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卢麒元，近日在北京公开发声，他提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主张：“立法者每次参与都要政审！”
卢麒元的核心观点其实并不复杂：在全球化背景下，最隐蔽的渗透，不是武器、不是技术、也不是舆论，是通过“立规矩”来慢慢改变你的运行逻辑。
他点名两类问题引发了他的警觉：一是法律中频繁出现的“优先采用国际标准”的条款，二是立法者与外部势力潜在的利益勾连。
听起来抽象，但当你深入了解背后的博弈逻辑，就会发现，这事不只是理论层面的“学术争鸣”，而是与国家产业命脉、制度安全直接挂钩的真问题。
很多人以为“国际标准”是中立的，是技术性的，是大家都认可的“最大公约数”。
卢麒元却指出，这些标准的形成过程并不公平。
比如在新能源汽车、低空飞行、绿色能源等新兴领域，谁先制定标准，谁就能掌控整个产业链的节奏。
而这些所谓“国际标准”，恰恰是由欧美主导，他们用“技术规则”包装自己的利益路径，一旦中国法律明确写上“优先采用”，就等于把主导权双手奉上。
更现实的情况已经出现，某地在修订新能源充电设施标准时，一位专家与外资厂商有合作关系，结果新法案中强行加入了某国际认证协议，导致本地几家中小企业惨遭淘汰。
这也解释了卢麒元为何强调“立法者的背景要审”。
他并非指责个人，是提醒大家注意一个常被忽略的事实：人的立场是由经历和利益关系塑造的。
如果起草金融法规的人曾在外资银行任职多年，或者亲属在国外持重资产，他在制定规则时哪怕主观公正，也可能在潜意识里倾向于熟悉的体系。
更重要的是，这种风险不是一次性的，是动态变化的。
资本、信息、人员在全球流动，今天没有问题，不代表明天不会产生关联。
卢麒元提出“每次参与都要政审”，目的就在这：让立法成为一个透明、负责任、可追溯的过程，不能一次评审就打包放行。
美国国会早就有财务申报制度，议员必须定期公布资产情况。
欧盟在制定《数字市场法案》时，明确禁止涉及公司直接参与规则起草，防止“猫写老鼠规则”。
日本在战略产业政策制定阶段，也设有独立审查机制。
俄罗斯更是通过法律手段，推进本国金融系统独立化，降低对国际系统的依赖，强化金融主权。
这些做法，无一例外地指向一个共同目标：规则制定权不能被外部势力染指，立法者必须在“阳光下”工作。
而卢麒元的提法，实际上是对这些国际经验的本土化回应。
他提出，政审不应变成一次性资格筛选，而应按立法事项来动态匹配。
一项涉及产业命脉、国家安全的法律，审查标准自然要更高；普通民生类法案，在保障风险排查的前提下可以简化流程。
更关键的是，“政审”本身不是目的，是手段，有海外背景不可怕，可怕的是你在参与立法时心有所属。透明，才是最好的防火墙。
有人担心，这种做法会把有能力的人挡在门外。
卢麒元回应得很直接：不是挡人，是把门打开得更明白，让大家都知道你是怎么进来的、背后站着谁。
现实中，已有案例说明制度的重要。一位曾参与区域贸易协定谈判的律师，因被查出收受外企咨询费，其起草的条款被紧急叫停。
如果不是事后追查，可能已经形成既定法律，影响的是整个产业格局。
从这个角度看，卢麒元的主张并非“惊世骇俗”，反而正中要害。
他所强调的，是在大国博弈背景下，必须对“写规则的人”进行最起码的 审视。
就像医生做手术前要洗手，飞行员起飞前要检查飞机，立法者在参与前进行政审，是对整个国家制度安全的尊重。
这背后还有一层更深的逻辑：中国早已不再是那个只能被动接受“国际标准”的国家。
从5G到高铁，从数字货币到绿色能源，中国正逐步参与甚至主导部分领域的国际规则制定。这种转变，需要一套更审慎、更有主权意识的立法机制来支撑。
谁掌握了规则制定权，谁就掌握了未来发展路径，而规则制定的起点，就是立法。
卢麒元的发声，实际上是在提醒我们：国家的规则之笔，必须握在最干净、最坚定、最有责任感的人手里。
如果我们在规则起点上就被绕了一道，那无论我们跑得多快，终点永远不是由我们决定的。
你怎么看？这样的“政审”制度，是必要的防火墙，还是多此一举的门槛？评论区见。
参考来源：
卢麒元本人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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