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冬的西宁街头，天空高远。一辆越野车从远处的山峦下驶来，慢慢停住。车门开处，走下来高高瘦瘦的葛文荣。作为青海省祁连山自然保护协会会长、知名生态文学作家，葛文荣扎根祁连山几十年，长期致力于推动生态保护与自然文学发展。
葛文荣说他所在的青藏高原，是一片“用自然写作更容易接近”的土地。这么多年来，每隔一段时间，他就把自己放逐到自然中去。观察、感悟、记录、积累，慢慢地，他打开了一扇全新的门，随之诞生的是生态纪实文学《湟鱼》《探秘柴达木盆地》《寻找野牦牛》等著作。
前不久，葛文荣著作《在高原山水间重返自然》与读者见面，受到广泛关注。这本书既是对高原风光的细腻描摹，也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层叩问。在接受北京青年报记者专访时，他说，作为自然文学写作者，必须心怀大爱，热爱土地，尊重万物，以文为器，才能唤起人们的自然保护意识，呼吁大家重归自然。
把自己“写死”后
是自然带我“重返”
记者：您此前的作品如《守望三江源》《湟鱼》，多是聚焦生态保护的纪实书写，而新书标题中的“重返”二字特别打动人。想问，“重返”相较于“守望”，是不是意味着您对自然的认知发生了某种转变？这种转变是在某次高原行走中突然发生的，还是长期积累后的自然流露？
葛文荣：其实，这个“重返”包含了两个意思。我曾停止写作有七八年之久，彼时，我发现自己的写作陷入了一个误区，我把自己写“死”了。
在停止写作的那些日子里，我一边反思自己，一边从事着自然保护的工作。与大自然深度的接触后，我发现自己作为一个写作者的那种高敏感还在，内心写作的那种冲动还在。这个过程中，我的文学认知、生态理念和知识积累不断提升。所以后来重拾写作时，我发现我的写作世界变了，我的写作本能再次被激活，我重返文学的场域。
有一年深秋，在祁连山的一个山谷里，我发现了很多“昆虫的翅膀”在随风飞翔，当时感到很震惊，但是经过考证才发现，这些“翅膀”居然是云杉的种子！这一发现令我震惊。一次次被自然触动，慢慢地，我对自然的认知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自然给我的回报是巨大的。《重返自然》之后，我连续创作了《致敬时光：在高原的四季里漫游》《青海有海》以及系列动物小说等作品。
记者：您在书中提到，“自然文学不是虚构，而是空气、林木给予的感受与触动。”在青藏高原这样极致的自然环境中，有没有某个瞬间，让您觉得不是您在“观察”自然，而是自然在“审视”您？
葛文荣：高海拔让天与地的界限不再那么绝对，让人更容易觉察到精神世界里那种高级的存在。它更多的是人在自然属性、社会属性之上的一种灵性，是照亮个体前行的一束光明。
待在高原的山水间，在极致的环境和生存条件下，一些终极的思考就在你面前。这种超越生命庸常的思考，与文学相通。文学的本质是安抚灵魂，文学的使命就是从安抚自己出发，去安抚普罗大众。
那种所谓被自然审视的感觉，在我身上不止一次地出现过。我想这是人在大自然当中，打开五感，深度介入后，向内思考的结果。向内思考，其实就是被大自然审视。而每一次这样的审视，就让我获得一次体悟的机会，或者说是大自然赐予我一次启迪。
一次次被触动，一次次被审视后，我发现了这世界原来人性和物性在互映，发现了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物种都在极力复制和扩大自己的基因，发现了动物世界里有很多拟人甚至感人的细节，发现了大自然竟然存在一种神秘的隐秩序……
这是一个很奇妙的过程。在自然面前，有那么一瞬，你会感慨万千，可是那时你总是语塞。当你在大自然慢慢地走，慢慢地观察，慢慢地思考时，你就会觉得自然或者另一种隐性的存在正在审视着你。这个时候，你的意识就会自己与自己对话，这恐怕就是自我审视和被自然审视的结果。而这瞬间的所悟，不就是文学的本质吗？
大自然处处闪烁着
解决问题的智慧光辉
记者：在书中能看到一些具体的生态智慧，比如暴雨中的蚂蚁抗灾、人被冰草的围攻，这些视角很独特，它们是否让您想到了现代生态困境的某些症结？
葛文荣：前面说过，人性和物性是互映的。动物和植物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也积累了一些令人惊叹的生存智慧，比如，植物让自己的种子长翅膀、倒钩刺、产生毒素，昆虫模仿其他更有实力的物种让自己强大起来，有些动物打架时比人类更会故弄玄虚，植物会根据气候调整自己的生长状态……万物各归其位，周行不殆，就像藏族老阿妈用湿牛粪做成冰环，不需要破坏草地就牢牢拴住了牛……这样的生存智慧在大自然当中数不胜数。问题在于，现在的人类可曾认真看见并思考过？
有一年，我看到车窗外草原上成群的老鼠，毫不躲避驶过的汽车。我突然明白，在亿万年的地球进化中，“鼠辈”本来就是草原的主人之一，它们是草原生态链条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而且，我多次在草原上观察过鼠兔和鸟可以同穴共处的奇特景观。大自然中处处都存在共生现象。著名摄影师鲍永清有一组摄影作品充满对鼠兔的敬佩，他说：“鼠兔最不起眼，却最不可或缺，草原生态链不能没有鼠兔。”
如今，人类正在苦苦寻找着一种发展与保护的平衡点。其实，溯源根本，大自然处处闪烁着解决这些问题的智慧光辉。也许，老阿妈的一坨牛粪、蚂蚁社会的井然有序、植物们最低能耗的生存方式、一枚叶子上密布的叶脉……就能解决现实的生态困境。
记者：现在很多人把“走向山野”当成一种潮流，比如，登山、露营成了都市人的“体验原始生活”的方式。您作为常年扎根高原的观察者，如何看待这个潮流？您觉得什么是真正的“重返自然”？
葛文荣：我们可以这样反思自己：你有多久没有被风吹过？你有多久没看过星星？你有多久没有闻过花香？你有多久没有捧过泥土？试试看，你的五官是不是已经不再那么灵敏？已经捕捉不到大自然一些细微的变化、无法从大自然中替你获得智悟之悦？
小时候，我们能听到很多微小的大自然声音，且对它们充满了好奇和兴奋。比如，麦穗在月光下发芽、抽穗，鸟儿在夜里呢喃，静夜里田鼠偷粮食……那些声音一直都在那里，只是我们越来越不在乎，越来越听不到了。
陶渊明说，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首先，可以肯定那些跑去大自然打卡的人，毕竟他们去了，还知道山水能解忧。可是如今更多的人却乐于在电子产品里获取体验，而忽略了到大自然中去。
爱默生告诉人们，自然既是人类精神的源泉，更是生活、艺术、语言、服饰的源泉；巴勒斯呼吁人们走出城市，走向自然，重新与自然连接；梭罗提倡人们过一种新现代简约主义生活，不要过分沉迷于城市奢华的生活，消磨意志；约翰缪尔仔细观察自然，游走天地间，从大自然中获取能量和快乐……大自然每一刻都是新的，也因此，最具有活力和希望。
但消费主义式的亲近自然最终不被自然接受。这需要我们打开五官，真正融入自然，只有这样的你，才会被自然接受，你才会接收到自然中的美丽、神秘以及让自己重获能量。
在风里水里星空里
找到安静纯真的自己
记者：您曾在文章里写过门前的闲置土地“再野化”后，成为您的自然观察样板间，这种对日常微小自然的珍视尤其动人。您觉得生活中的这种“微联结”真的能缓解现代人的精神困顿吗？
葛文荣：回到自然当中去，更多时候需要的是一种生活理念和生活方式。其实，在自然面前，需要再野化的，更多的是我们的内心。心“野”了，处处都能找到与自然“微联结”的出口，哪怕是窗外的一片云，哪怕是阳台上的一盆花，哪怕是或远或近的一声鸟叫。
这一点我是深有感触的，大自然里有我们缺失已久的精神营养，有孩童般、牧歌式的愉悦，有身心无拘无束的自由和舒张——而这些恰恰是现代人精神世界缺少的“微量元素”。
这些年，随着人类身体和精神中的自然因子不断减少后，有一种现象越来越多地在成人和孩子身上出现，甚至成了全人类共同的问题——自然缺失症。它在人类中蔓延，困扰着人类，而且更多的人并没有找到医治的良方。
所以，我期待，重返自然，让外在简朴、内心丰富的生活方式，成为现代人的一种生活追求。
记者：通过这本书的创作，您对自己的“作家身份”或“保护者身份”，有没有产生新的认知？
葛文荣：作家和保护者都需要深度介入自然，都需要博物观察，远离喧嚣，进入一个万物精彩，宁静诗意的世界。这是属于自然作家和自然保护者共有的幸福。毕竟，现实的社会对很多人来说是嘈杂的、世俗的、焦虑的。
我很清醒，作为写作者尤其是高原上的自然写作者，你可以做不到博知，但绝不能无知。有时候，可以原谅你的无知，但绝不能原谅对大自然随意悬拟。
我越来越认同俄国自然文学作家普里什文的话：一个作家必须找到自己的语言和创作表达基地，让灵魂进入沉静，专注于书写自然，他的生命远离世间喧嚣和名利纷争，健康宁静充实。
同时，我也越来越认同另一句话：自然，是当下人们最大的乡愁。重返自然，是人们最长的归乡之路。而乡愁浓烈处，便是文学登场时。
记者：在您看来，如何在不脱离现代生活的前提下，做到保持与自然的呼应？您自己的生活中，有哪些具体践行的例子？
葛文荣：拿我最近完成的一本自然文学作品集《青海有海》举例。每次去青海湖，我总能心安、心静，总能感觉到头上有天，脚下有路，有着恣情山水的自由舒畅。而每当此刻，有些属于城市里的东西也就轻了淡了，有些属于现代生活中的东西消失不见了，而有些属于本质性的东西则充盈在心里。
我总能在风里、水里、星空里，找到了那个本来安静纯真的自己——这就是重返自然的意义。
我生活的这片土地，如今既有野性的美，也有荒野的狂暴，更有山水之美。关键是在这里能体验到一种力量和活力，是自然给予我们的力量，是自然活力带来的希望，也是一种沉静与激情的力量。所以，每隔一段时间，我都会走到户外，至少会在太阳下发上几个小时的呆。这已经成为我的一种生活方式，因为我需要时时保持与自然的连接，让自己多一些自然美的浸染，多一些自然纯粹的感动。
青藏高原是一本厚厚的书
需要平心静读
记者：您的作品既入选过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官方会刊，也被读者评价为“能让人静下心来的文字”。如何平衡生态文学的“专业性”与“可读性”，既传递严肃的生态理念，又不让读者觉得是在“说教”？在您看来，生态文学最核心的力量是什么，比如，是唤醒认知，还是改变行为？
葛文荣：这个问题触及到了自然文学的根本。我个人觉得，对高原的自然书写需要打通这么几个通道，才能解决专业性和可读性的问题：第一，必须得打通中华文化中传统文化的通道，中华文化中有大量的自然书写的内容，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思想，是自然创作的母体。我们需要从传统出发，思考当下先进的生态保护机制，生态智慧，以及人类发展的平衡点。第二，要打通青海各民族文化中关于生态文化、生态智慧的通道。自然文学创作是具有强烈的地域感的，离不开在地化的创作，更何况原住民族文化中具有大量的生态智慧。第三，最为关键的，就是要打通自然科学的通道。不具备科学基础知识将是自然书写的巨大障碍，你总不能写“天空飞过了一只鸟”“水里全是野鸭子”。而如果我们过度依赖搜索引擎、AI等工具的时候，你书写的温度就降了。最后一点，你至少是一个生态觉醒者。我们不期望写作者是生态保护主义者，但至少要有生态自觉意识，热爱大自然，尊重万物。否则，你所书写或提倡的理念，最终无法突破人类中心主义的左右。
我刚才说了，具备博物知识是自然写作的基础，但是，自然文学不仅发现自然，描写自然，更应该揭露自然的本质，尤其是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仅仅展现自然的美丽，规避存在的问题，对突出的问题不反思、不评说，自然文学就不会有深度。仅仅是描写自然的表象，就会陷入人云亦云，千面一孔，无病呻吟中。同时，自然文学要探究人以及非人类的灵性。除了物种本身，更需要探究物性，尤其是捕捉人性和物性互映的细节。抓住了自然文学的这一核心，何愁没有可读性。
记者：作为青海生态文学的代表作家，这片土地给您的创作带来了哪些独特的滋养？
葛文荣：人类对大山大川的追崇，早已融入集体意识中，深刻塑造着人类的精神世界。青藏高原是中国大山之宗，大川之源，汇集了被中华民族历来追崇的大山大川。于地球，青藏高原就是存在与演化的具象，是地球凸起的又一极——第三极。从生态的角度，青藏高原恰似一个问号，时时叩问和警示着人类：我们该如何去敬畏这片高地？如何在敬畏中理解自身与这片土地共生共存共荣的关系？我在这片土地上，学会谦逊、学会谨慎，学会从历史中时时镜鉴。
记者：您说青藏高原是生态文学创作的“富矿区”，这句话如何理解？如何让高原的故事引发更多读者的共鸣？
葛文荣：关于如何理解青藏高原这片土地，我肯定会说，在地球高昂的头颅面前，人类请低下骄傲的头颅吧。我们需要从用内心去审视青藏高原。这种审视超越了山峰、岩石、冰川与河湖等物质形态，更超越对具体神祇的崇拜。在这样的审视中，人类会接近世界本源性的探索，去探索一个未被篡改的世界，去描摹本真的世界和世界的本真。
在这样的一个地理高度、生态高度上，高峻、寒冷和脆弱以及生命指标的临界感，更容易引发人们对生命、对有限与无限、渺小与永恒、人类与超越性力量等哲学命题的共鸣。而这些，恰恰就是文学需要抵近的疆域。所以，这片土地对我来说就是生态文学的富矿区。当然，青藏高原是一本厚厚的书，书里有地质篇、历史篇、文化篇、生态篇、民族篇、宗教篇，这本书你需要捧着去读，心存敬畏，平心静读才有所收获。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李喆
编辑/张楠
排版/王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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