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初秋的阳光暖洋洋的，像一条温顺的金毛犬，趴在人的后背上。
小区花园里的石凳上，坐满了我们这些退休的老头老太太。
张大妈正眉飞色舞地讲着她儿媳妇怀了二胎的喜讯。
李大爷不甘示弱，炫耀着他孙女考上了重点大学。
我叫周玉兰，今年七十岁，退休教师，无儿无女在身边，日子过得像这秋日午后的温吞水，平淡，却也安逸。
我手里拿着一把旧蒲扇，有一搭没一搭地扇着，听着她们的家长里短，偶尔笑一笑，不怎么插话。
“周玉兰！周老师！有你的快递！”
小区门口，穿着蓝色工服的快递小哥扯着嗓子喊。
我愣了一下，我这个年纪，连智能手机都用不利索，更别提什么网购了。
“是不是搞错了啊小伙子？”我站起身，拍了拍裤子上的灰。
“没错，周玉兰，电话也是您的，两个大箱子，您过来签收一下。”小哥有点不耐烦。
老姐妹们的目光“刷”地一下全集中到我身上。
“哟，玉兰，可以啊，还网购呢？”
“买的什么好东西啊，这么两大箱？”
我摆摆手，心里也犯着嘀咕，慢悠悠地挪到小区门口。
两个结结实实的纸箱子，上面印着鲜艳的橙子图案，还有几个大字：赣南脐橙，甜蜜入心。
我确实没买过橙子。
儿子远在深圳，忙得脚不沾地，他要寄东西，肯定会提前打电话。
那是谁寄的？
我弯下腰，眯着老花眼，凑近去看那张贴在箱子上的快递单。
收件人：周玉兰。
地址：没错，是我家。
电话：也是我的。
我的目光缓缓移向寄件人那一栏。
那三个打印出来的、小小的宋体字，像三根烧红的钢针，猛地一下刺进了我的眼睛里。
陈建国。
我的呼吸瞬间停滞了。
整个世界仿佛被按下了静音键，老姐妹们的说笑声、路边的汽车鸣笛声、风吹过树叶的沙沙声，全都消失了。
我的耳朵里只剩下我自己那一声比一声响，一声比一声重的心跳。
咚！咚！咚！
像有人在我的胸腔里擂鼓。
陈建国。
这个我已经整整四十五年没有念叨过，甚至以为自己快要忘记了的名字。
我的前夫。
他怎么会突然给我寄东西？
他从哪里知道我的地址和电话？
他想干什么？
“玉兰，发什么呆呢？到底是谁寄的呀？”张大妈好奇地凑了过来，脑袋伸得老长，想看那张快递单。
我像被踩了尾巴的猫，猛地一个激灵，下意识地用身子挡住了箱子，挡住了那个名字。
“没……没什么，一个远房亲戚。”我的声音干涩得像被砂纸磨过。
“快签收吧阿姨，我这儿还一车货呢。”快递小哥催促道。
我颤抖着手，从口袋里摸出笔，在那张签收单上划拉了几下，连自己写的什么都看不清。
“哎哟，这么重，我们帮你抬回去。”热心的李大爷说着就要上手。
“不用不用！我……我自己来！”我几乎是喊出来的，声音尖锐得把自己都吓了一跳。
我不想让任何人再靠近这两箱橙子，不想让任何人再看到那个名字。
我用尽全身力气，一手一个，将那两箱沉甸甸的橙子抱了起来。
箱子的硬角硌得我生疼，可我感觉不到。
我只觉得那三个字像烙铁一样，隔着纸箱，烫着我的皮肤，一直烫到我的心里去。
我几乎是逃一样地冲进了楼道，身后传来老姐妹们莫名其妙的议论声。
“这周老师今天怎么了？神神叨叨的。”
“是啊，跟见了鬼似的。”
我没力气去管那些。
回到家，“砰”地一声关上门，我再也支撑不住，抱着那两箱橙子，顺着门板滑坐在地上。
心跳得快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
我大口大口地喘着气，像是刚跑完一场马拉松。
客厅里静悄悄的，只有墙上的石英钟在滴答作响。
我死死地盯着眼前这两箱橙子。
它们不再是水果，而是两颗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爆炸的定时炸弹。
四十五年了。
他以为时间能抹平一切吗？
他以为寄两箱破橙子，就能当什么都没发生过吗？
做梦！
我的手，抖得越来越厉害。
我就那么坐在冰凉的地板上，对着那两箱橙子，从下午坐到了黄昏。
夕阳的余晖透过窗户洒进来，把我的影子拉得老长老长，像个佝偻的问号。
我的思绪，却不受控制地，被拉回了四十五年前。
那个时候，我还叫周玉兰，他还是我的陈建国。
我们是同村的，家就隔着一条小河。
我是村里第一个女高中生，他是村里最沉默寡言的那个后生。
他从不说什么好听的话，却总是把最好的东西都留给我。
地里新摘的黄瓜，他会偷偷洗干净放在我的书包旁。
山里刚熟的野草莓，他会用最大的那片叶子包好，等在我放学的路上。
我考上师范那年，他高兴得一晚上没睡，第二天眼睛熬得通红，跑到镇上给我买了一支崭新的钢笔。
结婚那天，全村人都来喝喜酒。
闹洞房的时候，大家起哄让他说句漂亮话。
他一个大男人，脸红得像块红布，憋了半天，才当着所有人的面，看着我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
“玉兰，我这辈子，就认定你了。”
我信了。
我信得彻彻底底。
婚后头三年，是我们最幸福的日子。
虽然穷，住的是泥坯房，吃的是粗粮饭，可我的心里比蜜还甜。
他去公社上工，我在村里的小学教书。
每天傍晚，我都能在村口那棵老槐树下，看到他等我的身影。
后来，我们有了儿子，小名叫石头。
他抱着儿子，常常一坐就是半天，嘴里哼着不成调的歌，眼里是化不开的温柔。
我以为，我们会这样，一辈子。
直到一九七九年的那个冬天。
雪下得特别大，像是要把整个世界都埋起来。
公公在雪地里滑了一跤，突发脑溢血，送到县医院，医生说必须马上手术，不然人就没了。
手术费，要五百块。
五百块！
在那个工人一个月工资才二三十块的年代，这简直就是一笔天文数字。
陈建国疯了一样四处去借钱。
他把家里所有亲戚的门都敲遍了。
他给那些平日里称兄道弟的朋友下跪。
可那个年代，谁家又有余钱呢？
他跑了三天，磨破了嘴皮，磕破了头，也只借来了不到一百块。
整个人像被霜打过的茄子，蔫了，垮了。
我看着他通红的眼睛和嘴角的燎泡，心疼得像刀割。
我咬咬牙，把我娘家陪嫁的唯一一件首饰，一个银镯子，拿去当铺当了。
死当，八十块。
可离五百块，还差得太远太远。
就在我们全家都快要绝望的时候，一周后，陈建国突然从外面回来。
他的脸色很平静，平静得有些吓人。
他走进屋，看都没看我一眼，对我妈说：“妈，爹的钱，我借到了。”
然后，他转向我，嘴唇动了动，吐出了三个字：
“离婚吧。”
我以为我听错了。
我愣愣地看着他，他还是那个我熟悉的陈建国，可他的眼神，冷得像那个冬天里的冰。
“你说什么？”我问。
“我说，我们离婚。”他重复了一遍，语气决绝，不带一丝感情。
“为什么？”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
“没有为什么，不想过了。”他别过头，不看我。
我疯了一样扑上去，抓住他的胳膊，“陈建国！你看着我的眼睛！你告诉我为什么！是不是因为钱？我们可以再想办法的！我们可以的！”
他一言不发，只是用力地，一根手指一根手指地，把我抓着他胳膊的手掰开。
他的力气那么大，我的手腕被他捏得生疼。
我瘫坐在地上，抱着他的腿，哭得撕心裂肺。
“建国，你不能不要我跟石头啊！我们说好要过一辈子的！你忘了你说过的话了吗？”
他终于低头看了我一眼。
那一眼里，我什么都看不懂。
没有爱，没有恨，像是在看一个陌生人。
他弯下腰，把我抱住他腿的手，也冷酷地拿开。
然后，他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
我追到门口，只看到他消失在风雪里的背影，决绝得像一把插进我心口的刀。
后来我才知道，就在他跟我提离婚的第二天，他就娶了镇上供销社刘主任那个有点跛脚的女儿。
听说，彩礼是五百块。
不多不少，正好是他爹的手术费。
那一刻，我所有的爱，都变成了恨。
恨他为了钱，抛妻弃子。
恨他为了救他爹，就牺牲掉我和儿子的幸福。
恨他的薄情寡义，恨他的冷酷无情。
我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了字，一分钱没要，抱着还在襁褓里的儿子，净身出户。
我当着全村人的面发誓，我周玉兰这辈子，死都不会再见他陈建国！
那之后的日子，有多苦，只有我自己知道。
我白天在学校教书，挣那点微薄的工资。
晚上回到家，就着昏暗的煤油灯，糊火柴盒，一个一分钱，一夜下来，眼睛都快熬瞎了，也挣不到一块钱。
儿子生病，我一个人背着他，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几十里山路去镇上的医院。
下雨天屋顶漏水，我抱着儿子，在屋里找个不漏雨的角落，坐到天亮。
后来，生活慢慢好起来了。
我也从村小调到了县城的中学。
很多人看我一个人带着孩子不容易，给我介绍对象。
有工人，有干部，有同样是老师的。
我一个都没见。
不是我还放不下陈建国。
是我的心，在那一年那个下着大雪的冬天，就已经死了。
我不相信男人了。
一个曾经把你捧在手心里的人，都能为了钱说不要你就不要你，你还能指望谁？
现在，四十五年过去了。
我已经从一个风华正茂的年轻姑娘，变成了一个风烛残年的老太婆。
我的恨，也随着时间，被埋进了心底最深处，我以为它早就腐烂了，消失了。
可今天，这两箱橙子，就像两把铲子，把我心底的那座坟给刨开了。
那些腐烂的，带着恶臭的恨意，又翻涌了上来。
“这个没良心的东西！”我咬着牙，从牙缝里挤出这几个字。
“现在想起我来了？他做什么梦呢？”
我一脚踹在箱子上，箱子纹丝不动，我的脚趾头却疼得钻心。
我赌气地想：我偏不打开！我一眼都不看！就让它在这里放着，放到烂，放到臭！
眼不见为净！
可那两箱橙子就那么杵在客厅正中央，像两只巨大的眼睛，无时无刻不在盯着我。
我走到卧室，它们好像在看着我。
我走到厨房，它们好像也在看着我。
那一晚，我失眠了。
在床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
一夜没睡好，脑子里乱糟糟的，全是年轻时候的那些画面。
一会儿是他在村口的老槐树下等我，手里攥着一把不知从哪里采来的野花，看到我，傻乎乎地笑。
一会儿是他抱着刚出生的儿子，小心翼翼地，像是抱着全世界最珍贵的宝贝。
一会儿又是他冷冰冰地说“离婚吧”的那个眼神，像一把冰锥子，扎得我心口发疼。
等我再睁开眼，天已经亮了。
我摸了摸枕头，湿了一大片。
也不知道是夜里出的汗，还是流的泪。
我慢吞吞地从床上爬起来，只觉得浑身骨头都像是散了架。
一走出卧室，又看到了客厅里那两箱橙子。
心头那股无名火“蹭”地一下又冒了上来。
留着干什么？
平白惹自己生气！
我打定主意，要把这两箱东西处理掉。
扔了？太可惜了，这么大两箱。
送人？送谁呢？
正想着，门铃响了。
我打开门，是住我对门的邻居刘大姐，手里拎着一兜刚从菜市场买回来的青菜。
刘大姐是个热心肠，我们俩关系不错。
“玉兰，这么早啊。哎？你家这橙子哪来的？看着真不错，个儿真大！”刘大姐一眼就看到了那两个箱子。
我心里一动，一个念头冒了出来。
“哦，一个远房亲戚寄来的，寄得太多了，我一个人哪吃得完。”我若无其事地随口编了个理由。
“你尝尝，这叫赣南脐橙，甜着呢。”说着，我就要去搬箱子。
“那哪好意思啊。”刘大姐嘴上推辞着，眼睛却亮晶晶的。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放我这也得坏了！你拿一箱去，给你家老王也尝尝。”我态度坚决。
“那……那我就不跟你客气了啊！”刘大姐推辞了几句，便高高兴兴地抱起其中一箱。
“这箱子可真沉，得有二三十斤吧！你那亲戚真实在。”她乐呵呵地说。
送走了刘大姐，我看着客厅里剩下的那一箱橙子，心里总算松了口气。
就像是扔掉了一个烫手的山芋。
剩下这一箱，干脆给儿子寄去吧。
我这么想着，就摸出手机，给远在深圳的儿子打了个电话。
电话响了很久才接通，背景音吵吵嚷嚷的。
“喂，妈，怎么了？我这儿正开会呢。”儿子的声音听起来很疲惫。
“没什么大事，就是……就是有人送了两箱橙子，我想着给你寄一箱过去。”
“橙子？不用了妈，我这边忙，过两天又要去外地出差，寄过来也没人吃。您自己留着吃吧，补充点维生素。行了妈，不说了啊，老板叫我了，挂了啊。”
“嘟嘟嘟……”
电话被匆匆挂断。
我举着手机，愣在原地，心里空落落的。
看着那最后一箱橙子，我又开始心烦意乱起来。
它就像陈建国这个名字的化身，只要在我眼前，我就不得安生。
不行，不能留着它！
我一咬牙，抱起剩下那箱橙子，走到对门，敲响了刘大姐家的门。
刘大姐刚把橙子搬进屋，还没来得及拆，看我又抱了一箱过来，愣住了。
“玉兰，你这是……”
“刘姐，这箱也给你吧！”我把箱子往她怀里一塞。
“哎，这可使不得！你一箱我一箱，哪有你这么送礼的！”刘大姐连连摆手。
“你就拿着吧！”我硬是把箱子塞给她，“我这牙口不好，吃不了酸的东西，放着也是浪费。你家人多，正好分着吃了。”
“这……这让我怎么好意思啊！”
“街坊邻居的，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就这么定了啊！”
我也不等她再拒绝，说完就转身回了自己家，把门关上了。
透过猫眼，我看到刘大姐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最后还是乐呵呵地把第二箱橙子也搬进了屋。
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总算是把这两颗“炸弹”都送走了。
这下，总该清净了。
就当这件事从来没发生过，就当我从来没收到过这两箱橙子。
陈建国，从今往后，我们之间，真的就一刀两断，再无瓜葛了。
我这么对自己说。
把橙子都送走之后，我确实感觉轻松了不少。
可不知道为什么，心里总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别扭，像是有一只小虫子在爬，不疼，却很痒。
下午，我照例去楼下的公园遛弯。
几个老姐妹又聚在一起打牌，热情地招呼我过去玩两把。
“来来来，玉兰，三缺一，就等你了！”
我坐了过去，可心思根本不在牌上。
手里的牌抓得乱七八糟，该出什么，该碰什么，脑子一片空白。
“哎呀玉兰，你该打这张啊！糊涂了吧！”
“你怎么回事啊今天，魂不守舍的。”
“是不是收到亲戚的礼物太高兴了？”
我勉强笑了笑，说自己昨晚没睡好。
连着输了三把，我实在没心情再玩下去，找了个借口就回家了。
傍晚时分，天色渐渐暗了下来。
我做好了晚饭，一个人坐在饭桌前，没什么胃口。
吃了几口，就放下了筷子。
我走到窗边，下意识地朝对门刘大姐家看了一眼。
她家的灯亮着，窗帘拉得严严实实，门也关得紧紧的。
这有点反常。
平时这个点，刘大姐早就吃完饭，下楼去小广场上跳广场舞了。
她可是她们那个舞蹈队的领队，雷打不动的。
今天怎么没去？
我心里嘀咕着，鬼使神差地走出了家门，想去敲门问问。
手刚抬起来，还没敲下去，就听到里面隐隐约约传来刘大姐说话的声音。
像是在打电话。
她的声音压得很低很低，隔着门板，听不真切具体内容。
但那语气，却透着一股说不出的激动和紧张。
我心里“咯噔”一下。
难道是她家里出什么事了？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觉得邻居家的私事，自己不好多问。
于是，我又把手缩了回来，转身回了自己家。
可那股不安的感觉，却越来越强烈。
我坐在沙发上，打开电视，里面的声音吵吵闹D，我一个字都听不进去。
脑子里，全是刘大姐家那扇紧闭的门，和她那压得低低的、紧张的声音。
晚上八点多，我又听到对门传来一阵轻微的响动。
好像是有人来了，在她家待了一会儿，又匆匆地走了。
脚步声很急促。
晚上十点，我洗漱完毕，准备睡觉。
躺在床上，却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
月光透过窗帘的缝隙照进来，在地上投下一道细长的光斑。
我的脑子里，像是在放电影。
一会儿是年轻时陈建国那张沉默却温柔的脸。
一会儿是他决绝离去的背影。
一会儿又是今天下午刘大姐家那扇奇怪的，紧闭的房门。
这两件事，有什么联系吗？
我甩了甩头，觉得自己是想多了。
肯定是年纪大了，爱胡思乱想。
窗外的月亮又大又圆，像极了我们结婚那一晚的月亮。
我闭上眼睛，强迫自己不要再想。
迷迷糊糊中，我好像快要睡着了……
“咚！咚！咚！”
一阵急促得像是要砸门的敲门声，猛地把我从半梦半醒中惊醒！
我吓得一个激灵，从床上弹坐起来，心脏“砰砰砰”地狂跳，几乎要从胸腔里撞出来。
我一把抓过床头的手机，屏幕亮起，上面的数字刺痛了我的眼睛：
凌晨 12:03。
半夜十二点！
谁会在这个时间来敲门？
我的第一反应是出事了！是儿子出事了！
一股寒意从脚底板瞬间窜到了天灵盖，我浑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
我颤抖着披上衣服，连拖鞋都穿反了，跌跌撞撞地冲到门口。
“谁……谁啊？”我的声音抖得不成样子。
外面没有回答，只有更加急促的敲门声。
“咚咚咚！咚咚咚！”
我心里发毛，手心全是冷汗。
我踮起脚，凑到猫眼上，小心翼翼地往外看——
门外昏黄的声控灯亮着，照出了一张我再熟悉不过的脸。
是刘大姐！
我心里一松，可随即又提了起来。
猫眼里的刘大姐，脸色惨白，嘴唇哆嗦着，眼神里充满了惊恐和慌乱，和平时那个乐呵呵的她判若两人。
她这个样子，比一个陌生人站在门口更让我害怕。
我赶紧把门打开一条缝。
“刘姐，这大半夜的，你……你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门一开，刘大姐就跟见了救星一样，一把抓住了我的胳膊，她的手冰凉，还在不停地发抖。
我顺着她的目光往后看，瞬间懵了。
她的身后，赫然放着那两箱我白天送给她的橙子！
原封不动，又被她搬了回来！
“刘姐，你这是干嘛？这橙子怎么又……”我一头雾水。
刘大姐的嘴唇哆嗦着，张了张嘴，却好像不知道该怎么说。
她看了我好几秒，那眼神极其复杂，有震惊，有同情，还有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恐惧。
突然，她一把抓住我的手，力气大得惊人，声音发颤，几乎是带着哭腔：
“玉兰！”
“我的老姐姐！”
“你别问！”
“这橙子……你……你必须自己打开看看！我不能说！我真的不能说！你自己看了……看了就全明白了！”
她的眼眶一下子就红了，像是受了天大的惊吓。
她说完，也不等我反应，硬是使出全身力气，把那两箱沉甸甸的橙子推进了我家的门里。
“哎！刘姐！你到底怎么了？你把话说清楚啊！”我急得追了上去。
“是什么东西啊？你倒是说啊！”
“是不是橙子坏了？还是里面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
刘大姐却只是一个劲地摇头，什么都不肯说，嘴里反复念叨着：“不能说，我不能说……你自己看……”
她临走前，又深深地看了我一眼，那眼神，看得我心里直发毛。
说完，她就像躲避瘟疫一样，转身踉踉跄跄地跑回了自己家，重重地关上了门。
我一个人站在门口，彻底傻了。
冷风从敞开的门里灌进来，我却感觉不到冷。
我只觉得后背一阵阵地发凉。
我关上门，屋里一片死寂。
我低头看着脚边这两箱被送回来的橙子，它们现在看起来，不像是炸弹，更像是两口小小的棺材。
里面到底装着什么？
能把刘大姐吓成那个样子？
还非要我自己打开看？
我的心跳如擂鼓，一下一下，重重地砸在我的耳膜上。
我在客厅里来来回回地踱步，像一只被困在笼子里的野兽。
开，还是不开？
好奇心像一只小猫，用爪子挠着我的心。
恐惧感又像一盆冰水，兜头浇下。
十几分钟，感觉像一个世纪那么漫长。
我终于停下脚步。
罢了。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
我深吸一口气，像是要上刑场一样，走到其中一个箱子前。
我蹲下身，手指颤抖着，摸索到箱子的封口胶带。
“嘶啦——”
我用力撕开了第一个箱子的封口。
一股淡淡的橙子清香飘了出来。
我探头往里看，上面一层，是码放得整整齐齐的橙子，个头匀称，色泽鲜亮，看起来没有任何异常。
我的心稍微放下了一点。
也许是刘大姐大惊小怪了？
我伸出手，把橙子一个一个地往外拿，小心翼翼地放在地板上。
我的手，还是在微微发抖。
一个，两个，三个……
第一层拿完了。
第二层也拿完了。
箱子渐渐空了下去。
当我把最后一层的最后一个橙子拿出来的时候，我的手指，突然碰到了一个硬硬的、方方的东西。
不是橙子。
我的心猛地一缩！
那是一个用牛皮纸包裹得严严实实的信封，被压在整个箱子的最底层，如果不是把所有橙子都拿出来，根本发现不了。
信封鼓鼓囊囊的，很厚，封口处用白色的浆糊仔仔细细地粘过，粘得非常平整。
我盯着那个信封，咽了口唾沫。
我小心翼翼地把它拿了出来，放在手心。
很沉。
我颤抖着，一点一点地，撕开了信封的封口。
然后，我把信封倒过来，对着我的手心，轻轻一倒——
几样东西“哗啦”一下，掉了出来，散落在我面前的地板上。
有纸张，有本子，还有一张照片。
我低下头，借着客厅昏暗的灯光，看清楚了那些掉落在地上的东西。
只看了一眼。
就只看了一眼。
我的大脑“嗡”的一声，一片空白。
仿佛有一道惊雷，从我的天灵盖直直劈下，将我整个人都劈成了碎片。
我双腿一软，再也支撑不住，“扑通”一声，直接瘫坐在了冰冷的地板上。
我张着嘴，想喊，却发不出任何声音。
喉咙里像是被什么东西死死地堵住了。
我捂住嘴，眼泪瞬间决堤，浑身不受控制地剧烈颤抖起来。
天哪……
这怎么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他怎么会……
四十五年了，他竟然……他竟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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