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万兆彩 编辑：冯晓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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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原载于2005年版《百年西园》，经九江市浔阳区政协文史委员会授权刊发，编者对原文作了必要修订。
我经营的“万铭记”百货店系接自先父之手。他原是一名缝衣工人，因不堪顾主的剥削摧残，便向我姑母家借贷制钱二十串，于1910年来九江，租用原九江县教育局公产房屋半边，经营自制新衣和原典当铺期满之旧衣，颇有起色，后改租一个门面。
不想经营新旧衣服业务日渐衰落，乃兼营日用百货。当时范围甚小，只在南昌批得毛巾、袜子、花带等商品，兼营批发业务。待到范围慢慢扩大后，改租原郑姓的店面继续经营，商品来源又增加了汉口货，如草帽、扇子和手工业产品。
这时，市场上洋货趁机而入（百货业原称京、苏、广货业，于是改称洋货业；为了抵制外货，后改为百货业）。先父见我年事已定，乃逐渐将业务交于我手。其初，是专搞采购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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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万铭记”还被吸收为总商会的会员，如没有一定的业务范围和资金作用基础，是不能参加会员的。早先九江街道还窄小，当时的旧政府将旧街拆宽数尺，原石板路改为水泥路面，街名改称为大中路，“万铭记”店铺随之迁至大中路369号西园巷口。
这时，先父将业务全部转到我手。我将新旧衣服全部清理掉，专营日用百货，兼营批发，此乃1928年之事也。
由于市场繁盛，业务不断扩大，以经营省货和汉口货为主的“万铭记”店已不能满足市场需要，同时也经原往来客商的建议和要求，因而开始扩充花色品种。由于资金所限，尚不能经营上海直接商品，起先只收购和委购往来申、汉两地的大轮船员所夹带的货物。这些货物不经报关，有的是按值论价，有的见发票加一计算。
“万铭记”的业务难能满足客户的要求，乃委托同乡吴君所办的“中庄”代为采购，其手续按发票加2%结算。如头寸不足，亦请代为日折。那时上海的钱庄、银行借款是以日为单位来计算利息的，利息不比九江高，而又免得受九江钱庄的种种剥削，如一块银元上面有一批点要扣几分，由他们说了算，上海无此现象。
这个时候，有上海的客商在九江采购土特产，需要现金，我们便将九江收得的现金直接交于上海的客商，上午交款，下午就能够收到，延迟一天，则照折息计算。这样，双方都免得中间的麻烦，“万铭记”的业务从此不断扩大，被同业认为是百货业中之牛耳。
因我们的业务根据九江市场情况，商品分高、中、低档，原来即有上海、汉口、南昌、山东、广东等地方的货。我们的宗旨是薄利多销，顾客第一，信誉为本，因此顾客盈门。
外地来浔批购的客户，一到九江，便将在家拟好的购货清单交给我们，并说你们没有的可请代为配齐。因而我们也利用了行商来货，以补我店花色品种之不足。我们对代购商品并不加价，他们更加相信我们，还代为宣传，因此更加使我店的业务不断扩大，发展到整个县城都来我店批购，如星子、瑞昌、都昌、黄梅等地。
而我们出售的零售商品按批价加10%，批发价为原产地价加20%。有的是单头炮商品，如“同心牌”袜子，为了竞争，只按上海的批价略加运费，一箱四百打的货出售后，只攒得一个木箱，不足十元钱。可见当时商战之激烈。
短短不到十年时间，资金翻了八倍之多。到1937年盘点，已超过银元十万。这在当时的九江百货业中处在领先地位。
抗战初期，因受种种影响，“万铭记”的业务也随之动荡不安。本人又参加了九江市红十字会，当时曾委我为救济难民运输队队长，往来于九江、汉口之间，也有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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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九江沦陷，这时各大商号迷信帝国主义的庇护，纷纷将店中存货寄存于天主堂。本人则撤退到所谓的后方，以图返回复业。九江日伪当局为了榨取民脂民膏，采取什么都登记的办法，收取巨额费用，否则以“敌产”论处。
这样，存货差不多去了一半。加之我家无人留在九江，便托先父的老友代为帮忙登记，所需费用由他们代垫。将原存货批卖后，除退还他们所垫付的登记费外，余款交另一友人汇往上海原设的代办庄。不料这位“友人”将货款放在身边一年之后才汇往上海，差不多去了十之八七。
决定购买的棉纱存放期间，日伪当局又以统购统销为名，将棉纱收购了去。如此反复，原来七、八万元的存货只落到十几两黄金。
待日本人无条件投降后，当时上海物价狂落。我把在黎川县开设的“华丰棉布百货店”存货抛售一空，本想减轻回九江复业的担子，还想到上海清理原来的存款。想不到人在中途，又听说上海物价飞涨，因为后方余资和国民党接收大员在上海抢购物资，以致上海物价不但恢复不了原价，且夜以继日成倍上涨。
这样，“万铭记”的资金又打了一个倒八折。到“万铭记”在1946年回九江恢复营业时，当时的资金只有法币一千多万元。别人的货架丰满，我“万铭记”的高层货架是空盒，下层的商品是横摆，实力不如人甚多。
幸“万铭记”信用特佳，在九江沦陷后，仍在南昌将欠人之款如数汇还，这是任何商店做不到的。因此，我店复业之后，原来外埠供货单位不仅优先供应，如遇涨价，必先来电话通知留成若干；若遇商品紧张时，还送货上门。头寸不足时，可先售出，再行付款。
很快，“万铭记”恢复了战前的状态。尽管如此，由于市场需要，花色品种不断更新和扩大，我店资金仍感不足。经与上海往来户协商，遂成为他们在九江的名牌商品代理商。
其方法为：先由厂方送货来九江验收后，由我店出售，使用厂方发票，应缴营业税由我在货款中扣除，所得税则由厂方内部完成，我方只收4%的手续费。
我记得当时代理的商品有：上海化学工业社“三星牌”牙膏、“三星牌”蓝瓶雪花精；上海家庭工业社“无敌牌”的蝶双花露水；上海永和实业社“月里嫦娥”牌花露水、蚊香、清凉油；还有上海金轮手帕厂的各种手帕。这些都是九江同业中所没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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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各种橡胶雨鞋，大中华橡胶厂的双钱套鞋，无记名投票生产厂的“箭鼓牌”套鞋，正泰橡胶厂的雨鞋、布面胶鞋等，均为直接供应，“万铭记”业务经营范围逐日扩大，又被同业称为百货业“四大金钢”之一。
“万铭记”所取得的成就，是本人与全体职工同吃同住、工作尽心尽力，每日比别的商店早开门、晚关门分不开的。因为天亮后就有外埠的挑夫来提货赶路，晚上也要等路远的挑夫送单来提货。
在这里，我还要谈谈我店的信用。原来有的同业想利用挑夫，每进一元钱货，即付一分钱回扣，这样挑夫便将开的进货单交给同业提货。可是货挑回去后，原委托人见不是“万铭记”的发票，不相信挑夫所言我店缺货，还要挑夫再挑回九江退货。
由此可见，“万铭记”不仅取得供货方的信任，也取得了购货方的信用。我所经营的商业，顾客第一、信誉为本，是一贯的宗旨，更重要的还是本店十四名职工共同努力的结果。
在解放前不久，我曾到南昌原籍小住，日后返回九江，恢复“万铭记”的营业。解放后，积极经营，1951年被税务局批准为全市第一批百货业、第一家查账征税户。1954年，响应政府号召，商业转工业，乃将“万铭记”全部资金转入九江瓷厂，并被委任为九江公私合营九江瓷厂第一副厂长。
从此，企业得到社会主义改造，在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万兆彩与夫人罗端兰晚年合影
【编后记】
万兆彩（1913—2002年），江西南昌县人，早年随父在九江经商。其经营的“万铭记”百货店，在九江家喻户晓。建国后，先后当选省政协委员、市人大代表，历任省工商联副主委、市工商联主委、市民建副主委、市政协副主席等职。夫人罗端兰，1956年4月曾作为九江工商业者家属和女工商业者代表，在北京怀仁堂花园受到毛泽东主席接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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