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2月11日，江西安装工冯林贤被执行死刑了，原因说起来你都得惊掉下巴——他居然是因为一千块的轮椅费，把对他仁至义尽的老板给杀了，这事儿从头到尾都透着荒诞，简直是“人心不足蛇吞象”的活生生例子！
冯林贤是名普通的安装工人，2021年秋，他在施工时不慎坠落，造成右腿骨折，住院治疗数月。
期间，雇主李某红不仅垫付了全部医疗费用，还在生活和家庭方面给予多方照顾。
甚至连冯林贤的妻子在网购平台上自掏腰包买的轮椅，也成了后来争执的导火索。
2023年，经劳动仲裁后，李某红一次性赔付冯林贤31.2万元，协定条款清晰，双方签字画押，法律意义上已经“了结”。
可冯林贤并不满足，他多次找李某红讨要额外的轮椅费，金额从几百说到一千，方式从电话到上门，语气从请求变成威胁。
李某红的父亲曾拿出500元想息事宁人，冯林贤却推拒不收。
他要的，已经不只是钱。
从2023年到2024年，冯林贤的情绪逐渐积压，他自认为“吃亏”的弱者，他认定自己应该得到更多，而李某红就是那个“欠他”的人。
2024年5月25日，他带着砍骨刀藏入电动车坐垫下，再次前往李家。
李某红还是那句老话：“最多给500。”
但这句话，成了他的死因。冯林贤当场拔刀，朝李某红后脑猛砍，随后又连续十几刀，直至其颅脑重创、当场死亡。
甚至行凶完后，他没有逃跑，而是等着警察来抓他。他清楚自己干了什么，却毫无悔意。
我们常说，感恩是人之本。但在冯林贤这里，“感恩”变成了“理所应得”。
李某红支付医药费、赔偿金，法律义务已尽；道义上，也已仁至义尽。
可冯林贤并不领情，他把所有帮助当成应当，把额外索取当作权利。
近年来，社会上关于“得寸进尺”的案例频发，早已突破了传统人情的范畴。
公益机构的一项数据显示，超过七成受访者曾遭遇过“帮人帮出仇”的情形，越是帮忙，对方越觉得你欠他的，这种扭曲的人际逻辑，正在侵蚀原本建立在信任上的社会关系。
冯林贤的行为，也暴露出部分人对规则的误解。
他以为法律是可以谈条件的，仲裁之后还能反悔；他以为情理可以凌驾于程序之上，只要他觉得不公平，就可以讨回“公道”。
但中国是法治国家，判决一旦生效，权益就已明确。
冯林贤的多次索要，本身就已经脱离合法合理的范畴，而他的最终行为，更是对法律的挑衅。
法院的三次判决，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冯林贤一审被判死刑，二审维持原判，最高人民法院最终核准。
这些程序正是对社会公义的维护，也是对受害者家属的最终交代。
在一个法治社会，这样的恶性案件必须有明确、果断的司法回应，否则就是对善良的纵容。
可悲的是，这种极端事件在不同形式下，还在各地零星出现。部分劳动者一旦陷入纠纷，便不信任规则，转向极端。
但现实中，用法律武器维权的成功案例比比皆是。
2024年，广东一名工人因加班费问题，通过劳动仲裁成功拿回应得报酬；深圳也有市民通过劳动办调解，追回四万多元工资。
这些例子说明，权利是可以争取的，但方式必须合法。
冯林贤的悲剧，除了法律层面的警示，也引发了公众对教育的深层思考。
感恩文化在现实中逐渐被忽视，甚至被嘲讽为“软弱”。有些人不再感谢别人的付出，只认定“你帮我，是你应该的”。
这种思维一旦成为主流，社会就会陷入冷漠和互害。
深圳某中学将“感恩实践”纳入学生综合评价体系，日本小学也有“为父母洗脚”的课程，这些看似简单的行为，实则是在重建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纽带。
而感恩缺失的代价，不只是道德滑坡，更可能演变成社会风险。
冯林贤并不是心理疾病患者，但他长期将自己置于“受害者”角色，从而放弃了对行为的自我约束。
冯林贤案，折射出一些人对规则的漠视，对人性的误解，也提醒每一个人：在追求权益的路上，方法比情绪更重要。
在法律和道德的边界之间，不能任由情绪驱动行为，否则只会走向不可逆的深渊。
这起案件不仅震惊了公众，也在司法系统中引发了关于“恶意维权”的深入讨论。
如果法律不能维护底线，社会将陷入互害的恐慌；而如果善意没有边界，正直的人将无所适从。
冯林贤的结局，是对所有人的一次警醒。
他失去了理性，也失去了人生。李某红失去了生命，他的家人失去了亲人。而社会，则失去了一个原本可以通过法律途径妥善解决的纠纷。
你支持法院的判决吗？如果你是李某红，面对冯林贤多次上门索要，你会如何处理？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参考来源：
受伤事故达成仲裁调解后仍索要千元轮椅费，未果后安装工杀害老板，法院对其执行死刑
2026-01-04 12:34·红星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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