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这是要把所有的韩国人都变成中国人吗？”
二零零三年，首尔的一所大学门口，那场面简直了。
一张印着这种惊悚标题的《朝鲜日报》，被几个愤怒的大学生狠狠甩在地上，还踩了两脚。
这可不是什么娱乐八卦，而是一场关于“祖宗是谁”的硬仗。
被围攻的主角叫金在吉，一个六十多岁的历史系教授。
按理说，作为土生土长的首尔人，他本该帮着自己国家吹牛，论证大韩民族宇宙第一才对。
结果这老头反手就是一记耳光，打得韩国主流史学界满地找牙。
神话再好听，在考古铲子面前也是个弟弟。
这事儿说起来，还得从金在吉的“反骨”属性说起。
这老爷子在东亚考古圈出了名的“轴”。
他之所以被骂成“韩奸”，就是因为他干了两件让韩国人彻底破防的事。
咱们先说说那个让金在吉“入坑”的中国之旅。
二十一世纪初，这老头听说中国河南贾湖遗址挖出了不得了的东西，立马买了机票就飞过去了。
站在那片黄土地上，他人都傻了。
七孔甚至九孔的骨笛，还有炭化的大米。
我是外行看热闹，人家内行看门道。
那些骨笛能吹出完整的音阶，说明九千年前的老祖宗就已经在玩高雅艺术了；而那些稻谷证明，公元前七千年的时侯，中国人就已经把种田技能点满了。
回到韩国后，金在吉跟这就了魔一样。
中国那边八千年前的墓葬里，穷人和富人的待遇已经是天壤之别，这说明啥？
说明复杂的社会结构早就成型了。
但这还只是前菜，真正的大招在后面。
金在吉把目光锁死在了平壤的大同江畔。
但金在吉拿着铲子挖了几下，挖出来的全是打脸的证据。
在平壤顺安的大墓群里，他抠出来一枚铜印，上面刻着“乐浪太守印”。
稍微懂点历史的朋友都知道，“太守”那可是汉朝的正厅级干部。
这枚印章，不管是个头大小，还是上面的篆书字体，跟中原出土的汉代官印一摸一样。
这说明啥？
说明当时的平壤，就是汉朝的一个市，太守是中央直接任命的公务员，不是什么土大王。
更绝的是，他又找到一块墓志，墓主人叫刘茂。
我去查了一下这人的履历，简直就是“汉代官员升职记”。
这哥们先是在江南当会稽太守，然后去河南当南阳太守，最后调任乐浪太守，死在了平壤。
这事儿吧，越想越觉得不对劲。
在汉朝皇帝眼里，把你从苏州调到平壤，那就是正常的平级调动。
如果乐浪是个独立国家，哪有这种人事任免权？
这不就是妥妥的行政管辖吗？
为了把这事儿锤死，金在吉又在大同江边的遗址上找到了几块铺地砖。
他指着上面的字说：“看清楚了，‘始元四年制’。”
始元四年，那是汉昭帝刘弗陵的年号。
再看那房子的户型，四合院，有水井，有下水道，柱子底下垫的是青石，这完全就是汉代衙门的标准化建设。
甚至在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的角落里，还有一块没人愿意提的石碑，上面刻着“永平元年修乐浪郡道”。
东汉政府不仅管人，还管修路！
《后汉书》里写得明明白白，光武帝那是下了死命令的，乐浪太守必须按时交税，还得盯着农民种地，别耽误了农时。
这哪是什么“模糊地带”，这就是帝国精密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
金在吉这波操作，直接把韩国主流史观的底裤都给扒了。
什么韩服是独创的，他直接甩出《周礼》，说那种宽袖大带的设计完全就是照抄；什么泡菜是韩国魂，他翻出唐代的《酉阳杂俎》，里面早就把盐渍发酵工艺写透了。
就连端午节吃粽子、荡秋千，五世纪的《荆楚岁时记》里也都有原版。
最狠的一刀，砍向了“高句丽”。
韩国人一直把高句丽当成独立强国来吹。
但金在吉翻开《三国志》，指着上面的记载说：高句丽早期就是汉朝辖区内的一个部族，老大想称王，得去洛阳磕头，拿汉朝皇帝的册封。
魏明帝给高句丽王发的金印紫绶，级别跟太守差不多。
他在平壤石室墓的壁画里，指着人物说：“看见没，穿的是汉服。”
墓志铭上写着“使持节骠骑将军乐浪太守”，这全是东汉的官制。
他那句话说得太扎心了：“如果高句丽本质上就是中国边疆的一个地方政权，那咱们现在的历史书，是不是得全部重写？”
后果可想而知，这老头瞬间成了全民公敌。
那段时间压力可想而知，所有人都在等着看他道歉，媒体天天追着骂。
太难了。
真不容易。
他的新书被封杀，演讲被叫停，办公室墙上贴满了抗议标语。
他在书的最后写道，大概意思是：搞历史是为了真相，不是为了哄谁开心。
现在回头看金在吉，这老头是真硬气。
他其实没想贬低谁，只是把那段历史还原了。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留下的痕迹不会因为后人不喜欢就消失。
金在吉发现的每一块砖，都是那个大一统时代留下的烙印。
参考资料：
金在吉，《历史的真相与歪曲》，韩国某出版社，2004年。
范晔，《后汉书·东夷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
段成式，《酉阳杂俎》，中华书局，198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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