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农村工作会议12月29日至30日在北京召开。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做好“三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习近平指出，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做好“三农”工作至关重要。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粮食安全新路径：从稳定播种面积转向“品种培优和品质提升”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注意到，去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粮食安全方面的措辞是“稳定粮食播种面积”“深入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今年会议则提出“加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推动粮食品种培优和品质提升”。
梳理近10年来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公报后，记者发现，“推动粮食品种培优和品质提升”是首次提出。这是出于什么考虑？释放出什么信号？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讲席教授、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研究院院长程国强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微信采访时表示，此次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加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推动粮食品种培优和品质提升”，是在我国粮食产量已连续多年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2025年再创历史新高的背景下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
“其核心内涵不是追求面积的简单扩张，而是一个以科技为引擎、以耕地为根基、以优化结构为路径的系统工程。通过内涵式增长，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的产能基础与质量根基，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奠定更为牢固的基础。”程国强说，这意味着，今后稳定粮油生产的主攻方向，要聚焦于三个方面。
具体而言，一是优化产能结构，主攻单产与关键品种。程国强说，加力实施新一轮产能提升行动具有明确的结构性指向，要求在牢牢巩固口粮绝对安全的前提下，增产重心将转向供需缺口较大的玉米、大豆等紧缺品种，并稳步扩大优质饲草料供给。实现路径在于深入实施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核心是促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四大要素的集成增效，将科技潜力转化为现实产量。
二是强化科技内核，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会议再次强调‘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这是提升产能与效益的根本驱动力。”程国强说，主攻方向是加强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与高效转化应用，具体体现在推动生物育种等前沿技术突破，并通过发布推广优良品种目录与主推技术、开展品种跟踪评价等举措，加速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田间地头，以科技重塑生产方式。
三是筑牢产能根基，加强耕地保护与防灾减灾。“稳定的产能离不开坚实的物质基础。”程国强说，一方面，要严守耕地红线，分区分类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实现从重规模向重质量、重适配转变，切实提升耕地地力。另一方面，必须系统增强农业防灾减灾能力，通过加强水利基础设施和强化气象监测预报预警，构建起抵御自然风险的坚固防线，保障产能的稳定实现。
农村改革提速：土地延包整省试点扩面与资源盘活规范化落地
在深化农村改革方面，记者对比发现，今年会议提出，全面开展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整省试点，规范有序做好农村各类资源盘活利用。而去年会议提出，要全面落实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任务，有序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试点，探索闲置农房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盘活利用的有效实现形式。
从去年的“有序推进”到今年的“全面开展”，从去年的“探索”到今年的“规范有序做好”，措辞的变化释放出什么信号？
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土地经济研究室主任马翠萍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微信采访时表示，这些措辞的调整，不仅是对前期两项工作成效的肯定，更深刻体现出国家对改革风险的可控性，印证了以往改革方向的正确性。“此前的改革工作为接来下的改革奠定了坚实基础，可以扩面，抓住重点继续推进。”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措辞变化反映了农村改革在2026年这一关键节点上的任务重点发生调整。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多项农村改革任务的交汇期。
以土地承包为例，第二轮土地承包将在2028年全面到期。2026年起，部分省份将率先出现整省范围的土地承包到期情况，例如改革较早的安徽省。因此，今年提出“全面开展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整省试点”，意味着改革将从局部试点转向更大范围的推广，为2028年全国范围内的土地延包工作奠定基础。
在李国祥看来，关于农村资源盘活利用的表述变化，也体现出政策导向的转变。“过去我们强调探索试点、总结经验，而现在则更加注重规范有序做好，避免资源浪费和政策执行中的偏差。这一变化背后，是对乡村建设路径的深刻反思。”
李国祥表示，2026年不仅是脱贫攻坚过渡期结束、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建立健全的关键节点，也是乡村建设加快推进的重要年份。中央提出到2035年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未来十年将是关键时期。本次会议也讨论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讨论稿）》。而让农村地区具备现代生活条件是我国实现现代化进程中必须完成的任务。因此，“十五五”开局之年，乡村建设需要被提升到更重要的战略位置。而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是推进乡村建设的重要抓手。
李国祥说，过去在推进乡村建设过程中，曾出现“撤村并居”“农民上楼”“大拆大建”等问题，导致资源浪费、农民不满。因此，此次会议特别提出“要因地制宜完善乡村建设实施机制”，实际上就是要“因村施策”。
在他看来，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可以以闲置资源较多的村庄作为乡村建设的重点或突破口。通过盘活闲置资源，不仅可以降低建设成本，还能避免大规模拆迁可能带来的社会问题。同时，这一路径也有助于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促进要素流动。
产业振兴破题：必须让农民真正融入产业链、分享发展成果
会议提出，培育壮大县域富民产业，拓展农民参与产业发展渠道和方式，健全联农带农机制。
李国祥表示，乡村产业的发展，首要目标是促进农民增收。“拓展农民参与产业发展渠道和方式”实质上是强调乡村产业振兴不能脱离农民主体，必须让农民真正融入产业链、分享发展成果。
谈及如何拓展农民参与产业发展渠道和方式，中国产业集聚研究专家、浙江省新时代乡村研究院乡村片区组团战略首席专家杨建国在接受记者微信采访时认为，要从“四个转变”来系统把握。
首先，要从“单一生产参与”向“多环节嵌入”转变。杨建国表示，过去相当长一段时期，农民更多参与的是种养等初级环节，收益空间有限、抗风险能力弱。下一步，要通过延伸产业链条，让农民在加工、流通、服务等环节获得更多参与机会。比如，通过订单农业、股份合作、入股分红、劳务协作等方式，把农民嵌入到农产品加工、冷链物流、电商销售、乡村旅游等环节中，形成“产加销贯通、一二三产融合”的参与格局。这既是发展现代农业的内在要求，也是提升农民收入质量的重要路径。
其次，要从“松散参与”向“组织化参与”转变。农民参与产业，关键不在“有没有项目”，而在“有没有组织”。实践表明，缺乏组织支撑的个体参与，很难在市场中形成稳定收益。要通过党建引领，把农民有效组织起来，依托村级党组织、合作社、联合社、龙头企业等，构建“党组织+经营主体+农户”的利益共同体。通过统一标准、统一品牌、统一服务，降低农民参与门槛，提高组织化程度，让农民以成员、股东、合作者的身份参与产业发展。
第三，要从“被动嵌入”向“能力提升型参与”转变。“真正可持续的参与，离不开能力支撑。”杨建国说，要更加重视对农民的技能培训、经营能力培育和新型职业农民培养，推动“会种地”向“懂经营、懂市场、懂管理”转变。同时，要通过数字技术赋能，让农民更便捷地参与订单管理、质量管控、线上销售等环节，降低信息不对称，提高参与效率。
第四，要从“单点推进”向“系统协同”转变。农民参与产业，离不开空间载体、制度环境和公共服务的协同支撑。要把产业发展、乡村建设、基层治理统筹起来，通过空间整合、资源整合和政策整合，形成良性循环。这也是当前中央反复强调城乡融合发展的内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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