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12月28日的凌晨两点，呼啸的寒风在太原火车站徘徊。一名个头不高、脚穿布鞋的中年人提着一个帆布包快步走向站台，他就是刚回乡任省委书记没多久的胡富国。候车室里有警卫劝他把包交出来，他摆摆手：“别整那些虚的，我自己来。”那一幕迅速在铁路职工间扩散——“省委书记不让人伺候，自己提包。”从此，“拎包书记”的外号传遍三晋。
谁也没想到，一年后类似情景再次上演：阳城电厂前期考察，中央能源系统派下一位处长。胡富国提早守在招待所门口，见面时抢过公文包抄在臂弯。随行干部有点尴尬，小声提醒“书记，这不合规矩”，他笑着答：“咱山西要饭碗得自己挣，别指望天上掉馅饼。”拎包风波由此引起不少议论，但老矿工们听完直竖大拇指：“这是咱庄稼把式当官的作派！”
胡富国1937年3月出生在长子县石匣村，全家七口人，以三亩薄地糊口。1964年从阜新矿区学院毕业后，他扎进永定庄矿当技术员。隧道里汗水滴进煤灰那几年，胡富国记住一句话：煤是黑的，心不能黑。正因为这段井下经历，后来无论走到哪个岗位，他都保持着半截矿灯似的警醒——照别人，也照自己。
1982年调任能源部副部长，他接触到了全国能源战略的大盘子，但乡音从未改。在京城开会，别人午休，他常躲在办公室看山西统计年鉴：粮食、学龄儿童、道路里程一条条勾画。1992年夏，中央决定让他回晋任代省长时，身边人说“恭喜高升”，胡富国却说“这叫背包下山”，语气半是调侃半是沉重。
到岗第三天，他没去办公室，而是直奔吕梁深山。一辆北京吉普颠了十多个钟头，停在临县一个土窑洞前。那所小学的屋顶漏水，黑板歪得像斜风细雨中的门板。胡富国听校长介绍完情况，眼眶泛红，转头对随行秘书说：“先拨三万元，把顶先盖上。”山里娃们哪里见过这么大的官，一个胆大的喊了句：“书记叔叔，以后还来吗？”他弯腰摸了摸孩子的头：“等屋里不漏雨，我再来。”
为了让山西爬坡过坎，胡富国提出“挖煤、发电、修路、引水”四把锤子。修路最难，太旧高速被称作“四最工程”。1993年3月破土，他跑工地比回省城还勤。有人统计过：九百多个日夜，他上路34次，其中三个春节都跟工人守在隧道口。一次勘察后路基沉降，他抬手抹汗，脸上的煤灰和眼角的泪水混在一起。工人私下说“书记哭了”，他转身笑道：“眼睛进土了，别瞎传。”
公路、机场、车站陆续竣工，资金缺口却始终像无底洞。省里决定发动群众集资，这招在当时争议极大。胡富国一句“山西穷得只剩一股子劲”点燃了大伙热情，短短数月捐款超过两亿元。太旧高速1996年6月终于全线通车，堵了几十年的娘子关一夜畅通。运输量蹭蹭往上跑，年增2000多万吨的煤，“一条路顶一座大矿”的说法便是那时传出的。
基础设施铺开后，他把目光再次投向教育。1994年教师节，他向全省近30万名教师发公开信，承诺八条措施：民办教师转公办名额翻番，全体教师工龄津贴普涨……有人质疑“钱又从哪儿来”，他摊开报表：“修路能借钱，教书更不能拖。”此后几年，山西贫困县中学陆续翻新，民办公助的模式也在吕梁山区先行试点。
建设与扶贫两头抓的同时，他把反腐摆上了桌面。1993年1月，临猗县“菜农被打死案”激起众怒。案犯是县公安局长的儿子，地方部门递条子想大事化小。胡富国拍桌：“谁再讲情，就从谁头上查！”案件终以两名凶手被判死刑、局长获刑三年告结。随后忻州交警大队窝案、运城骗贷案相继处理，一向低调的胡富国成了“得罪人专业户”。有干部提醒安全，他轻描淡写：“站在正道上，不怕影子斜。”
拎包、跑工地、查大案——三件事串成了他的行事标签。1997年初，阳城电厂首台机组并网，成为全国第一个跨省输电的火电项目。剪彩那天，曾被他抢包的那位处长悄悄感慨：“要不是那口帆布包，合作还真不一定这么快。”胡富国听见后哈哈大笑：“包轻事重，能成就行。”
坊间把他称作“实心书记”。有人写春联夸他：胡书记清政扶贫困，三晋人奋发奔小康。接受记者采访时，他只说了两句：“好日子靠双手。有机会，就要弯下腰把路铺好。”
他的任期里，山西GDP虽仍排在中游，但高速、机场、电厂、希望小学一件件落地，让老乡们第一次真切体会到改变的速度。胡富国离任后，仍时不时收到山区寄来的土布鞋、红枣干。他把这些礼物排得满满当当，挂在书房墙上。不图纪念，而是提醒自己：袋子再重，也得自己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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