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把王仲押上来！”
一九八三年一月十七日，广东汕头的人民广场上，空气仿佛在那一刻彻底凝固了。
台下黑压压的一万七千多名群众，目光像聚光灯一样死死盯着台上那个面色惨白的男人。
谁也没想到，这个曾经在海丰县呼风唤雨、甚至被视为“英雄”的人物，最后竟然是以这种方式结束自己的一生，而这一切的导火索，竟然只是一台毫不起眼的黑白电视机。
事情还得从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说起。一九七八年以后，广东沿海那片地界儿，气氛开始变得不一样了。海风里除了咸腥味，还夹杂着一股躁动的金钱味。海丰县这个地方，地理位置特别特殊，南边临海，离香港又近，在当时被称为“牛地”，意思就是谁也管不着的荒地。
可就是这块“牛地”，在那个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摇身一变成了所谓的“远东国际市场”。这名头听着挺唬人，说白了就是走私泛滥到了极点。那时候你要是去海丰街头走一走，保证能看得眼花缭乱。满大街摆的不是地瓜土豆，而是当时内地老百姓想都不敢想的洋货——收录机、电子表、花花绿绿的衣服，还有那种能出人影儿的电视机。
王仲就是在这个节骨眼上当上海丰县委书记的。刚上任那会儿，他也算是个想干事的人。看着满大街的走私货，他也头疼，毕竟上头派他来是打击走私的。他身上还挂着个“打击走私指挥部总指挥”的头衔，这权力可大了去了，等于说是掌握了那些走私贩子的生杀大权。
按理说，作为一个受党教育多年的老干部，还在部队里历练过，王仲的觉悟应该不低。起初看着那些被查扣的走私物资，他可能还真没什么非分之想。但问题是，那个年代的物质诱惑实在是太大了。你想想，那时候一个月工资才几十块钱，而那一台电视机、一块电子表，在黑市上能炒到什么价格？那是普通人攒几年都买不起的奢侈品。
海丰那时候的乱，不光是街面上乱，人心也乱了。据说当时有个公社，百分之十六的人都参与了走私，连党员干部都有上百人卷进去。大家都不种地了，也不上课了，一门心思就想着怎么从海上捞点洋货回来卖。政府收缴上来的走私货，多到连仓库都塞不下，账本都记不过来。
这就给王仲提供了一个绝佳的作案环境。他在这个大染缸里待久了，看着那些不法分子一个个赚得盆满钵满，心里的那道防线就开始一点点松动了。他可能觉得，自己辛辛苦苦干革命，到头来日子过得还不如这些倒腾货的，心里不平衡啊。
这种不平衡，就像一颗种子，埋在土里早晚要发芽。而让他彻底沦陷的，就是那个关于“黑白电视机”的秋天。
02
一九七九年的秋天，海丰县红草公社有个广播员心里正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他想去香港探亲，申请报告递上去好几天了，就像石沉大海一样，一点动静都没有。在那个年代，去香港探亲可是个大事，不仅能见着亲人，关键是能带回点紧俏货，那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机会。
这广播员也是个脑子活络的人，他知道光在县委大院门口干等是没用的，得找那个能拍板的人。经人指点，他摸到了王仲的家门口。他没有空手去，而是精心准备了一份“大礼”——一台17寸的黑白电视机。
那天晚上，广播员敲开了王仲的家门。开门的是王仲的妻子陈巧兰。当那个大纸箱子被搬进客厅，露出里面崭新的电视机时，陈巧兰的眼睛估计都直了。要知道，那时候谁家要是能有一台电视机，那在整个县城都是倍儿有面子的事，邻居们晚上都能挤破头来看。
广播员是个懂事的人，话也没多说，就暗示王仲家里缺个看新闻的物件。王仲回到家，看着客厅里多出来的这个“大件”，心里跟明镜似的。他没有拒绝，也没有让人把东西退回去，而是心安理得地收下了。
第二天，那个压在办公桌上好几天的赴港申请，王仲大笔一挥，立马就批了。广播员拿着批条，高高兴兴地去了香港。而王仲呢，坐在家里看着那台黑白电视机，心里那个滋味，估计是既紧张又兴奋，还有一种尝到甜头后的贪婪。
这就是那个潘多拉魔盒被打开的瞬间。有了一次，就有第二次。王仲发现，原来自己手里的权力这么值钱，只要动动笔，那些平时高不可攀的洋货就能轻轻松松进自己家门。
这消息传得比风还快。没过多久，想去香港的、想在县里办事的人，都知道了王书记的这个“爱好”。有个教师想办一家五口去香港的申请，直接就送了一台彩色电视机外加一台收录机。彩电啊，那在当时绝对是顶级奢侈品，普通人家想都不敢想。还有个港商的亲属想出境，王仲更是主动出击，直接帮人家办好手续，然后张口就要了一台电冰箱。
短短两年时间，王仲的胃口被彻底撑大了。他已经不满足于这种被动的受贿，他觉得来钱太慢，而且还要看人脸色。既然自己兼任政法委书记，管着全县的缉私工作，那仓库里堆积如山的走私货，岂不就是自家的百货商场？
于是，一个更加疯狂的计划在他脑子里成型了。他不再是被动地等鱼上钩，而是要主动去“捞鱼”了，而且这一捞，就是要把整个鱼塘都给搅浑。
03
王仲开始频繁地去视察缉私仓库。那哪是去工作啊，简直就是去“进货”。那些缉私队员辛辛苦苦从海上截获的走私品，堆得满地都是，还没来得及清点入库。这在王仲眼里，那就是无主的宝藏。
他背着手在仓库里转悠，一会儿拿起这块手表看看，一会儿摸摸那台收录机。看中了什么，他也不藏着掖着，直接就拿走。刚开始可能还拿几个小的，后来胆子大了，直接成箱成箱地往家搬。
最离谱的是，他不仅自己拿，还带着手下一起拿。有一次在汕尾公安局的缉私仓库里，王仲一口气挑了十三台收录机。他自己留了几台，剩下的随手就分给了在场的干部。
当时有的干部胆子小，拿着烫手，不敢要。王仲就把眼一瞪，大声呵斥他们，说怕什么，这是他奖给他们的。你看这逻辑，明明是监守自盗，到了他嘴里，反倒成了体恤下属的“奖励”。这招一出，原本还想坚持原则的人也被拉下了水，大家一看书记都这么干，那还有什么好怕的？
王仲的家，慢慢变成了一个小型的走私货仓库。家里堆满了各种各样的洋货，光手表就有几百块，收录机、电视机更是数不过来。
但这还不够。王仲觉得光进不出也不行，这些东西得变现啊。于是，他把全家都动员起来了。他把自己老婆陈巧兰安排到民政部门，几个子女也都安插进了政法部门。这一家人，简直就成了一个分工明确的犯罪团伙：王仲在前面利用职权“抢”私货，老婆在家里负责藏私货，儿子王建成则负责把这些东西拿到黑市上去贩卖。
这简直就是一个完美的闭环。王仲在台上大讲特讲打击走私，回到家就跟老婆孩子数钱。最嚣张的时候，王仲去外地开会，随身的行李里装的不是文件资料，而是一箱箱的走私表和收录机。到了招待所，门一关，直接就跟当地的贩子做起了买卖。
那一九八零年的七八月份，光是这两个月，王仲就从汕尾拿走了一百八十多块手表、八台收录机，还有一大堆衣服和贵重药材。这些东西在当时那是天文数字，可对于王仲来说，也就是顺手牵羊的事儿。
他在海丰县简直成了个土皇帝。谁要是敢不听他的，或者是跟他不对付，那下场肯定好不了。他甚至在机关内部放话，谁要是敢整他，他就先整死谁。那些想告发他的人，都被他这种流氓逻辑给吓住了；而那些被他拉拢的人，则成了他的保护伞，更加卖力地维护他。
海丰县的天，在那几年里，是被王仲一手遮得严严实实的。老百姓看着满大街的走私货，看着王仲一家的飞扬跋扈，心里那是敢怒不敢言。大家私下里都在议论，这海丰哪里还有“包公”，只剩下“包庇”和“包私”了。
04
可是，这世上从来就没有不透风的墙。王仲以为自己在海丰那一亩三分地上能只手遮天，但他忘了，头顶上还有党纪国法，还有无数双看着他的眼睛。
一九八零年前后，一封封举报信像雪片一样飞向了北京，飞向了中纪委。这些信里，字字句句都是老百姓的血泪控诉。他们揭露了海丰走私的猖獗，揭露了王仲一家的贪婪和腐败。
这事儿终于惊动了中央。那时候主持中纪委工作的是陈云同志，这位经历过无数大风大浪的老革命家，眼里可是揉不得半点沙子的。听说广东那边有个县委书记闹得这么凶，严重破坏了改革开放的声誉，陈云非常重视，先后派出了共计一百多人的调查组南下广东，誓要把这个案子查个水落石出。
王仲一开始还没当回事。他觉得自己是老党员，四七年就参军了，还是南下干部，以前也立过功。他心里盘算着，这点事儿顶多就是个作风问题，大不了受点处分，官不当了，钱还是自己的，下半辈子照样吃香喝辣。
为了对付调查组，他可是费尽了心机。在一九八零年三月罪行败露被停职审查的时候，他依然死猪不怕开水烫。他不仅拒不交代问题，还跟老婆孩子订立了攻守同盟，把那些赃物转移到亲戚家藏起来，把赃款分散存到各个银行。
调查组后来查实，王仲把他贪污受贿来的六万九千多块钱——这个数字在当时相当于一个普通干部一百年的工资总和——分成了四十二张定期存单，用了几十个假名字，分散存储在十四个不同的储蓄所里。你看看这心思，要是用在正道上，哪怕一半用在工作上，海丰也不至于乱成那样。
调查组的工作进行得非常艰难。王仲在当地经营多年，关系网盘根错节，很多人不敢说真话。但是调查组没有放弃，他们一点点地抠细节，走访了无数群众，终于把王仲的罪证一个个给挖了出来。
当那一笔笔触目惊心的账目摆在案头时，所有人都震惊了。王仲不仅收受了六名申请出港人员的贿赂，还以各种名义侵吞了大量的缉私物资。光是他任职的一年多时间里，就侵吞了二百六十三只手表、十七台收录机……这些东西按当时的物价估算，价值将近七万元。
案子查清了，怎么判却成了个问题。当时有人给王仲求情，说他是老同志，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能不能网开一面，留条性命。毕竟在那个年代，还没有因为经济问题枪毙县委书记的先例。
这个情况汇报到了陈云那里。陈云听完汇报，那是真的动了怒。他看得很清楚，这不是王仲一个人的问题，这是关系到改革开放能不能顺利进行的大问题。如果让这种利用职权大发横财的人逍遥法外，那党的威信何在？改革开放还怎么搞？
陈云只批示了一句话，意思非常明确：正因为他是县委书记，起了这么坏的带头作用，如果不杀一儆百，怎么能震慑住那股歪风邪气？对王仲的严惩，是对改革开放最大的保护。
这就给王仲的命运定下了最终的调子。那些还想着帮他活动活动的人，这下彻底死心了。王仲自己可能也感觉到了大势已去，但他直到最后一刻，可能都不敢相信自己真的会掉脑袋。
05
一九八二年八月二十四日，王仲被正式逮捕，开除党籍。紧接着，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汕头分院依法提起公诉。经过审理，王仲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王仲不服啊，他拼命上诉。他觉得这判得太重了，自己不就是拿了点东西吗，罪不至死啊。可是，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维持原判，并报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这一切的程序走完，也就宣告了王仲的末日真的到了。
时间来到了一九八三年一月十七日。这一天，汕头的天气有些阴冷。人民广场上人山人海，一万七千多名干部群众聚集在这里，参加这场轰动全国的公审大会。
王仲被押上了审判台。此刻的他，再也没有了往日的神气。他耷拉着脑袋，眼神空洞，看着台下那些曾经被他视如草芥的群众。当法官庄严地宣读死刑判决，并下达“立即执行”的命令时，台下爆发出了一阵雷鸣般的掌声。那掌声，是对正义的渴望，也是对腐败的痛恨。
公审大会结束后，王仲被押往刑场。在走向生命终点的最后时刻，这个曾经贪得无厌的县委书记，终于流下了悔恨的泪水。但这一切，都太晚了。
他转过头，对着身边的看守人员说了这辈子最后一段话。他让人一定要记住，当了官千万不要贪。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千万别伸手，伸手必被捉。他说希望自己的错误，能给国内那些当权者敲响一个警钟。
这话听着挺讽刺的，是不是？一个把贪婪演绎到极致的人，临死前却讲出了最朴素的道理。可惜啊，这道理是他用自己的命换来的，而且是没有回头路的那种。
随着一声清脆的枪响，王仲倒在了血泊中。这一枪，不仅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也打响了改革开放反腐败的第一枪。这颗子弹穿透的不仅仅是王仲的胸膛，更是狠狠地击碎了那些贪官污吏的侥幸心理。
海丰县的老百姓后来常说，那天枪响之后，感觉海边的风都干净了不少。那个曾经乌烟瘴气的“远东国际市场”，终于在这一声枪响中，开始慢慢回归了平静和秩序。
王仲那个在黑市上倒腾赃物的儿子，那个在家里藏匿赃物的老婆，后来也都受到了法律的制裁。这一家子，算是彻底完了。
本来有着大好前程，本来可以成为造福一方的父母官，最后却为了几台电视机、几块手表，把自己送上了断头台，把全家送进了深渊。
这笔账，王仲到死才算明白，可这世上哪有卖后悔药的呢？那一声枪响，留给后人的回声，到现在还在响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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