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七年的冬天，最狠的一句话不是说出来的，是印在纸上的。
那张据说“简单”到可笑的高考卷子，成了五百七十万人命悬一线的鬼门关。
这事儿得从那年十月说起。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里那个四平八稳的男播音员，用不带任何感情的语调念完了国务院的文件，说要恢复高考。
消息跟通了电似的，一下子击穿了整个中国。
在黑龙江农场，一个叫王建国的上海知青，正和大家一起在地里刨梆硬的冻土，广播里的话让他愣了神。
他把手里的铁锹往地上一插，什么也没说，拔腿就往土坯房跑。
同屋的人看他跟丢了魂一样，从床底下拖出一口积满灰尘的木箱，翻出一套封面都快掉了的《数理化自学丛书》，用袖子使劲擦着上面的土。
几乎是同一时间，在陕西一家国营纺织厂，三班倒的李秀梅刚下夜班。
车间里“咣当咣当”的机器声还在她耳朵里响。
她端着搪瓷缸子，眼睛盯着布告栏里手抄的通知，看了足足有十分钟。
回到家，她没顾上吃饭，找出上学时用过的练习本，翻开第一页，纸都黄脆了，她却觉得比刚发的粮票还亲。
还有那些早就认了命的人。
乡镇供销社的会计张志强，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爹了，每天的工作就是打算盘、记账。
听到消息那天，他把孩子哄睡着，破天荒地没看报纸，而是点上那盏熏得墙壁发黑的煤油灯，找出一支断了笔尖的钢笔，蘸着墨水，在草纸上一遍遍地算“鸡兔同笼”。
他已经三十出头，手上的老茧握笔都不得劲，可他眼神里的光，像是要把那昏暗的灯油给点着了。
就这样，从南到北，从工厂到农村，消息砸下来，把所有人都砸醒了。
工农兵，干部，返城青年，退伍军人，老的少的，总共五百七十万人，像突然听到发令枪响的赛跑选手，朝着一个叫“考场”的地方玩命冲刺。
这群人的年龄，大的能给小的当爹。
三十多岁的人，跟十七八岁的小年轻坐在一张桌子前，抢同一个上大学的名额，这场景，以前没有，以后也不会再有了。
不到两个月的复习时间，简直就是一场混战。
那时候，想找一本完整的教科书，比找一斤肉还难。
大家都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几个人凑钱买一套旧书，你抄上半夜，我抄下半夜。
在工厂里，师傅偷偷给徒弟开小灶，在墙上用粉笔画电路图。
在农村，几个知青凑在一起，点一盏煤油灯，围着圈背古诗，谁背错了就自己去外面吹会儿冷风清醒清醒。
那时候的人，好像不知道什么叫累，眼睛里全是血丝，脑子里全是公式和单词。
终于熬到了考试那天。
卷子一发下来，考场里一片轻轻的吸气声。
确实“简单”。
语文作文是《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
很多人拿到题目就想笑，过去十年，哪天不是在“战斗”？
跟天斗，跟地斗，跟贫困斗，这作文简直就是白送分。
数学题，解个一元二次方程，算个应用题。
历史地理，更是些死记硬背的基础知识。
可这“简单”是给出题人看的，不是给考生看的。
对于一个在农村刨了八年地的青年来说，他早就忘了什么叫辅助线，什么叫化学配平。
他的手习惯了镰刀和锄头的分量，现在握着一根细细的笔杆，手心里全是汗，写出来的字歪歪扭扭，像刚学写字的小学生。
有个考生后来回忆，他盯着一道题看了半天，脑子里一片空白，最后急得眼泪都掉在了卷子上。
这不是知识的考试，这是在考验你被岁月和劳动磨损之后，还剩下多少关于书本的记忆。
然而，真正的残酷，在考完之后才开始。
五百七十万人，最后被录取的，只有二十七万三千人。
录取率连百分之五都不到。
这意味着，二十个人里，能走进大学校门的，还不到一个。
为什么这么点人？
不是国家不想多招，是实在没那个家底。
十年下来，大学比农村的祠堂还破败。
好多学校的房子被工厂占了，图书馆里的书不是被烧了就是被当废纸卖了。
那些被打倒的教授、学者，刚刚被允许重新站上讲台，一个个面黄肌瘦，惊魂未定。
整个高等教育系统，就像一个刚从ICU里推出来的重症病人，连喝口稀饭都费劲，根本吞不下这几百万求知若渴的学生。
招生名额，是教育部从牙缝里一个一个抠出来的。
分数，也只是第一道坎。
后面还有一道更要命的关卡，叫“政治审查”。
查你祖宗三代，查你的社会关系，查你过去有没有说过什么“不合时宜”的话。
分数再高，只要政审的档案里有一个小小的污点，档案就直接被扔到一边。
很多才华横溢的人，不是输在考场上，而是输在了这道无形的墙上。
一个人的命运，不全由他手里的笔决定，更多的是由他无法选择的出身和时代烙印决定。
因此，那95%的落榜者，他们走出考场时的希望有多大，看到红榜上没有自己名字时的失望就有多深。
但这口气，没散。
1977年的冬天，虽然让绝大多数人与大学失之交臂，却像一把火，把整个社会对知识的渴望彻底点燃了。
“读书无用”这句话，一夜之间成了最大的笑话。
那些落榜的人，没有一蹶不振。
他们中的很多人，把复习的劲头用在了别处。
考电大，考夜大，参加函授，或者就在自己的岗位上搞技术革新。
备考那几十天里重新捡起来的知识，成了他们改变自己生活的本钱。
一个民族对学习的狂热，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而被录取的那二十七万人，则成了那个时代最珍贵的火种。
他们知道这个机会是怎么来的，进了大学就跟疯了一样学习，要把失去的十年全都补回来。
后来，这些人里，走出了科学家，走出了企业家，走出了学者和官员。
他们用自己的人生，深刻地改变了中国之后几十年的走向。
许多年后，当年那个落榜的张志强，靠着备考时练出的一手好字和扎实的文笔，在乡镇府当了一辈子文书，备受尊敬。
而考上大学的李秀梅，则成了一家大型化工厂的总工程师，参与了好几个国家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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