其先本曰小槎曲，简称为槎曲，后讹为岔曲，又曰脆唱，皆相沿之讹也。此皆闻之老年票友所传，当大致不差也。乾隆末年以后，满族旗籍子弟多组织票房编词演唱自娱，包括“岔曲”、“群曲”（鼓板锣钹和弦乐伴奏、多人齐唱、轮唱 )“拆唱八角鼓”（三五人分包赶角演唱）、“单弦”、“双头人”（一人操三弦伴奏，一人持八角鼓击节演唱 ) 五种形式。

其中之“单弦”，由于人少，伴奏简单，曲词优美，不久便在北京、天津、东北流传不衰。开始是自我娱乐，后来也为亲友聚会或喜庆助兴，业余非营业性质。约自 1880 年起，随缘乐 ( 本名“司瑞轩”) 自编曲词在茶馆里演唱并对唱词内容和唱腔进行了改革，乃逐渐成为一个独立的曲种。它是一种曲牌联套体式，以三弦伴奏为主，故称“单弦”或“单弦牌子曲”。《道咸以来朝野杂记》曰：“每段更换一调，故呼为杂排 ( 牌 ) 子。其调多至三十余种。所常用之名，有金钱莲花落、云苏调、南城调、倒推船、叠断桥、罗江怨、南锣、翠莲卷、数唱、快书、湖广调、靠山调之类。开唱时，必有数句，曰曲儿头，住头处曰卧牛儿，尾声非以快书即以数唱儿结之，亦由慢而改紧，今之所谓单弦者，即拆之排子曲中之余也。”曲调丰富，写景抒情叙事皆很擅长，题材广泛，以短篇为主，先后涌现有德寿山、全月如、荣剑尘、常滴田、谢芮芝、曹宝禄、谭风元、石慧儒等许多著名演员。有一人自弹三弦坐唱和一人弹三弦伴奏，另一人自击八角鼓击节站唱两种。前者多为走街串巷盲艺人演唱，后者为一般舞台演唱。著名曲目有《穷大奶奶逛万寿寺》、《杜十娘》、《高老庄》、《翠屏山》、《凤仪亭》、《胭脂》等，解放后新编曲目有《青年英雄潘天炎》、《邱少云》等。

（二）京韵大鼓

原流行于河北沧州、河间一带的木板大鼓，由演员自击书鼓和木板演唱，以长篇大书为主。1870年传入天津、北京，经胡十、宋五、霍明亮改造，伴奏增加了三弦、四胡，特别是经过刘宝全的革新使“京韵大鼓”脱颖而出。刘宝全曾先后师事胡十、霍明亮，并曾为宋五伴奏，因能博采众长，技艺比较全面。1990 年，他到北京演唱以后，为适应听众的欣赏习惯，放弃了乡土口音，改以北京的语音声调来吐字发音，吸收石韵书、马头调和京剧的一些唱法，创造新腔，专唱短篇曲目。因其为京腔京调，故名“京韵大鼓”，也叫“京音打鼓”。刘宝全嗓子好，声调甜润清亮，基本功扎实，有木板大鼓和京剧的根底，又有创新精神，逐渐形成了京味儿的“说中有唱、唱中有说”的说唱风格，叙事、抒情均佳。他在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汉口、济南等地演唱，红遍大江南北，博得了“鼓界大王”的美誉，人称之为“刘派”。张小轩以京音纯正，“具有气脉贯通一气呵成的特点”，称为“张派”；白云鹏“以腔调柔美，演唱风格朴素自然见长”，被称为“白派”京韵大鼓；以后白凤鸣又创造了以苍凉悲壮的“凡字腔”见长的“少白派”；骆玉笙（艺名“小彩舞”）“以音域宽阔、抒情色彩浓郁见长”成为“骆派”。（参见《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卷）

（三）梅花大鼓

清末，在北京北城流传一种“清口大鼓”，后到南城演出称为“南板梅花调”，原来的“清口打鼓”被改称“北板大鼓”。金万昌在继承“南板梅花调”创始人文玉森唱法的基础上进行改革，创造新腔，嗓音宽，韵味醇厚，行腔低回缠绵富于感染力，形成了著名的“金派”、“梅花大鼓”。由一人自击鼓板演唱，三弦、琵琶、四胡伴奏。20 世纪 30 年代，曾为金万昌伴奏的三弦琴师卢成科进行音乐改革，开拓了高腔音域，充实了“过门”，与花四宝的高低音自如的演唱相配合，形成了“悲、媚、脆”的“卢派”（或“花派”）；20 世纪 50 年代，著名琴师白凤岩再次进行改革，“丰富了变调的艺术手法，灵活地插入曲牌和小曲之词”，称为“新梅花调”。

（四）北京琴书

在清代，河北省安次县和北京郊区农村流行一种“五音大鼓”，多为农闲时农民自娱性质，约于 19世纪末逐渐有了专业艺人到北京、天津演出。20 世纪 30 年代通县乐亭大鼓艺人翟青山在北京电台改为用北京语音演唱，只用扬琴伴奏，称为“单琴大鼓”。1986 年 6 月 6 日《北京晚报》刊载宋家玲的《关学增和北京琴书》一文。关学增说：“打很早的时候起，京南一带就流传着一种民间俗曲，叫梨铧调。到了清朝的中后期，发展成五音大鼓。怎么叫‘五音’呢？演员的唱算是‘一音’吧，三弦、四胡、扬琴、鼓板这四样乐器伴奏，是四音，统共加到一块儿不就是‘五音’了？”以后流传到京城，受到群众的欢迎，出现了像田玉福那样的名演员。等到了他徒弟一辈，五音大鼓的影响就越发地大了起来。特别是翟青山先生上电台说唱长书，一说就一两个月，听众听得入迷。后来，在一个很偶然的机会里，翟青山在说唱时只用一台扬琴伴奏，听众反映好听，清新优美。打那时候起，他就用单琴伴奏，五音大鼓也随着改为单琴大鼓。可是也有人为了加大音量，仍然加上四胡。这就有了两个名儿，有叫单琴大鼓的，也有叫琴书的。解放后，我决定突出地方特色，把自己说唱的琴书命名为‘北京琴书’，同行的艺人都很赞同，从此，北京琴书的名儿就固定了下来。”《考神婆》、《长寿村》等是他新创的著名曲目。

（五）评书

它是由古代“说话”中的“讲史”发展演变而来，在考古发掘中已有汉代说书陶俑文物。北京评书约形成于清朝初年。清康熙年间李声振《百戏竹枝词》咏“评话”：“醒木轻敲小扇翻，胸饶野乘口成编。与君一夕评今古，占毕诗云胜十年。”诗前注曰：“其人持小扇指画，谈今古稗史事，以方寸木击以为节，名曰‘醒木’。亦鼓词类。颇叠叠不倦也。”据连阔如《江湖丛谈》说，北京评书是明末清初鼓书艺人王鸿兴所创，他到南方献艺拜柳敬亭为师，后至北京被传入皇宫表演，“因禁地演唱诸多不便，遂改评讲。就以桌凳各一，醒木一块，去其弦鼓，用评话演说，评书由此俱兴。”相传他所传弟子有安良臣、邓光臣、何良臣谓之“三臣”。此后用北京语音说评书很快在天津、河北、东北三省流传。清末以来的著名评书演员有双厚坪、潘诚立、王杰魁、陈士和、连阔如、段兴云、赵英颇、袁润成、陈荫荣、单田芳、田占义、刘兰芳、田连元、连丽如等等。后来评书已流布全国。

评书结构严整，引人入胜。擅于长篇，中短篇亦佳。长书一般包括几个大段落，称为“柁子”，每个柁子围绕一中心事件展开讲述，如《水浒传》中的“三打祝家庄”；一柁子中分几个“梁子”述一小故事，如“三打祝家庄”中的“石秀探庄”；一个梁子有若干引人悬念的“扣子”；“扣子”中又往往包括有一些“小扣子”。评书艺人使扣子的技巧叫“笔法”，有正笔、倒笔、插笔、伏笔、暗笔、补笔、惊人笔等。有说、有摹拟、有评论。所说书目，有以历史故事为题材的“袍带书”，如《西汉演义》、《东汉演义》、《三国演义》、《隋唐》等；有以侠义之士多使用短兵器为战的“短打书”，如《三侠五义》、《施公案》等；有以历史战争故事为题材武将多使用长兵器的“长枪书”( 也叫“着甲书”)；讲神怪故事的“神怪书”，如《西游记》、《聊斋》等。解放以后改演了一批很有教育意义的新评书，有现代题材的，也有历史题材的，如《红岩》、《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烈火金刚》、《平原枪声》、《百年风云》、《千古功臣张学良》等等。电台有“空中书场”节目，电视评书也在东北、北京等地播演，深受广大听众的欢迎。

（六）相声

相声约形成于清代乾隆年间 (18 世纪中叶 ) 的北京。系由古代俳优、参军、隔壁戏等说表艺术发展而来。1908 年出版英敛之《也是集续篇》记载说：“更有一名曰相声，实滑稽传中特别人才也。其登场献技并无长篇大论之正文，不过随意将社会中之情态摭拾一二，或形相，或音声，摹拟仿效，加以讥评，以供笑乐，此所谓相声也。该相声者，每一张口，人则捧腹，甚有闻其趣语数年后向人述之，闻者尚笑不可抑，其感动力亦云大矣。”初流行于北京、天津，用北京方言，说、学、逗、唱，是以语言为主要表演手段的一种讽谕喜剧性的艺术。有一个人表演的“单口相声”，两个人合说的“对口相声”，三个人或三人以上表演的“群活儿”。其结构一般包括做为引子的“垫话儿”、过渡的“瓢把儿”、正文儿的“活儿”和结尾的“底”四部分，今常把“瓢把儿”做为“引子”，略去了原来的“垫话儿”。新中国成立后，在老舍、罗常培、吴晓铃、侯宝林等的努力下，对相声进行了改革，净化了内容，用普通话表演整理了传统段子，涌现了许多新作品，不但有讽刺性的，也有了歌颂性的。它已成为广大人民喜闻乐见、雅俗共赏的热门文学艺术形式，并受到外国学者的重视，影响远及美洲。丁广泉就培养了不少“洋弟子”，加拿大的“大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已成为群众所喜爱的“洋笑星”。现有传统相声约 300 多段，如单口相声《连升三级》、对口相声《改行》、群活儿的《扒马褂》等，听众百听不厌。新创作的相声如《婚姻与迷信》、《夜行记》、《买猴儿》、《如此照相》、《威胁》等等，很受欢迎，还出现了藏语相声。毛泽东喜听侯宝林的相声。清代以来还有马麻子、朱绍文 (“穷不怕”)、李德锡 (“万人迷”)、焦德海、高德明、张寿臣、常连安、马三立、常宝堃、郭荣启、马季、姜昆、苏文茂、李文华、侯跃文、牛群、冯巩等一大批著名相声艺人。

（七）双簧

前边桌子后坐着一人，跟随椅子后边蹲着的人的话语或唱词表演动作，两个人配合默契，以幽默的音声和表情愉悦观众，是北京的一种土产艺术，以孙宝才、王文禄的技艺最为著名。孙宝才，人称“大狗熊”。据孙宝才讲，双簧是由唱单弦的艺人黄辅臣给慈禧太后演节目时诞生的：有一回黄辅臣嗓子坏了，慈禧太后召他进宫唱单弦，他在前面假唱、儿子藏在他长衫后代唱，在他得赏钱磕头谢恩时把儿子露出，慈禧不但没怪罪反觉形式新颖。此后这种曲艺新品种就为北京人所接受。坐在前面的实际是一种哑剧表演，用大白画眼抹嘴、头戴假小辫儿，称为“前脸儿”；藏在后边说唱的称作“后脸儿”。这种扮相可笑、表演滑稽的节目，使人看了无不捧腹大笑。1985 年 4 月 16 日《北京晚报》脱士明对孙宝才的表演以《相儿逗、味儿足、包袱脆》为题介绍了“双簧”的特点：“双簧表演的高潮是安排在甲被乙‘捉弄’后的处理上：乙说的是岳飞出营打仗，三声炮响，前两声是惊天动地，唯独第三声不响，甲惊恐地等待着，结果突然在甲的耳边爆炸。此外，小姑娘撒娇，不住地扭腰，没完没了，使演员难以坚持；苏三泣不成声的演唱，以至引起演员的悲痛而放声大哭；这三段都是在甲不耐烦和无法容忍的情况下收场的。而最响的包袱就是在掌握不耐烦情绪的火候上，甲本来完全化到角色里认真地做戏，但被捉弄到了无可奈何之际，便突然从角色中蹦跳出来，这时观众的笑声也像火山爆发一样，猛然炸开，又响又脆。”从前“双簧”多在天桥、隆福寺和护国寺等庙会上演出，改革开放以后，在春节地坛庙会和电视屏幕上，也能欣赏到孙宝才的精彩表演。

“双簧”一词已成为人们的比喻用语，把那些一个在前台出头露面、一个躲在后边紧密配合，称之在演“双簧”。

（八）数来宝

数来宝为北京曲种之一。它是明代由乞讨艺人表演而形成。两手中各握一扇牛胯骨，上扇缀红绒球的叫“龙头”，下扇系丝绦称“龙尾”，合扇系有 13 个小铃，俗称“十三太保”。艺人以之击节顺口编唱词，内容多是祝吉的。在民国三十年代，他们常到店铺或办喜庆事家说唱讨钱，特别是在新春佳节之时更常见他们的身影。后来由牛胯骨改为两块大竹板拴成的“大板”和五块小竹板拴成的“节子板”。可一个人边打板边说，也可两个人对唱。清末民初已开始进人小戏棚，著名艺人有曹德奎、刘麻子等。艺人需有丰富的历史知识和社会知识，并且脑子快，见景编词。句式为上下句，可一韵到底，更多的是中间随意换韵。数唱中可夹说白。解放后发展成为快板，以高凤山为其中杰出代表。传统曲目有《十字坡》、《杨志卖刀》、《打南口》等。在天津以李润杰为杰出代表，《火焰山》为其代表曲目，形成高派和李派快板流派，同时又有用天津口音演唱的“天津快板”的产生。它们都有着富于风趣的特点，为人们所喜闻乐见，涌现了不少好段子，如《青海好》等。

（九）联珠快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