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王卫东，我劝你想清楚。”
他的声音，像是从齿缝里挤出来的。
“闹大了，你的工作，你的名声，全得完蛋！”
“我给你最后一个机会，拿上60万，把房子还给我！”
我看着他，看着他那副志在必得的嘴脸。
空气里满是威胁的味道。
妻子秀英的手在微微发抖。
我心中最后一点对旧日情谊的火苗，也彻底熄灭了。
那点火，或许本就不该燃起来。
我长长地吐出一口气。
从书房的保险柜里，取出了那个泛黄的牛皮纸文件袋。
这东西，等了七年了。
记忆这东西，有时候像地窖里的老酒，你以为它一直在那儿，安安静静地待着。可真到了某个节点，那封存的坛口一旦被撬开，涌上来的气味，能瞬间把你整个人都淹没，熏得你晕头转向，分不清今夕何夕。二零二四年的这个春天，我的那坛酒，就被孙建业撬开了。撬得猝不及防，也撬得理直气壮。
时间得拨回到七年前。二零一七年，一个闷热的夏夜。窗外电闪雷鸣，那雨下得像是要把整个城市都冲刷一遍。我和妻子林秀英已经洗漱完毕，正准备关灯睡觉，家里的门被擂得山响。那不是敲，是擂，带着一种绝望的力道，仿佛门外的人下一秒就要瘫倒下去。我心里咯噔一下，这么晚了，谁会用这种方式叫门？
我打开门，一股夹杂着雨腥气的风猛地灌进来，一个浑身湿透的人影踉跄着扑了进来，脚下一滑，差点摔倒。我定睛一看，是孙建业。他头发湿漉漉地贴在额头上，脸色苍白，嘴唇发紫，那身还算体面的衬衫皱巴巴地粘在身上，整个人像是刚从河里捞上来一样，狼狈得让人心惊。
他一进门，没等我和秀英反应过来，就“扑通”一声，直挺挺地跪在了我们面前。那两声膝盖骨和地板的碰撞，闷得像两记重锤，狠狠砸在了我的心口上。秀英吓得“啊”了一声，赶紧上前去扶他，嘴里念叨着：“建业，你这是干什么？快起来！有话好好说！”可孙建业像一截木桩，跪在那儿一动不动，头垂得很低，肩膀控制不住地颤抖。
他说，他完了。他说他做建材生意，被一个信赖多年的合伙人给坑了。那个他当成亲兄弟的人，卷走了公司账上所有的流动资金，还以公司的名义签了一堆虚假合同，把所有的债务都留给了他。现在，供货商找上了门，五十万的材料款，三天之内必须结清。对方放了狠话，说要是拿不到钱，不光要去法院起诉他，还要找人来家里闹，让他身败名裂，一辈子都别想抬头。
五十万。在二零一七年的我们这座不大不小的二线城市，对于我这个国企里按部就班的技术骨干，和当中学老师的妻子秀英来说，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结婚十几年，省吃俭用，一张一张攒下来的全部积蓄。意味着我们给儿子王亮准备的大学学费，和他未来结婚买房的首付款。那不是一笔钱，那是我们这个普通家庭未来的地基，是我们的后半辈子。
那晚的饭桌，气氛压抑得能滴出水来。秀英默默地给孙建业下了一碗热腾腾的鸡蛋面，可他一口都没动，只是呆呆地看着碗里升腾的热气。秀英的脸，像那晚窗外的天色，阴沉得看不见一丝光。她全程没有说一句反对的话，但她紧抿的嘴唇，和偶尔投向我那带着质问的眼神，已经说明了一切。我的脑子里乱成一锅粥，像有两台老旧的放映机在同时播放。一台，是秀英和我为了省几块钱菜钱，在菜市场跟人讨价还价的画面；是儿子王亮高兴地拿着录取通知书，我们盘算着学费和生活费的夜晚。另一台，放的却是黑白默片。是我和孙建业穿着开裆裤，在巷子里追跑打闹的童年。是小学时，邻班那个高我一头的大个子抢我的铁皮文具盒，瘦弱的孙建业抄起半块板砖，毫不犹豫地冲上去，为我头上换来五针缝合的疤痕。他当时龇牙咧嘴地对我说：“卫东，以后谁再欺负你，你就告诉我，我弄他！”
那碗面，从滚烫到温热，最后彻底凉透了。孙建业始终没有动一下。秀英默默地收拾了碗筷，什么也没说，转身回了卧室，关门的声音很轻，却像一道闸门，把我隔绝在了另一个世界里。我坐在客厅的沙发上，陪着孙建业。我们俩谁也没说话，只有窗外的雨声，时而急促，时而舒缓。我给他递烟，他接过去，点上，猛吸一口，然后就是长时间的沉默，烟头的火光在他脸上一明一暗，映出他满脸的绝望和挣扎。我心里天人交战，那五十万，像一座山，压得我喘不过气。我知道，这扇门一旦打开，我们家的生活轨迹，或许将彻底改变。
一夜无眠。天快亮的时候，雨停了，天边泛起了一抹鱼肚白。我掐灭了手里最后一根烟，对他说：“建业，这钱，我借你。”我看见他通红的眼睛里，瞬间爆发出一种难以置信的光亮，那光亮像濒死之人抓住的最后一根稻草。然后，那光又迅速被汹涌而出的泪水淹没。他一个快四十岁的男人，哭得像个孩子。
孙建业说，他不能白拿这钱。他说，他孙建业这辈子没求过人，今天在我这里跪下了，是真到了绝路，但这不代表他没有骨气。士可杀，不可辱。他坚持要有个抵押，否则这钱他宁可不要，宁可去坐牢，也不能让我和秀英为他担这么大的风险。他说，他要把他爷爷留下来的那套老宅子“抵”给我。
那套宅子，在老城区一条我几乎已经快忘了名字的巷子里。我小时候去过，印象里就是一个破败的小院，两间正房，加起来也就五十平米左右。房子空了很多年，墙皮斑驳得像地图，窗户的木框也腐朽了，有几块玻璃甚至用硬纸板糊着。厨房是在院子里搭的一个小棚子，厕所要去巷子口的公共厕所。那种地方，别说卖了，就是租，都未必有人愿意要。孙建业说，这房子先“抵”给我，他去南方闯荡，三年，他咬着牙说，最多三年，他一定连本带利地把钱还上，再把这祖宅给“赎”回去。
我本想说算了，我们是兄弟，没必要搞得这么生分。那套破房子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反倒像个累赘。可就在这时，卧室的门开了，秀英走了出来。她显然也一夜没睡好，眼圈有些发黑，但眼神却异常清醒和坚定。她没有看我，而是径直走到孙建业面前，语气平静得像是在谈论天气：“建业，不是嫂子不信你。是这五十万，对我们家来说，不是一笔小数目，它是我们家的命根子。”
她停顿了一下，似乎在组织语言，然后继续说道：“既然你要抵押，那咱们就得有个明确的说法。我们不占你便宜，但也别让我们自己心里七上八下的。这样吧，咱们找个懂行的人估个价，按当时的市场行情，你那套破房子，撑死了也就值个二十万。你就当这房子二十万卖给我们，剩下的三十万，你再给我们正正规规地打一张欠条。这样，我们心里踏实，你也有个念想。”
我心里一沉，觉得秀英这么说，有点太伤感情了。我以为孙建业会感到难堪，或者会就此接受。但他没有。他猛地从沙发上站了起来，因为激动，脸涨得通红，那样子，反而显得他特别有担当，特别仗义，仿佛秀英的提议是对他莫大的侮辱。“卫东！秀英！你们这是在打我的脸！是看不起我孙建业吗？”他一挥手，声音都有些变调，“你们在我最难的时候拉我一把，这份恩情比天大！我怎么可能还让你们吃亏？不搞什么抵押，那太麻烦了，也显得咱们生分！”
他深吸一口气，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唾沫星子都飞了出来：“咱们就当这是买卖！这房子，我五十万，直接卖给你们了！咱们现在就去办过户，房产证直接写卫东的名字！这房子以后就是你们的了，跟我孙建业再没半点关系！我孙建业要是将来翻了身，我肯定认你们这份情，一辈子都认！但这房子，就是你们的了！我说话，一口唾沫一个钉，绝不反悔！”他这番话说得斩钉截铁，荡气回肠，把我给说愣了。我甚至开始反思，是不是我和秀英太小家子气，太斤斤计较了。
可秀英没有。她那双平时温和的眼睛，在那一刻，闪烁着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冷静和锐利。她紧紧地盯着孙建业，仿佛要看穿他的内心。沉默了几秒钟后，她点了点头：“好，建业，既然你把话说到这份上了，那就按你说的办。”她的语气异常严肃，“是买卖，不是抵押，咱们一言为定。”接着，她提出了一个让我当时觉得有些多此一举的要求：“既然是正规买卖，咱们就得走最正规的流程。光过户还不行，咱们得去市里的公证处，把这份买卖合同，做个交易公证。”
我当时还想劝她，都是几十年的朋友，没必要搞得这么复杂。可秀英的态度异常坚决，她说：“亲兄弟，明算账。这不是信不过谁，是为我们两家都好，免得以后有说不清的闲话。”孙建业当时急着拿钱去救火，满口答应：“行！没问题！怎么正规怎么来！我孙建业做事，顶天立地！”
于是，就在那天上午，我们四个人，我、秀英、孙建业和他老婆张巧云，一起去了市公证处。公证处里冷气开得很足，穿着制服的公证员面无表情地接待了我们，把一份格式化的《房屋买卖合同》放在我们面前。公证员一条一条地宣读条款，孙建业显得很不耐烦，不停地催促：“没问题，没问题，我都认可！赶紧办吧！”可秀英却听得异常仔细。在公证员念完所有条款后，她甚至还提出了一个要求，希望在合同里增加一条补充条款。我当时没太在意那条补充条款的内容，只觉得她想得真够周全。后来，我才明白，正是那条看似多余的条款，在七年后，成了我们全家免于被道德和舆论撕碎的唯一铠甲。
签字，捺印。当那个带着国徽的红色钢印，重重地盖在公证书上时，我心里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我感觉，有什么东西，和这套老宅的产权一起，被永远地、不可更改地固定下来了。办完手续，我把五十万转到了孙建业指定的账户。他拿着银行的回执单，激动得语无伦次，拉着我的手，千恩万谢。他说他要去南方闯荡，不混出个人样来，绝不回来。看着他在那个夏日炙热的阳光下，匆匆离去的背影，我心里五味杂陈。既有为朋友两肋插刀的豪情，也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隐忧。
七年。在时间的河流里，七年或许只是一朵不起眼的浪花。但对于身处其中的人来说，七年，足以让很多东西改变模样。足以让青丝染上白霜，让坚固的信念出现裂缝，让滚烫的情谊，冷却成一块温吞的石头。
孙建业走了。像一颗石子投进大海，除了最初的一圈涟漪，很快就杳无音信。他真的去了南方。最初的一两年，他还会偶尔打个电话回来，说说在那边的不易和艰辛，言语间充满了东山再起的决心。再后来，电话变成了短信，短信又变成了逢年过节的一句微信祝福。那句干巴巴的“节日快乐”，像是一种礼节性的提醒，提醒我，我们之间还存在着这样一层关系。关于那五十万，关于那套房子，他一个字也没再提过。
我也曾旁敲侧击地问过。大概是借钱后的第三年，我记得也是一个夏天，我给他发微信，问他生意做得怎么样了，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他隔了很久才回复，只有短短几个字：“还行，在慢慢爬。”那语气，客气又疏离，像是在回答一个不太熟悉的问候。我识趣地没有再问下去。秀英在我旁边冷眼看着，撇了撇嘴说：“你看，我就说吧，这钱，就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你就当花钱买了个教训，认了吧。”
我嘴上反驳她，说建业不是那样的人，他只是还没缓过劲来。可我心里，那份最初的笃定，也开始动摇了。那套老宅，顺理成章地成了我的一个不大不小的麻烦。房子空着，风吹日晒，只会越来越破。我跟秀英商量，干脆花点钱，简单收拾一下，租出去，好歹有点收入。秀英没好气地说：“你还想往里填钱？那是个无底洞！”话是这么说，但她还是默许了。
我找了几个工人，花了差不多两万块钱。把漏雨的屋顶补了，内外墙重新刷了一遍白，腐朽的木窗换成了铝合金的，在院子里那个简易的棚子下面，接了水电，安了个洗菜池和燃气灶，勉强算是个厨房。收拾完，房子总算有了点人样。我贴了招租广告，很快，一对在附近批发市场卖菜的小夫妻租下了它。他们不嫌房子小，不嫌上厕所要跑老远，只图个租金便宜。每个月一千出头的租金，打到我的卡上，我心里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我算了一笔账，这点租金，将将够付我当年那五十万如果存在银行里，产生的定期利息。我相当于，白白搭进去两万块的装修费，还背上了一个甩不掉的包袱。
有时候，我下班会特意开车绕到那条老巷子。车停在巷口，我摇下车窗，远远地看着。看着那扇漆成蓝色的院门，看着窗台上摆着的几盆绿植，看着晾衣绳上挂着的，五颜六色的属于陌生人的衣裳。我心里总会涌起一种异样的感觉。我感觉自己不像房主，倒像个偷窥者。我好像用五十万，买下了一段不属于我的过去，一段沉重、琐碎，又无法摆脱的过去。这房子，就像我和孙建业那段友情的一个尴尬的纪念碑，矗立在那里，提醒着我当年的冲动和天真。
儿子王亮争气，考上了南方一所不错的大学，毕业后也留在了那边工作。我和秀英的生活，彻底进入了波澜不惊的中年模式。两点一线，上班下班，柴米油盐。我们很少再提起孙建业，也很少再提起那套房子。它就像一个我们心照不宣的禁区，被小心翼翼地绕开。日子就像那套老宅的墙皮，在我们不经意间，一层一层地剥落，露出底下被岁月侵蚀的底色。
直到二零二四年的春天。市政府的一纸公文，像一块从天而降的巨石，毫无征兆地砸进了老城区这片沉寂的水潭。拆迁。红色的油漆，在那些斑驳的老墙上，喷上了一个又一个巨大的“拆”字。那红色，刺眼，又充满了某种魔力。一夜之间，那些曾经被嫌弃的“老破小”，成了全城人眼中的金疙瘩。而我名下那套，我一直视作累赘的，五十平米的老宅，正好就在这次拆迁规划的核心区域内。
社区的工作人员上门来做初步的意向登记。他们拿着地图和文件，跟我讲解拆迁政策。按照初步的方案，可以选择产权置换，也可以选择货币化补偿。如果选择后者，根据房本面积、区位补偿价，再加上各种提前搬迁的奖励、放弃产权置换的奖励，林林总总算下来，我那套五十平米的房子，最终到手的补偿款，可能接近三百万。
这个数字，像一个炸雷，在我脑子里轰然作响。我懵了。我看着社区人员递过来的宣传册，上面的每一个字我都认识，但组合在一起，却让我感到如此不真实。我和秀英，辛苦一辈子，图的是什么？不就是想让晚年安稳一点，让儿子压力小一点吗？可我们一辈子的收入，可能还不及这笔从天而降的“横财”。命运，有时候就是这么荒诞。
这个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以一种我无法理解的速度传播开来。我还没从这巨大的震惊和恍惚中回过神来，消失了七年的孙建业，就回来了。就在拆迁消息在街头巷尾传开的第三天。一辆崭新的，我叫不出牌子但看得出价格不菲的黑色豪车，悄无声息地，却又无比张扬地，稳稳停在了我家那栋旧居民楼的楼下。车门打开，孙建业和他老婆张巧云，容光焕发地走了下来。他穿着剪裁合体的名牌西装，手腕上那块金光闪闪的手表，在春日的阳光下，晃得人眼晕。张巧云挎着一个我只在杂志上见过的奢侈品包包，化着精致的妆容。他们手里，提着大包小包的，全是包装精美的贵重礼品。那样子，哪里是来探望故人，分明是荣归故里的王者，来接受旧臣的朝拜。
家里的那张旧餐桌，一下子变得拥挤而局促。孙建业带来的那些高级烟酒、名贵补品，几乎堆满了半个客厅，与我们家朴素的陈设显得格格不入。秀英在厨房里忙碌着，我能听到她把锅碗瓢盆弄得叮当响，那不是做饭的节奏，倒像是在发泄着某种情绪。
酒桌上，气氛一开始有些微妙的尴尬，但很快就被孙建业洪亮的声音和爽朗的笑声所主导。他成了绝对的主角。他绘声绘色地讲述着他这七年在外的打拼经历。他说他刚到南方时，身无分文，睡过天桥，捡过瓶子。然后如何抓住了一个小小的机遇，如何靠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和不要命的拼劲，从一个小小的包工头，一步步做起，最终扭亏为盈，成立了自己的建筑公司。他的故事里，充满了各种惊心动魄的商业博弈和力挽狂澜的英雄事迹。他说他现在，生意已经做到了好几个省，手下养着几百号工人。他的声音里，充满了那种只有成功人士才有的，不容置疑的自信和掌控感。
张巧云在一旁，像个最忠实的捧哏。她不时地插话，用一种看似不经意，实则精心设计的方式，补充着丈夫的辉煌。“我们家建业就是心善，去年过年，光给手下那些困难的工人都发了十几万的红包。”“前阵子我们去欧洲，我看中一个包，十几万呢，他眼都不眨就给我买了。”“哎，卫东哥，秀英姐，你们不知道，他这人就是太重感情，老说这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你们。”她的话，像一根根柔软的针，看似在夸赞丈夫，实则在不动声色地提醒着我们，他们如今的地位，和我们之间的巨大差距。
我和秀英，像两个局促的观众，坐在自己家的餐桌旁，听着一场与我们无关，却又好像处处与我们相关的精彩演出。我只是默默地喝酒，偶尔附和两句。秀英则几乎没怎么说话，只是埋头吃饭，偶尔给孙建业夹一筷子菜，脸上挂着客气而疏远的微笑。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气氛在酒精的催化下，显得热烈而融洽。孙建业似乎觉得时机成熟了。他放下酒杯，那只戴着金表的手，重重地拍在了我的肩膀上。他的眼神，在那一刻，变得无比情真意切，仿佛回到了七年前那个无助的夜晚。“卫东，我的好兄弟！哥们儿这些年，总算是缓过来了，没给你丢人！”他的声音带着一丝哽咽，“当年，要不是你那五十万，我孙建业早就没有今天了！这份恩情，我一辈子都记在心里，没齿难忘！”
他顿了顿，深情地看了我一眼，然后话锋一转，进入了正题。“现在，我手头宽裕了，是时候把当年的事情，给了结了。”他从他那个看起来就很贵的随身皮包里，拿出一个厚厚的牛皮纸信封，不容我分说，就推到了我的面前。“卫东，这里是六十万。五十万是当年的本金，另外十万，算是我给你这么多年的利息！我知道不多，跟你们帮我的比起来，不值一提，但这是我的一份心意！”
他把信封往我这边又推了推，然后身体微微前倾，盯着我的眼睛说：“钱你今天务必收下。然后，咱们明天，抽个时间，去房管局，把那套老房子的户过了吧。”他终于说出了他此行的最终目的，语气却说得那么自然，那么理所当然。“那房子，是我爷爷留下的，是咱们老孙家的根。现在我有能力了，我得把它赎回来。”
“赎回来”这三个字，像三根钢针，扎进了我的耳朵里。客厅里的空气，在那一瞬间，仿佛被抽空了。我放在桌子底下的手，不由自主地攥成了拳头，指甲深深地陷进了掌心。秀英的脸，瞬间就沉了下来，刚才还挂在脸上的那点客套的微笑，消失得无影无踪，剩下的，只有冰冷的警惕。
我拿起桌上的酒杯，将杯中辛辣的白酒一饮而尽。酒是好酒，茅台，是孙建业带来的。可那酒液滑过喉咙，却像刀子一样，又苦又涩。我放下酒杯，看着他，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建业，你这话不对。我们当年的事，不是这么说的。”我一字一句，清晰地说道：“当年我们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是房屋买卖，不是借款抵押。”
孙建业脸上的笑容，像是被冰冻住了，僵在那里。还没等他开口，他身边的张巧云先炸了。她“啪”的一声，把筷子重重地拍在桌子上，发出的声响尖锐而刺耳。“王卫东！你这是什么意思？”她的声音也跟着尖利起来，像指甲划过玻璃，“当初要不是我们家建业走投无路，急着用钱救命，你们家会要那套又破又烂的房子？那就是个抵押！一个说辞！现在倒好，听说房子要拆迁了，能赔三百万，你们就想独吞了？”她站起身，指着我的鼻子，声音越来越大：“人心不足蛇吞象啊！三百万！你们也不怕晚上睡觉做噩梦，不怕撑死！做人，不能这么没良心！不能忘恩负义！”
孙建业也顺势拉下了脸，刚才还满口的“兄弟情深”，瞬间荡然无存。他站了起来，比我高半个头，居高临下地看着我，语气变得强硬而冰冷。“卫东，我再叫你一声兄弟。我们是几十年的交情，你为了这点钱，真的连兄弟都不认了？”他的眼神里，已经没有了丝毫的温情，只剩下赤裸裸的欲望和威胁。“我今天把话放这儿，这房子，你必须还给我！否则，咱们就法庭上见！你别忘了，当年所有人都知道我是找你借钱，你这是趁人之危，非法侵占！”
我看着他那张既熟悉又陌生的脸，心里最后一点温情，也像被寒风吹过的蜡烛，彻底凉了。
从那天起，事情就彻底失控了。我和秀英的生活，像是被投入了一块巨石的平静湖面，激起了滔天巨浪。孙建业和他老婆张巧云，像两只被激怒的鬣狗，开始了他们无所不用其极的围猎。
他们首先发动的，是舆论战。他们动用了所有的亲戚朋友关系，在我们的共同社交圈里，大肆散布谣言。在他们的版本里，我王卫东成了一个处心积虑、忘恩负义的卑鄙小人。说我当年趁着兄弟落难，假意帮忙，实则设计圈套，用区区五十万就巧取豪夺了人家价值连城的祖宅。现在眼看着房子要拆迁，巨额的拆迁款即将到手，就立刻翻脸不认人，将当年救过他命的兄弟情谊弃之如敝履。这个故事被他们讲得有鼻子有眼，充满了各种添油加醋的细节，极具煽动性。一时间，流言蜚语像瘟疫一样蔓延开来。
我很快就感受到了压力。连远在老家的母亲都打来了电话，电话那头，她小心翼翼，欲言又止地问我，到底是怎么回事，外面传得很难听。我对着电话，百口莫辩。我能说什么？说孙建业在撒谎？说我们有公证？在亲情和乡愿面前，冷冰冰的法律条文，显得那么苍白无力。在单位里，我也明显感觉到了气氛的变化。同事们看我的眼神，都变得怪怪的，带着探寻、同情，或许还有鄙夷。他们不再像以前那样跟我开玩笑，午休时，原本热闹的办公室，只要我一走进去，声音就会不自觉地低下去。我像一个被孤立的孤岛，被流言的潮水包围着，无处可逃。
眼看舆论攻击效果显著，孙建业又打出了“亲情牌”。他把他那年近七旬，身体本就不太好的父母，也从乡下接了过来。两个老人，被他安排住在了我家附近的小旅馆里。从那天起，每天上午九点，他们就准时出现在我家单元楼的门口，搬两个小马扎，一坐就是一天。他们不吵不闹，只是坐着。见到有邻居路过，就拉着人家的手，老泪纵横地开始哭诉。哭诉儿子不孝，没能守住祖宅；哭诉我们一家如何“没良心”，如何“霸占”了他们家的房子，让他们老无所依。
邻居们一开始还只是好奇围观，渐渐地，看我们的眼神也变了。同情弱者是人的天性。在两个风烛残年的老人面前，我们一家，无论有理无理，都成了仗势欺人的恶人。秀英是中学老师，最重名声，她气得好几天都吃不下饭，晚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她跟我说，她现在出门都得绕着走，不敢从单元正门过，她算是看透了，有些人，为了钱，是什么脸面都不要了。
最激烈的一次冲突，发生在一个星期三的下午。我刚下班，还没走出单位大门，就被孙建业带着几个看起来就不好惹的壮汉给堵住了。那几个男人，一个个膀大腰圆，胳膊上露着纹身，一看就不是善茬。正值下班高峰期，单位门口人来人往，全是我的同事和领导。孙建业就那么当着所有人的面，指着我的鼻子大声嚷嚷，说我欠债不还，霸占他家祖宅，是个披着人皮的狼。他的言辞污秽不堪，不堪入耳。单位的保安过来拉他，都被他带来的那几个人给推开了。场面一度非常混乱难看，很多人拿出手机在拍照录像。
第二天一早，我们单位的一把手就找我谈话了。领导的办公室里，烟雾缭绕。他没有批评我，话也说得很委婉，但他那严肃的表情和不时皱起的眉头，已经说明了一切。他要我“尽快处理好个人经济纠纷”，不要因为“个人问题”，影响到单位的声誉和形象。我走出领导办公室的时候，感觉自己的腿都是软的。我知道，如果这件事再闹下去，我的工作，我这半辈子兢兢业业换来的安稳生活，都可能不保。
那天晚上，孙建业来了。他是独自一人来的，脸上带着胜利者的微笑，仿佛一切尽在他的掌握之中。他大喇喇地在我家沙发上坐下，翘起二郎腿，慢悠悠地点上一根烟。“王卫东，怎么样？这几天的日子，不好过吧？”他吐出一口烟圈，脸上带着一丝得意的狞笑，“我劝你，还是想清楚。当年的事，口说无凭，你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那不是抵押。你跟我打官司，大概率也是输。就算不输，这官司打个一年半载，你的名声，你的工作，你老婆的工作，全得完蛋！我调查过了，你们两口子，都是体面人，都是靠名声吃饭的。你们丢不起这个人，对吧？”
他站起身，走到我面前，把声音压得很低，那声音里充满了不加掩饰的威胁：“我给你最后一个机会。拿上这六十万，明天，我们就去把房子过户回来。不然，明天我就去你老婆的学校，找他们校长，找教育局，把这事好好说道说道。我还要把那些邻居的证词，你同事拍的视频，都发到网上去。我看到底是你的面子值钱，还是那两百多万的差价值钱！”
我看着他。看着他那副志在必得的，丑陋的嘴脸。我再也看不到一丝一毫当年那个为我打架的少年的影子。我转过头，看到站在一旁的妻子秀英，她气得浑身发抖，脸色惨白，却又无可奈何，眼中充满了屈辱和无助。那一刻，我心中那份对旧日情谊的最后一丝留恋，也像被狂风吹灭的残烛，彻底烟消云散了。我忽然觉得很可笑，为自己，也为他。
我长长地，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气，仿佛要把胸中所有的屈辱和愤怒都吐出去。在极度的愤怒之后，我反而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冷静。我看着孙建业，一字一句地，清晰地说道：“建业，你说的对。”我的平静让他有些意外。“空口无凭。我们的交情，确实没法拿到台面上当证据。”
孙建业以为我终于服软了，脸上露出了胜利的微笑，他刚想开口说些什么。我却话锋一转，眼神变得像冰一样锐利：“但是，法律可以。”
我没有再看他，转身走进了书房。我打开那个沉重的老式保险柜，在最底层，翻找了一阵。当我拿着一个已经泛黄，边角都有些磨损的牛皮纸文件袋走出来时，客厅里所有人的目光，都像探照灯一样，聚焦在了我的手上。我没有理会孙建业和他家人的诧异目光，径直走到了妻子的身边。我把那个承载了七年岁月的文件袋，郑重地交到了她的手里，轻声说：“秀英，还是你来吧。当年要不是你的深谋远虑，我今天，可能真的就百口莫辩，要被他活活欺负死了。”
秀英深吸了一口气。就在接过文件袋的那一瞬间，她整个人的气场都变了。那几天来一直笼罩在她身上的委屈、愤怒和无助，仿佛被一股强大的力量驱散了。她的手，已经不再发抖。她的腰杆挺得笔直，眼神里，没有了彷徨，只剩下一种如释重负的坚定和冰冷的决绝。
她没有像张巧云那样，歇斯底里地把文件拍在桌上。她的动作，从容而优雅。她缓缓地，一层一层地解开文件袋上缠绕的棉线，那动作，像是在开启一个尘封已久的仪式。她从里面抽出一份装订整齐、比普通A4纸更厚实、带着硬质封面的文件。那文件上，鲜红的国徽和烫金的“公证书”三个大字，在客厅的灯光下，反射出一种不容置疑的威严。
她没有直接将公证书的内容展示给孙建业看，而是翻到了其中的某一页，清了清嗓子。然后，她用她当了二十年中学语文老师，最标准，最清晰，也最富于穿透力的普通话，一字一句地朗读起来。
她的声音不大，却像一把手术刀，精准地划破了客厅里紧张而污浊的空气，每一个字，都清晰地传到在场每一个人的耳朵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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