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喂，你好，这里是上海……”
电话那头女人的声音，像一根细针，穿过滋啦作响的电流，扎进我的耳朵里。我攥着那冰凉的话筒，手心全是黏糊糊的汗，喉咙里像堵了一团干棉花。
“你好，我……我找一下苏琳。”
几秒钟的沉默，每一秒都像一年那么长。然后，那个声音再次响起，带着一种我听不懂的警惕，“我就是，请问你是哪位？”
我叫陈劲。这个名字，连同我这个人，当时正被埋在陕西关中平原一个砖窑厂的煤灰里，一钱不值。
但在此刻，我必须把它从灰里刨出来，对着这根连接着我爹性命的电话线，用力地喊出去...
一九八九年的夏天，绿皮火车吐出一股浓重的白烟，把我扔在了宝鸡车站。
我从车厢里挤出来，身上那套洗得发白的旧军装已经不成样子。
脚踩在站台上，一股热浪夹杂着煤烟、汗酸和泡面味儿，猛地灌进鼻腔。
五年了，我在北边冰天雪地的军营里待了五年，几乎忘了老家夏天是这么个熏人的味道。
车站里的人像煮沸了的粥，到处都在冒泡，到处都在翻滚。
扛着麻袋的，抱着孩子的，操着南腔北调的，每个人脸上都挂着焦急和疲惫。
我把那个沉甸甸的军用帆布行李包往肩上颠了颠，里面装着我的全部家当：一套换洗的衣服，一本退伍证，还有部队发的二百多块钱退伍费。
我站在人群里，像一根木桩。兵当完了，可接下来往哪儿走，我心里一点谱都没有。
回家？
家里那几间土坯房，我闭着眼都能想起来。我爹的咳嗽声，我妈额头上的褶子，还有我哥为了娶媳妇欠下的一屁股债。
回家的慢车票在口袋里揣着，还有几个小时。
我找了个墙角，把行李包放在脚下，蹲了下来，点了根烟。烟是劣质的，呛人。
我看着人来人往，感觉自己跟这个地方格格不入。
在部队，一切都是直线，命令就是命令。在这里，所有东西都是乱的，人是乱的，声音是乱的，连空气都是乱的。
正当我抽第二根烟的时候，一阵吵嚷声传了过来。
不远处，两个穿花衬衫、喇叭裤的本地青年，正围着一个姑娘。
那姑娘的穿着打扮，在这片灰扑扑的人群里，显得格外扎眼。
一件浅色的呢子短外套，底下是条深色裙子，脚上一双干净的小皮鞋。她旁边放着一个精致的皮箱子，手里紧紧抓着一个皮挎包。
一看就不是本地人，更不是农村出来的。
那两个青年嬉皮笑脸，一个堵在她前面，一个绕到她身后，嘴里不干不净。
“妹子，去哪儿啊？咋一个人哩？”
“看你急的，是不是遇上难事了？跟哥说，哥帮你办！”
其中一个手已经伸出去，要去碰她的皮箱子。
姑娘急得脸都白了，一个劲儿地往后躲，嘴里说着“你们走开，你们别碰我东西”，声音又细又弱，带着哭腔，在那两个青年的哄笑声里，跟蚊子叫一样。
周围的人来来往往，有的人看一眼，就赶紧扭过头走开，生怕惹上麻烦。八十年代末的火车站，这种事不少见。
我把烟头在地上摁灭，站了起来。
我没说话，只是拎着我那个死沉的帆布包，一步一步走了过去。
我个子高，在部队练了五年，身板结实，剃着板寸，脸上没什么表情。我走到那两个青年旁边，把行李包往水泥地上一放。
“嘭”的一声闷响。
那两个青年吓了一跳，扭头看我。
我还是没说话，就那么看着他们。在部队练队列练出来的眼神，没什么温度。
穿花衬衫的那个，梗着脖子想放两句狠话，嘴张了张，瞅了瞅我比他粗一圈的胳膊，又把话咽了回去。
另一个碰了碰他，两人交换了一下眼神，悻悻地骂了一句什么，灰溜溜地钻进人群里不见了。
世界一下子安静了。
那姑娘还愣在原地，看着我，眼睛红红的，像受惊的小兔子。
“没事了。”我开口，声音有点干。
她这才反应过来，对着我连着鞠了好几个躬，“谢谢你，谢谢你同志。”
她的普通话带着点南方的软糯，跟我们这边的生硬调子完全不一样。
“举手之劳。”我准备拎包走人。
“等一下！”她叫住我，声音里还带着哭腔，“同志，我……我钱包被偷了。”
我停住脚，回头看她。
她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一边哭一边说。
她叫苏琳，从兰州那边过来，准备在宝鸡转车去西安，再去上海。刚才人多，她去买票的时候，一转眼，挂在身上的钱包和刚买好的车票就不见了。
“我钱都在钱包里，现在一分钱都没有了，也回不了家……”她说着说着，蹲在地上，抱着膝盖哭了起来。
一个姑娘家，人生地不熟，钱和票都没了。在这乱糟糟的车站，下一步会遇上什么，谁也说不准。
我蹲下，看着她。她哭得肩膀一抽一抽的，很无助。
我摸了摸自己上衣的口袋，里面是那二百多块钱退伍费。这是我回家后唯一的本钱，我爹的药，家里的开销，都指着它。
我沉默了一会儿，站起来，对她说：“你别哭了，去西安是吧？我带你去买票。”
她抬起头，满是泪水的眼睛里全是惊讶。
我没多解释，拎起自己的包，示意她跟上。售票口的人依旧多得像沙丁鱼罐头。我让她跟在我身后，用身体给她挤开一条路。在部队里抢饭练出的本事，这时候派上了用场。
“一张到西安的，最近的一班。”我把钱从窗口递进去。
售票员不耐烦地把一张印着油墨的卡片式车票和几张零钱拍了出来。
我把车票递给苏琳。
她拿着那张薄薄的票，愣住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眼泪又开始往下掉。这次不是害怕，是别的什么。
“行了，快上车吧，车马上开了。”我看了看站台上的大钟。
我把她送到去西安的站台。火车已经进站，人群开始骚动。
临上车前，她从挎包里掏出一个小本子和一支钢笔，非要我留下地址。
“我叫苏琳，苏州的苏，琳琅满目的琳。你叫什么名字？我以后一定会报答你的。”她很坚持。
“陈劲。用不着报答。”我随口说了句，但还是接過本子，潦草地写下了我老家的地址。
她小心翼翼地把本子收好，又从上面撕下一页纸，在上面写了串地址和电话号码，塞到我手里。
“这是我在上海的地址和电话，你以后要是有什么困难，一定要来找我，或者给我打电话。”她看着我，眼神很认真。
我捏着那张小纸条，点了点头，随手塞进了上衣口袋。一个萍水相逢的姑娘，上海，离我太远了。我没当回事。
汽笛长鸣，她被人群推着上了车。隔着车窗，她还在对我用力地挥手。
火车开动，很快就消失在视野里。
我转身，走向另一个候车室，那里停着回县城的绿皮慢车。车厢里一股子牲口味儿，混着旱烟的味道。
我找到一个靠窗的位置坐下，窗外的景物慢慢倒退，越来越荒凉，越来越熟悉。黄土塬，干枯的河道，零星的杨树。
这就是我的家。
车晃了三个多小时，才到县城。我又转了辆更破的班车，一路颠簸，尘土飞扬，终于在天黑前赶到了村口。
我爹和我妈早就等在村头那棵老槐树下。
看见我，我妈的眼泪当场就下来了，抓着我的胳膊翻来覆去地看。
我爹还是老样子，背着手，板着脸，但嘴角那点压不住的笑意出卖了他。他猛地咳嗽了几声，胸口像个破风箱。
家还是那个家，三间土坯房，院墙是用泥和石头垒的，风一吹就掉土。
屋里黑黢黢的，只有一盏十五瓦的灯泡，发出昏黄的光。我哥和我嫂子也在，嫂子挺着个大肚子。一家人围着一张破旧的八仙桌吃饭，饭是玉米糊糊和黑面馍。
饭桌上，我把我那笔被花掉了一大半的退伍费拿了出来。我妈接过钱，数了数，没说什么，只是眼圈又红了。
我爹抽着旱烟，烟雾缭绕。他问我：“部队回来了，有啥打算？”
我说：“还没想好。”
“想啥哩！”他把烟锅在桌腿上磕了磕，“你哥托人给你在镇上的砖窑厂找了个活儿，明儿就去上班。一个月能挣三十多块钱，踏踏实实干活，比啥都强。”
我没吭声，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在部队，我是神枪手，是训练标兵。我以为我退伍回来，至少能干点有头有脸的事。结果，等着我的是砖窑厂。
第二天，我还是去了。
砖窑厂就在镇子边上，终年冒着黑烟。我干的活是脱坯，把和好的泥装进模子里，做成砖坯，再拉到窑里去烧。
这是最累的活。夏天，太阳毒得能把人烤化，砖窑边上更是像个大火炉。一天干下来，汗水把衣服湿透了，再被尘土一糊，身上就结了一层泥壳。
晚上回到家，我脱下衣服，浑身的骨头都像散了架。躺在炕上，一动也不想动。
我哥过来，递给我一根烟。“劲子，刚开始是累，干习惯了就好了。咱农村人，没文化，除了下力气，还能干啥。”
我看着房顶上被烟熏黑的椽子，没说话。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每天天不亮就起床，顶着星星去砖窑厂，天黑透了才拖着一身疲惫回来。
我身上的兵味儿，很快就被煤灰和泥土的味道盖住了。手掌上磨出了厚厚的茧子，皮肤变得粗糙黝黑。我越来越沉默，话越来越少。
有时候，我也会想起宝鸡车站那个叫苏琳的姑娘。
那张写着上海地址的纸条，在我第一次洗那件军装的时候，就被搓成了纸浆，再也找不到了。
那个名字，那张脸，也随着砖窑厂的粉尘，一点点变得模糊起来。
上海，对我来说，比月亮还遥远。
秋天的时候，我爹的咳嗽越来越厉害，有时候咳得上不来气，脸憋得发紫。去镇上的卫生院看了看，医生说是老毛病，开了些便宜的草药，吃了也不见好。
家里为了给我哥娶媳妇，本来就欠着债。现在嫂子快生了，用钱的地方更多。我每个月从砖窑厂拿回来的那点钱，刚够给我爹买药。
我试过去县城找别的工作。武装部推荐我去一个国营厂子当保安，我去了，人家一看我是农村户口，连门都没让我进。
那年冬天特别冷，雪下得很大。我感觉自己就像这冬天里的一棵枯树，光秃秃的，看不到一点绿意。
过完年，开春了。地里的麦子刚返青，砖窑厂出事了。
那天下午，天阴沉沉的，像要下雨。
我和工友们正在窑边上干活，突然听到一声巨响，紧接着就是喊叫声。一个旧的窑洞塌了，塌方的时候，有几个工友正好在下面取土。
我爹就在里面。
我们疯了一样冲过去刨土。等我们把我爹刨出来的时候，他腿被一根掉下来的房梁砸断了，人已经昏了过去，嘴里全是血和泥。
我们用门板把他抬到县医院。
医生检查完，把我叫到一边，摇了摇头。
“腿是粉碎性骨折，问题不大。麻烦的是他的肺。”
医生指着一张黑乎乎的片子，“你看，全是阴影。老肺病了，在砖窑厂那种地方干活，是火上浇油。现在肺部感染很严重，必须马上转到省城大医院做手术，不然……人就危险了。”
我脑子“嗡”的一声。
“医生，做手术……大概要多少钱？”我颤着声问。
医生伸出五个手指头。
五千块。
我眼前一黑，差点没站稳。
五千块，在1990年的春天，对于我们这种家庭，就是个想都不敢想的天文数字。
我们把家里唯一一头老黄牛卖了，把我哥结婚时买的自行车卖了，把我妈陪嫁的银镯子也卖了。能卖的全都卖了。
我揣着这点钱，跑遍了所有沾亲带故的亲戚家。头磕在地上，好话说尽。有的人家叹口气，拿出十块二十块。有的人家直接关上门，说自己也困难。
一个星期跑下来，借到的钱加上卖东西的钱，离五千块还差着一大半。
我哥蹲在院子里，一晚上能抽掉一包烟。我妈的眼睛都快哭瞎了。我每天去医院给我爹送饭，看着他躺在病床上，一天比一天虚弱，疼得直哼哼，我的心就像被刀子割一样。
我感觉自己被逼到了墙角，一个走投无路的死角。我恨自己没本事，恨自己挣不来钱。一个在部队拿过三等功的兵，回到家，连自己爹的命都救不了。
那天晚上，下着雨，我回到家，浑身湿透。我妈在灯下给我和我哥纳鞋底，一边纳一边掉眼泪。
我回到自己那间小屋，像头困兽一样在屋里转圈。我把当兵时带回来的那个旧木箱子翻了个底朝天，想看看里面还有没有哪怕一丁点能换钱的东西。几枚军功章，几封家信，几件旧衣服。
一无所有。
我颓然地坐在地上，手在箱子底无意识地乱摸。忽然，我的指尖碰到了一个硬硬的方块。
我把它摸了出来，拿到灯下一看。
是一个小巧的，深蓝色的硬壳笔记本。
我愣住了。
我记起来了。
那天在宝鸡车站，苏琳把写了地址的纸条塞给我之后，这个本子不知道怎么回事，也跟着一起被我带了回来。我当时把它和退伍证一起塞进了木箱的夹层，后来就彻底忘了。
我的手开始发抖。
我颤抖着翻开笔记本。
里面的纸页很光滑，是我从没见过的质量。前面几页写着一些我看不懂的英文单词和公式。我一页一页往后翻。
在笔记本的扉页上，用娟秀的字迹，清清楚楚地写着两行字。
一行是地址。
另一行是电话号码。
这个被我遗忘在箱底快一年的电话号码，在昏黄的灯光下，像一点微弱的火星，突然跳进了我的眼睛里。
我不知道这个电话还能不能打通。我不知道她一个年轻姑娘，能帮上什么忙。我甚至不知道，她还记不记得我这个只见过一面的、满身土气的北方兵。
但是，这是我能抓住的最后一根稻草了。
我从家里凑出来给我爹看病的钱里，小心翼翼地抽出几张皱巴巴的零钱，揣进口袋。雨还在下，我没打伞，一头冲进了夜色里。
镇上的邮电局早就关门了。我跑到后院，敲响了值班室的窗户。
一个睡眼惺忪的大爷打开窗，不耐烦地问：“干啥哩！大半夜的！”
“大爷，行个方便，我要打个长途，救命的！”我把手里的钱递过去，“这是电话费。”
他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我手里的钱，犹豫了一下，还是打开了门。
邮电局里空荡荡的，只有墙上挂钟的滴答声。我坐在那台黑色的转盘电话机前，按照笔记本上的号码，一个一个地拨着数字。每拨一个，转盘发出的“咯咯”声，都像是敲在我的心上。
长途电话接通的过程很漫长。听筒里传来一阵阵“滋啦滋啦”的电流声，像是从一个遥远的世界传来的。我的心脏跳得厉害，整个后背都湿了。
终于，电流声停了。
一个清脆的女声，穿过几千里的距离，清晰地传了过来：“喂，你好，这里是上海……”
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手心里全是汗。我用颤抖的声音报出那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名字：“你好，我……我找一下苏琳。”
听筒那边沉默了几秒，然后那个女声用一种带着警惕和疑惑的语气回答：“我就是，请问你是哪位？”
我深吸一口气，几乎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对着话筒说：“我叫陈劲。去年夏天，在宝鸡火车站……你当时丢了钱包和车票……”
我说完，听筒里陷入了一阵漫长而死寂的沉默。
在这片寂静里，时间仿佛被无限拉长，我能清晰地听到自己擂鼓般的心跳声。
每一秒的等待都像是一种煎熬，希望的火苗在这一点点被抽走的空气中，似乎随时都会熄灭。
她不记得了？她觉得我是骗子？还是……她已经挂断了电话？
就在我几乎要放弃，准备放下听筒的那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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