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北平的秋天，风是从蒙古那边吹过来的，带着沙子和干草屑，刮在脸上，有一种糙纸的触感。
八道湾胡同十一号院子里的那棵老枣树，叶子已经掉得差不多了，光秃秃的枝丫戳着灰蒙蒙的天，像一堆没人要的枯柴。
朱安的一天，是从清晨五点的鸡鸣开始的。
其实胡同里早就不养鸡了，但她身体里好像有那么一只准时的鸡，时候到了，自己就醒了。
她摸黑起身，小脚踩在冰凉的地面上，悄无声息。她走路没有声音，像一片被风吹动的旧纸，在屋子里飘来飘去。
第一件事，是去灶房生火。
煤是早就备好的，她用火钳一块块夹进炉膛，火苗“呼”地一下蹿起来，映着她没有表情的脸。然后是淘米，煮一锅稠稠的白粥，给婆婆，也就是周家老太太预备着。
周老太太的屋子在东厢。朱安端着粥进去的时候，老太太通常已经醒了，靠在床头，眯着眼睛。
“安，今天天冷，多穿件衣裳。”老太太含混地说。
“晓得了，姆妈。”朱安把粥碗放在床头的小几上，又用小勺子舀起一勺，吹了吹，送到老太太嘴边。
老太太张开没牙的嘴，像一只等待喂食的老鸟。
这样的日子，朱安过了十几年。她像院子里那口老井，不好看，不起眼，但家家户户都得从这里打水喝。她是这个家的井。
侍奉完婆婆，朱安就开始了一天的忙碌。
扫院子，擦拭门窗，浆洗衣物。
她的动作不快，但极有章法，像个上了发条的活偶，每一个转身，每一次弯腰，都精准得让人心头发慌。
这个家里，最重要的地方是西厢房，那是她丈夫周先生的书房。
虽然周先生已经很多年没回来长住了，但书房必须每天打扫。这是周老太太的命令，也是朱安心里的规矩。
她用一把鸡毛掸子，轻轻拂过一排排书脊。那些书她一个字也不认识，只知道是顶要紧的东西。
书桌上的笔、墨、砚台，她每天都要擦一遍，摆回原样，好像主人只是出去散了个步，马上就会回来坐下，点一根烟，在稿纸上写那些她看不懂的方块字。
灰尘是这个院子里最忠实的访客。朱安每天的工作，就是和这些灰尘作战。
她把它们从书上、桌上、窗棂上赶走，但第二天，它们又会悄无声息地落回来。
她不烦，也不恼。这就像她的命，看得见，摸得着，但你永远也扫不干净。
有时候，她会站在书房中央，看着墙上挂着的一张照片。
照片里是年轻时的周先生，穿着长衫，留着短髭，眼神锐利得像能穿透相纸。
她看一会儿，就低下头，继续擦拭那张冰凉的红木椅子。
她是他明媒正娶的太太，是周老太太点头认下的媳妇。
这身份就像她身上这件半旧的蓝布褂子，虽然不合身，不时髦，但结实，能遮风挡雨。她守着这个家，守着这个名分，守着一个她自己也说不清的念想。
街坊邻居背后都叫她“活寡妇”，这话像针，偶尔会扎她一下。但她不辩解。
寡妇就寡妇吧，只要周家不倒，只要姆妈还需要她，她就不是寡妇，她是周家的主心骨。
风是从南边吹来的。
那是一个初夏的午后，天气有些闷。院子里的枣树长满了密密的叶子，阳光被筛成一地碎金。
家里来了客，是绍兴本家一个远房的亲戚，论辈分朱安要叫一声“三婶娘”。
三婶娘的儿子在上海的洋行里做事，她跟着去住了小半年，这次回北平来探亲，顺道来看看周老太太。
女人们凑在一起，自然是说些家长里短。三婶娘是个话多的人，嘴像个炒豆子的锅，噼里啪啦响个不停。
“哎哟，老姐姐，你是有福气的。豫才（鲁迅原名周树人，字豫才）现在在上海，那可是了不得的大人物。报纸上都登他的文章，大学里请他去讲课，多少人排队听呢！”
周老太太听了，脸上露出一点光彩，像被抹了一层薄薄的蜜。
“他就是瞎忙活，自己的身子也不知道顾惜。”
“哪里是瞎忙活！这叫有出息！
”三婶娘从盘子里捏起一颗干瘪的花生，扔进嘴里，嚼得嘎嘣响。“上海那地方，跟我们北平就是不一样。高楼大厦，汽车开得飞快。豫才住在法租界，洋房子，可敞亮了。”
朱安在一旁给她们添茶，低着头，听着。
这些话她听过很多遍，每次有南边来的人，都会说起先生在外的风光。她心里也跟着升起一点模糊的骄傲，仿佛那洋房子、那大学课堂，也跟她有那么一丝干系。
三婶娘喝了口茶，润了润嗓子，压低了声音，凑到老太太耳边，用一种既羡慕又带着点神秘的口气说：“老姐姐，还有件大喜事，你怕是还不知道吧？”
“什么喜事？”老太太问。
“豫才身边，现在有人照顾了。”
三婶娘的眼睛闪着光，“是个姓许的女学生，也是广东人，有文化，一双大脚，走路都带着风。人可好了，把豫才照顾得妥妥帖帖的。去年……去年还给周家添了个大胖小子呢！叫……叫什么来着……哦，对，海婴！大海的海，婴儿的婴。”
“哐当”一声。
朱安手里的茶壶盖掉在了地上，摔成了两半。
屋子里瞬间安静下来。
三婶娘和周老太太都扭头看她。
朱安的脸白得像一张纸，但她很快蹲下身，去捡那两片碎瓷。她的手有点抖，捡了几次才捡起来。
“手滑了。”她低声说，声音嘶哑，像被沙子磨过。
“人老了，手脚就是不灵便。”周老太太打着圆场，眼神却有些躲闪。她显然是知道这件事的，只是没人跟朱安挑明。
“没事没事，碎碎平安嘛。”三婶娘赶紧笑道。
朱安捏着那两片碎瓷，站起身，对她们躬了躬身子，没说话，转身退了出去。她的背影看上去和平时没什么两样，还是那么安静，那么顺从。
她没有回自己的屋子，而是走进了冰冷的灶房。
灶房里有一股剩菜和煤灰混合的味道。她把手里的碎瓷片放在灶台上，然后就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海婴。大海的海，婴儿的婴。
一个名字，像一颗小石子，投进了她那潭死水般的心里。没有激起浪花，只是沉下去了，一直沉，一直沉，沉到了底，砸得她五脏六腑都跟着一震。
她没有哭。眼泪是什么味道，她好像早就忘了。
她只是觉得，自己守了十几年的那座房子，突然之间，地基被人抽走了。她整个人都悬在了半空中，上不着天，下不着地。
原来，那边也有一个家了。一个有女学生，有大脚，还有孩子的家。
她摸了摸自己缠得像粽子一样的脚，隔着厚厚的布鞋，感觉不到一点形状。她又摸了摸自己平坦的、从未有过动静的小腹。
灶房的窗户外，一片枣树叶子悠悠地飘落下来，贴在满是油污的窗纸上，像一个黄色的叹息。
朱安在灶房里站了很久，直到外面的天色暗下来，周老太太喊她准备晚饭，她才像被唤醒了一样，动了一下。
她把那两片碎瓷收好，放进了一个装杂物的旧饼干盒里。然后，她拿起火钳，开始往炉子里添煤。
火苗再次蹿了起来，映着她的脸。她的脸上，还是什么表情都没有。
时间又过去了几年。北平的冬天一年比一年冷。
1932年的冬至刚过，八道湾十一号的大门“吱呀”一声被推开了。
周先生回来了。
他是从上海赶回来的，因为周老太太病了。
一场风寒，拖了半个月也不见好，老太太躺在床上，哼哼唧唧，说想儿子了。一封加急电报打过去，周先生就回来了。
他穿着一件黑色的呢大衣，戴着一顶呢帽，围着一条灰色的羊毛围巾，手里提着一个皮箱。
他看上去比照片上更瘦，脸色也有些疲惫，眉毛紧紧地锁着。
朱安在门口迎他。
两人隔着几步远的距离站着。
“先生回来了。”朱安低声说。
周先生“嗯”了一声，算是回答。他越过她，径直往东厢房走去。
他的皮鞋踩在院子里的青石板上，发出“咯噔、咯噔”的清脆声响，和这个院子格格不入。
朱安默默地跟在后面，接过他脱下的大衣。
大衣上有一股她不熟悉的气味，像是烟草、墨水和某种香水的混合体，那是上海的味道。
周老太太见到儿子，病好了一半。她拉着周先生的手，絮絮叨叨地说着话。周先生坐在床边，耐心地听着，偶尔回答几句。
朱安端了热茶和手巾进去，又悄悄退了出来。
屋子里，是母子团聚的温情。屋子外，是她一个人的天寒地冻。
周先生这次回来，住了差不多一个星期。他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母亲床前，或者在自己的书房里写东西。他和朱安的交流，仅限于几句必要的话。
“饭好了？”
“好了。”
“姆妈的药煎了没有？”
“煎好了，温着呢。”
他们像两个住在同一屋檐下的陌生人，客气，疏离。吃饭的时候，三个人一张桌子，大部分时间都是沉默的。
周老太太想说几句话缓和气氛，但说两句就喘不上气。周先生只顾埋头吃饭。朱安则小口小口地吃着，眼睛看着自己的碗。
周先生从上海带回来一些东西。给母亲的，是几瓶西洋的鱼肝油和几罐包装精美的饼干。
朱安打开那饼干罐，一股浓郁的奶香味扑鼻而来。她尝了一块，太甜了，甜得发腻。
他还带回来几本新出的杂志，封面是穿着旗袍、烫着卷发的摩登女郎。
他看的时候，朱安把那些杂志拿在手里翻了翻，纸张很光滑，印刷得很漂亮，但她还是一个字都看不懂。
这些东西，和这间老屋里的一切都显得那么不协调。就像周先生本人一样。他坐在这里，但他的魂不在这里。
朱安依旧按照老习惯照顾他。她知道他肠胃不好，特意做了他小时候爱吃的霉干菜烧肉，还有清蒸的鱼。
但她发现，他的口味好像也变了。他吃得很少，更多的时候是在抽烟。一根接一根，书房里很快就烟雾缭绕，呛得人睁不开眼。
她为他换洗衣服，发现他的衬衫领口和袖口都磨破了。
她想给他补一补，找出针线笸箩，坐在灯下，一针一线地缝起来。她的针线活很好，补出来平整又细密。
第二天，她把补好的衬衫叠好，放在他床头。他看见了，什么也没说。但他再也没有穿过那件衬衫。
这几天，家里有一种奇怪的平静。所有人都小心翼翼地绕开那个最敏感的话题。
没有人提上海，没有人提许小姐，更没有人提那个叫“海婴”的孩子。那个名字，像一个幽灵，在院子的上空盘旋，所有人都感觉得到，但谁也不敢抬头看它一眼。
朱安也没有问。
她像一个蚌，把所有粗砺的沙石都包在身体里，用沉默和忍耐，慢慢把它磨成一颗谁也看不见的珍珠。
或者，就让那些沙石，把自己的血肉磨烂，也无所谓。
她只是做她该做的事。她是周家的媳妇。这是她的本分。
周老太太的病渐渐好转。周先生也要准备回上海了。
离别的前一天晚上，北平下了一场小雪。雪花不大，细细碎碎的，落在地上很快就化了，只留下一片湿漉漉的痕印。
晚饭后，周先生把自己关在书房里，整理行装。
朱安在厨房烧了热水，给他灌了一个汤婆子，又热了一碗甜酒酿。这是绍兴的习惯，冬夜里喝一碗，能暖身子。
她端着碗，走到西厢房门口。书房的门虚掩着，里面透出昏黄的灯光。她能听到纸张翻动的沙沙声，还有他偶尔的咳嗽声。
她在门口站了一会儿，犹豫着要不要进去。
这些年，没有他的允许，她从不踏进这间屋子。但今晚，他就要走了。下一次回来，又不知是何年何月。
她轻轻推开门，走了进去。
周先生正背对着她，站在书桌前，把一叠稿纸装进一个皮质的公文包里。他听见声音，没有回头，只是“嗯”了一声，以为是哪个下人。
朱安把碗放在桌角，那里刚好空出一块地方。
“先生，夜深了，喝点热的再睡。”她的声音很轻，像雪花落在地上的声音。
周先生的动作停顿了一下，似乎有些意外她会进来。他还是没有回头，只是从鼻子里发出一声模糊的回应。
屋子里很静。静得能听到座钟的滴答声，一下，一下，像在计算着所剩无几的时间。还能听到窗外，风吹过光秃秃的树枝，发出呜呜的声响。
朱安把碗往前推了推，确保他一伸手就能拿到。
她没有像往常那样马上退出去。她就站在那里，离书桌几步远的地方，看着他的背影。宽阔的肩膀，因为瘦，显得有些单薄。
穿着一件深色的旧毛衣，手肘的地方有些磨白了。
这个背影，她曾在梦里见过无数次，也曾在醒着的黑夜里，用想象描摹过无数次。但此刻，它就在眼前，却感觉隔着千山万水。
时间过了很久，久到朱安觉得自己的双脚都有些麻了。
就在周先生以为她会像过去无数次那样，悄无声息地退出去的时候，朱安用一种近乎探讨、不带任何情绪起伏的语调，轻声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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