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晓春表示，与其继续在床位规模上“做文章”，不如从“补床位”转向“补服务”“补人”，让财政资金跟着实际照护人次、服务质量流动。摄/新京报记者 王远征
12月26日，在新京报社与中国老龄产业协会科技委联合主办的“看2026银发经济新趋势研讨会”上，国际健康寿命研究组织核心组成员、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乔晓春表示，中国养老规划要从“床位视角”回到“人的视角”。
乔晓春把近年来地方规划中反复出现的“床位情结”拆开来看：一边是文件里不断上升的机构床位指标，一边是大量空置的床位和有限的入住率；一边是政府持续增加的投入，一边是老年人总体获得感并不高。
居家和社区养老被长期边缘化
乔晓春与养老设施打交道，是从一项大规模普查开始的。2016年，某超大城市委托他牵头，对全市养老设施进行了一次“拉网式体检”，对象包括集中养老机构、社区养老设施、与养老相关的医院以及民间养老社会组织。最终形成一整套数据成果和研究报告。
乔晓春在会上坦言，这次普查让他非常直观地看到，规划层面的“愿景”与现实之间存在着不小的落差。
乔晓春介绍，在不少地方的规划文本中，“9073”“9064”等数字非常醒目：90%居家、7%（或6%）社区、3%（或4%）机构，仿佛构成了一幅清晰的养老格局图。但实际上，真正被写进目标管理和考核体系的，往往是最后那一位数字——机构床位数。“大家口号上都讲居家养老、社区养老，真正有具体指标、有资金落地的，还是机构养老。”
乔晓春注意到，“十三五”“十四五”以来，多数城市在养老规划中都会设定机构床位总量、每千老年人床位数等硬指标，床位成为最容易“看得见、考得好”的抓手。相较之下，居家养老、社区养老在不少地方“喊得多、成型少”，既缺乏稳定的投入机制，也缺少可复制的服务模式。
企业的反应同样说明了问题。乔晓春回忆，在普查与调研中，相关企业坦言很难真正进入居家、社区养老领域——服务高度分散、人力成本高。最后，只能“望而却步”。
在乔晓春看来，这背后是一种被“指标化”放大的路径依赖：当机构床位成为规划中的主要量化指标，各方资源自然向机构端集中，居家和社区则被长期边缘化。“养老规划如果从一开始就是围着床位转，就很容易偏离老年人的真实需求。”
从“补床位”转向“补服务”“补人”
如果说规划中的“床位情结”还比较抽象，那乔晓春在调研中听到、看到的很多细节，则显得非常具体。
某超大城市的一家公办养老机构有两栋楼、200多张床，实际入住不到十个人，却一直“稳稳当当地开着”。从运营账面看，这家机构是亏损的；但只要把政府替它承担的房租、按床位发放的补贴算进去，立刻就会变成“不亏”。“只要床在这儿，就有补贴。”乔晓春说。
类似的情况并非个案。在“按床补”的普遍逻辑下，补贴与机构拥有的床位数量挂钩，而不是与实际入住人次或服务质量挂钩。只要床位存在，机构就有财政支持；至于床位是不是长期空置、服务是否真正改善了老人的生活质量，并不直接影响补贴水平。
“我们看到的是，政府花了很多钱，真正受益的是机构，而不是老年人。”乔晓春说。
从宏观数据上看，这种“错位”也很明显。乔晓春指出，当前全国进入养老机构的老年人比例在0.73%左右，北京也不到1%。也就是说，九成以上的老人还是在家里，或者在社区里解决养老问题，但大量资源却压在了机构床位上。
这并不意味着他主张简单“关停”机构。相反，乔晓春强调，很多机构之所以空床率高，并不是没有潜在服务对象，而是机制问题尚未理顺。在按床补贴的环境下，机构当然有动力维持床位，而不一定有动力去主动寻找、承接那些真正需要专业照护的老人，服务水平也很难通过竞争倒逼提升。
乔晓春提出，比起继续在床位规模上“做文章”，更关键的是调换政策视角：从“补床位”转向“补服务”“补人”，让财政资金跟着实际照护人次、服务质量流动，这样才能真正激活存量资源。
回到“人的视角”解决养老服务中的问题
怎么从“床位视角”回到“人的视角”？乔晓春给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
“现在把照护失能失智老年人放到了一个很高很重的位置，这是好事。”乔晓春说，但真正有照护这个特殊群体的需求，与其继续在床位规模上做文章，不如回到“人”的维度：把真正需要专业照护的失能老人标记出来，再看现有机构床位和护理力量，研究如何通过制度设计把两者更好地对接起来。
在这个意义上，他特别强调长期护理保险（简称“长护险”）和支付机制的重要性。在乔晓春看来，真正要“激活”机构资源，核心在于提高老年人照护的支付能力——如果长护险能够更大范围推开，把失能照护纳入稳定、可持续的支付框架，一方面可以夯实基本养老公共服务的底线，另一方面也会给市场化机构提供更清晰的预期，形成“人进来了、钱也跟着来”的正向循环。
“现在最大的问题，其实是政府在这一块投入得太少。”他直言，只有当支付能力真正被制度化、常态化写进财政和医保安排里，机构的床位、专业人才队伍和服务模式才有可能被持续激活，而不是靠一次性项目、短期补贴“吊着命”。
乔晓春提醒，要把这一切放在更长的时间轴上来看。早在几年之前，他就撰文聚焦“中国第一代‘少子老年人’的养老问题”——1950年至1975年出生的人群。这一代人经历了两次出生高峰，26年间总计出生人口5.85亿人，是规模最大的老年人群，同时又是子女最少的一代。按照人口结构推算，到2035年前后，这一代人将集中进入高龄阶段。
这样的结构性压力怎么解决？乔晓春建议，从现在起就要用数据把问题“描清楚”，把哪些人最需要机构照护、哪一类人更适合居家与社区支持、支付能力如何匹配等问题，提前纳入制度设计。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不能脱离需求、不能单纯追求供给侧的扩张。供给侧的建设只是实现目标的手段，而需求侧的满足才是根本目的。
乔晓春表示，中国并非缺少养老资源，而是需要调整观察问题的坐标系，只有在“人的视角”下重构制度，长护险、失能照护政策和机构资源才能真正扣在一起，有限的投入才更有可能转化为老年人的实际获得感。
新京报记者 肖隆平
编辑 郑伟彬
校对 赵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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