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随即拨通了字幕上的电话，语气克制却带着颤抖：“我叫苗玉，1928 年生，幼名阿鸿，也有人说我姓陈。”电话那头的工作人员只是记录下地址，礼貌地告知会尽快核实，随后便结束了通话。双方都意识到，这一线索若坐实，将填补党史上一段长久的空白。
话题得回到更早的年代。1924 年冬，24 岁的陈乔年结束莫斯科求学，奉党组织之命回到北京。他神采飞扬，有着南方青年的爽朗与北方知识分子的风骨，这种气质吸引了同在北京工作的史静仪——一位刚刚与刘仁静结束婚约、满怀理想的皖南姑娘。二人几乎是一见如故，谈革命、谈诗歌，也谈对未来的憧憬。1926 年，他们在北京简朴成婚。翌年春天，夫妻双双随中央机关迁往武汉，陈乔年被推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兼任代理组织部长。
忙碌的革命节奏里，他们依旧珍惜短暂的温情。1927 年底，史静仪在汉口生下儿子，取名陈红五。可好景不长，紧随而来的白色恐怖让无数人家破人亡。陈乔年被调往上海，担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媳妇带着孩子跟随辗转。短暂重逢后，他再次踏上隐秘战线，留下“若有不测，切莫为我悲”的叮嘱。
1928 年 2 月 16 日，北成都路的刺绣女校遭密探包围，陈乔年与郑复他、许白昊等同志一并被捕。面对酷刑，他隐瞒身份，屡遭鞭打依旧沉默。同志们筹款营救，史静仪挺着身孕奔走相救，可局势瞬息万变，叛徒暴露，营救终告失败。6 月 6 日凌晨，枫林桥枪声响起，26 岁的陈乔年和战友们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壮烈殉难。
三天后，秘密探监的同志带出陈乔年的遗言：“将来的幸福，是给子孙的。”这句话日后被人不断追忆，却鲜有人知道，那时史静仪正被困难与悲痛双重撕扯：五个月大的长子因病夭折，她自己又将临产。白色恐怖扼住了上海的咽喉，留下孩子只会招来杀身之祸。史静仪咬牙做出决定——把即将出世的孩子托付地下党的社会关系，自己转赴苏联继续工作。
1928 年 8 月，一位中年女子抱着一个女婴，悄悄登上驶往安徽的长江轮船。临别前，她低声叮嘱接孩子的无为县保姆：“姓陈，小名阿鸿，日后若有缘，让她知道父母是干革命的。”两块大洋塞进对方手里，风吹乱了她鬓边的鬟发，这便成了母女俩最后一次相见。
女婴被带往安徽不久，又因生活艰难转送给当地陈姓人家，再改名为“苗玉”，从此命运被彻底改写。抗战期间，小小年纪的她随养祖母沿河乞讨，16 岁那年投奔新四军，在皖南丛林里背枪练兵。她知道自己“并非陈家所生”，却压根无暇细想原委，只记得长辈反复提过的“去上海找孔先生”“姓陈”这些碎片。
改革开放后，苗玉离休定居福州。偶然的回忆、零散的线索，让她萌生再寻亲情的念头，却苦无门路。直到 1988 年在省里组织的新四军老战士座谈会上，她随口讲述身世，才被正在编写党史的青年学者记录下来。一纸短文《乔年烈士有女陈鸿天涯何处》登上 1989 年《文艺报》副刊，静静等待回应，彼时的苗玉还不知道，这篇文章为她打开了另一扇门。
可惜，第一时间读到文章的陈乔年侄子陈松年，因年事已高，几番努力后仍与之失之交臂。1990 年初，他在安徽病逝，未能见到失散多年的侄女。此事被熟人向上海市委组织部反映后，引起重视。组织部内部调阅档案，发现陈乔年确有一名遗腹女，登记名“陈长鸿”，生于 1928 年。若苗玉出生时间相符，并能旁证当年“孔、吴”接送、互济会暗中安排等细节，或可基本锁定身份。
1994 年 4 月，组织部致函陈松年的子女陈长璞、陈长琦，希望他们出面甄别。信件言辞谨慎，却掩不住字里行间的急切，“红色后人，失散已久，疑在福建”。两位老人看罢，当即决定赶赴福州。那年七月的鼓楼区，很闷热。第一次见面，陈长璞盯着苗玉的眉眼，不自觉地脱口而出：“这像大哥的神情。”一句话，把多年未泯的亲情推到明处。
随后进行的查证工作严丝合缝。其一，苗玉生年与史静仪分娩时间吻合；其二，幼年被送养的路线与上海地下党惯用的“外省掩护”方式重叠；其三，陈家私藏的老照片与苗玉的五官轮廓高度一致。结合杨纤如老人遗留的书信，专家组得出“符合度极高”的结论。地方档案馆补充了当年互济会转移烈士遗孤的口供，证人虽多已不在，但白底黑字的登记册上“陈·女·农历戊辰年四月生”仍可辨识。
得知自己真正姓氏的那一刻，苗玉沉默良久，只轻声念了句：“爸，妈，我来迟了。”这是她对两位从未谋面亲人的迟来问候，也是对自己漂泊半生的注脚。亲属们劝她正式办理更名手续，申请烈士后代抚恤。她摇头，“我今年已六十六岁，姓苗也好，姓陈也罢，日子总归要过。爹娘若地下有知，看我活得体面，也就安心了。”一句话，说得众人眼眶通红。
虽然如此，上海和安庆两地的史志部门还是为她补办了《革命烈士后代证》，并邀请她到龙华烈士陵园，在父亲英名墙下献上一束康乃馨。那一日上午，细雨霏霏，老人的手有些颤，却把花束抱得极紧。随行的工作人员听见她轻声自语：“闺女回来了。”
之后几年，苗玉三次造访安庆青山脚下的陈独秀墓。她与堂妹陈长璞夜谈至深，更像两位多年未见的老战友，忆家国，谈亲情，也说到各自的儿孙。陈长璞取出珍藏多年的陈乔年手写诗稿，纸页已经泛黄，字迹遒劲。苗玉用指尖轻触那一行行墨痕，神情专注得像在抚摸从未见过的父亲的面庞。
有意思的是，身份尘埃落定后，苗玉并未改变原有的生活轨迹。依旧清晨遛弯、午后陪外孙写作业、偶尔在离休老干部活动室讲讲革命往事。朋友问她，几十年颠沛流离，难道不怨命运作弄？她摆摆手：“从苦日子里走来的人，更知道平平安安就是福。要紧的是，那些为中国前途舍生取义的人，没白白牺牲。”
不久后，她将那封由组织部转接的《确认函》与父亲的英名录影印件裱成小册子，夹在床头。探望她的年轻人抑制不住好奇，她总会微笑示意：“看看可以，可别折了角，那是血换来的记忆。”
岁月流逝，当年的热线纸条早已泛黄，可 1994 年那场由一封公函牵出的团圆，却让一段几乎湮没的红色家谱重新串联。对外人而言，这不过是尘封往事的补缺；对苗玉来说，却是一生漂泊的终点，血脉的线头终于找到了归处。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