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念高中的时候，
我们班收作业的方式现在来看有些“非常规操作”，
班主任在讲台桌上等着，几名课代表将要收的作业，
以告示牌的方式，按照一定顺序码放在讲台桌上，
每个进班的学生，要在进之前从书包里把作业本准备好，
进班先交作业，
把每门课的作业本对应告示牌的位置一一放好，
放好之后，跟班主任眼神交汇，确认“没问题”，
才能回到自己的座位上，等待接下来的发落。
这个做法回想起来，
时至今日都让我感到一种强烈的压迫感，
我仍旧记得，那段时间极少有人没写作业，
或者说，以“忘带了”为理由的说辞，
在那段时间，突然消失的彻彻底底。
仿佛每个人的记性都出奇的好，
所以当我回想起这段经历的时候，
会不由自主的想到这样一个观点：
人活着，记性不能太好。
事有因果，不断对错。
实际上当时我所在的班级，对于没交作业这件事出现的频率，
如今看来，还到不了需要如此大刀阔斧的地步。
一周下来，全班三十多名学生，
以没带作业为说辞，实则没写的情况，
怕是超不过两三起。
同学之间的脾性和做派，相处的多了，
多少能跟日常的互动效果，产生出明确但也微弱的关联性，
比如有些人没交作业，是真的没交，
因为这些人害怕被老师误解，于是趁着下课时间，
赶紧给家里打电话，无论如何，也不能遭受着“不白之冤”，
而有些人，虽然嘴上说忘了带作业，
但听其行观其言，不紧不慢嘻嘻哈哈的态度，
实际上对此番说法的真实性，也能透过那些细微之处的变作，
看的个一清二楚。
我相信，当时的班主任，不会没有这等洞察力，
而对于以“忘带”为名的说辞，
也没有真的形成某股趋势，去摧毁某种要求的存在。
所以，时至今日，我都没有足够的证据，
来证明老师在那个时候的举动，具备一定程度的必要性，
以及必要性之上的有效性。
再后来，我跟一个做教师的朋友聊起此事，
他在了解我高中时的遭遇之后，略微思索一番过后，
得出一个基于“同行”状态下的结论：
或许你当时的班主任，认为这样的口子不能开，
作为一个负责的教师，有这等做法为支撑，
倒也是合理，且略微合情的举措。
但是，当我问起“为何这个做法没坚持多久就取消”的原因时，
我这位做教师的朋友，便怎么都想不到一个合理的解释，
不过，当时的我倒是想明白了，
我认为可能是这样的举措，虽然能极大程度的防微杜渐，
但行为成本如果扩散到整个学校，那么是不是所有的班主任都要用此等做法，
来进行缺乏必要性支撑的防微杜渐之举呢？
这个判断，我依然没有实质性的证据，
但就之后回归“常态”的结局来看，
或许这是一个值得推敲的问题，
哪怕这个问题没有答案，
也是值得细细推敲，细细品味的“刁难”。
诚实，是一种美德，
尤其是在必要的问题上，
诚实，更是一种解决问题本质的美德。
以前做学生的时候，我也用过“忘带作业本”的说法，
去搪塞老师和课代表略显质疑的目光，
但或许我们都知道，我确实是在说谎，
而若是解决“说法”本身需要支付的代价，
则极有可能超出说实话本身的正向反馈：
当然，这仅仅是我极其有限的判断，
因为我曾经真的有一次，谈成的告诉收作业的老师，
我是真的没写，真的忘了写作业，
而老师的反馈，则直白到无需任何分析与解读：
忘写了？
今天补一份，
明天交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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