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往平壤的火车上，金成哲小心翼翼地整理着自己的中山装。作为地方工厂的技术骨干，这是他第三次获得前往首都出差的机会。当列车广播响起“下一站，平壤”时，车厢里的气氛微妙地变化了——地方来的乘客不自觉地挺直腰背，检查着装；而那几个从平壤上车的旅客，则保持着一种不经意的从容。这种从容，金成哲后来明白，源自他们口袋里那张深红色的“平壤市民证”。
在朝鲜，户口不是简单的居住证明，而是一套精密的社会编码系统。这张小小的证件上，写明的不仅是居住地，更是个人在资源分配金字塔中的坐标。
平壤户口的价值，首先体现在最基本的生活保障上。拥有平壤户口的家庭，每月可获得稳定的粮食配给：成人每月15公斤粮食（其中大米占比高于地方），儿童另有奶粉、饼干等特殊配给。而在地方农村，配给制度远不及平壤稳定，许多家庭仍需依赖自留地收成维持生计。
更关键的是工作分配。平壤户口持有者几乎全部被纳入国营单位体系，从政府机关到重点工厂，从科研院所到涉外单位。这些工作不仅提供“生活费”（工资），更重要的是赋予了一种社会身份。相反，地方户口持有者中，仍有相当一部分被分配到合作农场，以工分制换取粮食，现金收入微乎其微。
玉流幼儿园坐落在平壤普通江畔，这里的孩子大多来自核心阶层家庭。教室里的玩具是从中国进口的塑胶积木，午餐菜单上每周两次供应鱼肉，教师的普通话发音标准得接近播音员。这一切，对于朝鲜地方儿童而言，几乎是另一个世界的画面。
平壤户口的教育特权是系统性的。从幼儿园开始，平壤儿童就进入了优质教育资源的快速通道：重点幼儿园优先招收党政军干部子女；示范小学配备外语教师和计算机教室；而像金星第一中学这样的名校，几乎垄断了金日成综合大学的录取名额。
这种教育资源垄断产生了代际传递效应。2018年数据显示，金日成综合大学新生中，超过85%来自平壤家庭，其中又有约60%的父母至少一方毕业于该校。在朝鲜，教育不仅是知识传授，更是社会地位的再生产工具——而平壤户口，是进入这个再生产系统的前提条件。
在平壤的红十字医院，核磁共振仪、CT扫描机等设备虽然型号不算最新，但至少齐全且能正常运作。医生大多毕业于平壤医科大学，其中不少人还有在中国或俄罗斯进修的经历。门诊大厅里，患者秩序井然，药品虽然种类有限，但基本供应稳定。
对比之下，地方医院的场景令人心酸。咸镜北道一家郡医院的医生金贤美回忆：“我们最先进的设备是一台1990年代苏联捐赠的X光机，但经常缺零件。抗生素时有时无，手术室冬天没有暖气，医生需要戴着手套做手术。”
这种医疗资源的两极分化，直接影响了人口健康指标。虽然朝鲜不公布分区统计数据，但脱北者和国际组织的调查显示，平壤地区的婴儿死亡率、孕产妇死亡率、传染病发病率等关键指标，均显著优于地方特别是农村地区。一张平壤户口，在关键时刻可能意味着生与死的差别。
住房：从分配制度看身份等级
在平壤，住房不进入市场流通，完全由国家分配。而分配的标准，首要依据就是户口。
普通平壤工人家庭通常能获得60-80平方米的公寓，位于普通江区域或牡丹峰区域的住宅楼里。这些建筑虽然外观朴素，但具备基本水电暖气设施
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待遇则明显提升。在统一大街、未来科学家大街等新建街区，户均面积可达100-150平方米，部分户型还配有阳台和储藏室。这些住宅区周边，往往配套有体育设施、公园和优质学校。
最顶级的住房资源集中在金日成广场周边区域。这里的住宅不仅面积大、装修标准高，更重要的是位置象征着政治地位。能够居住在此的，几乎全是高级干部、功勋科学家、人民艺术家等核心阶层。
相比之下，地方城镇的住房条件普遍较差。许多家庭仍居住在1950-60年代建造的砖混结构住宅中，室内没有独立卫生间，冬季取暖依赖火炕。而在农村，砖瓦房仍是奢侈品，不少农户仍住在传统的茅草屋中。
获得平壤户口：朝鲜式的“鲤鱼跳龙门”
对于绝大多数朝鲜人而言，获得平壤户口的机会微乎其微，但并非完全不存在。现行体制下，主要有三条通道：
高考通道：这是最规范但也最狭窄的路径。每年，地方高中最优秀的学生可以通过全国统一考试，进入平壤的大学。但据统计，平壤高校的地方生录取率不足5%。即便是这些幸运儿，毕业后也只有部分人能留在平壤工作——通常需要专业对口、成绩优异且政治审查无瑕疵。
特殊贡献通道：在国家重点工程、军事科研或体育艺术领域做出突出贡献者，可能被“特批”获得平壤户口。曾有一位来自咸镜道的举重运动员，在亚运会上获得金牌后，全家获得平壤户口并分配到一套公寓。但这种案例凤毛麟角，且通常需要国家级别的表彰。
婚姻通道：理论上，地方人士与平壤居民结婚后可以申请户口迁移。但在实际操作中，这种申请获批率极低。首先，平壤家庭极少同意子女与地方人结婚；其次，即使结婚，户口迁移审批可能需要数年，期间配偶只能以“暂住”身份留在平壤，无法享受市民待遇。
2013年的大清洗：户口紧缩政策的社会震荡
2013年，朝鲜实施了被称为“平壤净化”的大规模户口整顿行动。官方理由是“优化城市管理”，实际效果是将数十万人逐出平壤。
在这次行动中，三类人群成为主要清理对象：一是没有固定工作的“闲散人员”；二是政治上不够可靠的“动摇阶层”；三是地方来平壤务工但未获正式批准的“非法滞留者”。
被清理者的命运各不相同。少数有地方亲属的可以投亲靠友；一部分被安置到平壤周边的“卫星城镇”；最不幸的则被直接遣返回原籍。一位当时被清理的妇女回忆：“我们半夜接到通知，天亮前必须离开。只允许携带随身物品，家具和电器全部留下。”
这次户口紧缩政策，进一步强化了平壤户口的稀缺性。此后，平壤人口被严格控制在300万以内，任何户口变动都需要最高级别的审批。对于地方人而言，进入平壤的门槛变得更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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