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蒙古国牲畜普查数据,截至2025年12月,蒙古国牲畜存栏数量总计为5810万头(只/匹/峰),比2024年增加了44.51万头,增长0.8%。

从牲畜种类看:

-绵羊2390万只(同比减少2.6%),占比41.1%。
-山羊2320万只(同比增长1.1%),占比39.9%。
-牛540万头(同比增长7.2%),占比9.3%。
-马510万匹(同比增长9.5%),占比8.8%。
-骆驼50.13万峰(同比增长4.3%),占比0.86%。

以上绵羊山羊合计4710万只,数量占比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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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国地理位置(图源地球知识局)

蒙古国土面积156.65万平方公里,人口356万人,约42%的人口生活在首都乌兰巴托(150万人)。

蒙古平均每人16.3头牲畜(指马牛羊驼,下同)。其中,平均每人拥有13.2只绵羊和山羊。蒙古是世界上人均拥有羊数量最多的国家,也是人均消费羊肉最多的国家(蒙古68.5公斤/人、巴林23.4公斤/人、新喀里多尼亚21.9)公斤/人、土库曼斯坦20.3公斤/人、乍得19.0公斤/人)。

蒙古有两大支柱产业,一个是矿业,一个是畜牧业。畜牧业以饲养绵羊、山羊、牛、马、骆驼为主,约占国民经济的13%。据统计,蒙古国登记在册的牧民共有31.3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8.79%,大部分人口已转入定居生活。

我们看一下蒙古国历年牲畜的存栏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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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国历年牲畜的存栏量(1982年-2025年)

蒙古国的五类牲畜存栏量从2010年开始急剧上升,到2022年达到高峰,为7111万头,近三年开始回落,到2025年降至5810万头。

这就不能不提2021年和2023年的两次春季超级沙尘暴。这两次沙尘暴是蒙古数十年来最大的沙尘暴,波及我国西北、华北、东北、黄淮等地,当时的北京黄沙漫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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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沙尘暴气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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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境内沙尘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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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受蒙古境沙尘暴影响

这与蒙古国无节制的发展畜牧业有很大的关系。

衡量牲畜饲料消耗量或放牧压,国际上有一个指标叫做“羊单位”, 是以绵羊为基准进行换算,通常一只成年母绵羊及其哺乳羔羊作为定义标准,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换算标准存在差异。

我国的定义标准为体重40千克的成年母绵羊及其哺乳羔羊每天消耗5~7.5千克青草或1.8千克标准干草,新西兰则以体重55千克的繁殖母羊及羔羊每天消耗1.42千克优质干草。一头牛马骡相当于5个羊单位,一峰骆驼相当于7个羊单位,一只山羊相当于0.8个羊单位。

这样换算下来,2025年蒙古国的5810万头(只/匹/峰)的绵羊、山羊、牛、马、骆驼相当于9847万个羊单位,而蒙古2022年的高峰期则相当于10958万个羊单位,远超过蒙古草原的承受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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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上的牛羊

问题在于,草原能够承载的畜牧量是有限的,按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评估,蒙古国所能承载的牲畜量约为5000万至6000万个羊单位。现实却远超极限,据蒙古食品、农业及轻工业部统计,目前蒙古全境有一半以上面积的草场承载力超标2-5倍,有9%的草场超标5倍以上。

2010 年以来,蒙古国的放牧量开始暴涨。特别是山羊,与绵羊、马和牛相比,山羊对牧场造成破坏更大。牛、马和绵羊只会吃地上部分的草,而山羊吃草会连根拔起,并且什么都吃,包括灌木、灌木丛甚至树苗。随着牲畜数量逐年增加,被啃食后草地来不及恢复,导致草场枯竭、土壤侵蚀和荒漠化。

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的数据,蒙古约70%的草原因过度放牧而受到破坏,荒漠化程度由东北向西南递增。根据蒙古国监测数据,其境内一半以上土地面积向重度荒漠化发展,1244条大小河流、湖泊、泉眼干涸或断流。在2025年的春天卫星云图上,蒙古国72%的国土已沦为荒漠化。

当然,蒙古国严重的土地退化原因有很多,其本身处于大陆性半干旱气候区,降水量少,加之近些年气候变暖导致干旱(过去80年,蒙古国平均气温上升2.25摄氏度),降水量进一步减少(北部年降水量300-400毫米,南部在150毫米以下)。此外,砍伐森林,大量开采矿产、治理不利共同导致境内生态环境急剧恶化。

生态环境急剧恶化带来的后果,除了前面提到的沙尘暴,还有以极端天气形式对牲畜的反噬。2024年,蒙古国五类牲畜存栏量5760万头,比上年减少了700多万头,下降10.9%。该年,蒙古国共计育羔1600万头,怀胎母畜同比减少390万头,幼畜存活量减少200万头。被不当宰杀的牲畜头数为930万,其中,绵羊、山羊、牛、马、骆驼分别减少500万、290万、79.2万、55.3万、1.12万头。这场危机清晰表明,当畜牧量长期远超生态容量时,所谓的“增长”不过是透支未来,最终导致系统性的崩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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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草原上的羊与退化的草场

蒙古国畜牧业的当前困局,有其深层的政策和体制根源。蒙古国从上世纪90年代初推行私有化改革,1997年通过《1997-2000年国有资产私有化方案》,牲畜归牧民私有,牧场归属国家,于是牧民就开始到处抢占牧场,疯狂繁殖牲畜。这种“草畜权属分离”的制度设计,在缺乏有效监管和科学轮牧规划的情况下,变相激励了牧民抢占公共草场、盲目扩张牲畜数量的短期行为,为日后的过度放牧埋下了伏笔。

蒙古食品、农业及轻工业部预估,蒙古国约有1500-2000万头牲畜可进入国内经济循环,除满足国内需求外,另拥有每年16.2万吨、900–1000万头牲畜的出口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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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预估牲畜出口规模(图源Eastern)

2017年至2019年,蒙古肉类出口量上升,导致乌兰巴托面临着肉类供应短缺的问题,肉类价格高昂,超出许多低收入家庭的承受能力。为确保肉类价格在国内市场上保持在可承受范围内,蒙古政府实施了肉类出口配额制度。

到了2022年10月,蒙古国调整畜牧业政策,连续三年取消肉类出口配额限制。2023年蒙古国创纪录出口8.04万吨肉类及肉制品,2024年出口7.11万吨,年均创汇约3亿美元,约占出口总额的2%。中国占蒙古肉类出口总量的60%,30%销往伊朗、伊拉克等海湾国家。绵羊和山羊肉占出口总量的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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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国肉类出口情况(2017-2025年,2025年为预估)

注:2024年,我国从蒙古进口马、驴、骡肉2.02万吨,4.05亿元;进口未列名制作或保藏的肉及下水2.05万吨,5.36亿元;进口牛羊油脂727吨,281.54万元;进口绵羊5.13万只,2052万元;进口羊毛1.63万吨,11.7亿元;进口马毛1121吨,616.9万元;进口草饲料3393吨,197.62万元。

面对生态与经济的双重压力,蒙古国政府在肉类出口政策上陷入两难:允许无限制的肉类出口会导致国内肉类价格上涨,影响民生;实施出口配额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控制国内价格,但也会减少牧民的收入。与此同时,为获取高价值的羊绒而鼓励山羊养殖,则会加剧草原荒漠化问题。

对于蒙古国而言,扭转荒漠化、恢复草原健康,已不是可选项,而是关乎国家生存与地区生态安全的必然选择。归根结底,蒙古畜牧业发展陷入窘况和土地退化是“政治穷”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