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这么多年风风雨雨的基层历史里，干部离任，开个座谈会、挂个横幅，已经算是热闹场面了。
但有这么一个人，走的时候，十万人自发跪在路边送他，送了足足几个小时，后来在他的坟前，乡亲们凿石刻碑，一块一块立上去，竟有上百块之多。
他不是开国将军，不是封疆大吏，只是一个在黄河滩上折腾了一辈子的基层干部。
他把自己的公车卖掉，钱分给穷村；带着老百姓在风沙里栽了二十几万亩树，把盐碱滩硬生生变成良田；还自学中医，给人看了一辈子病。
这样的干部，按理说，组织档案里会写上几行漂亮的表彰，可他却在五十多岁那年被判了十三年刑。
直到去世，翻案的文件也没等来，可兰考的老百姓不管这些，在他们心里，这人有名字、有模样、有故事，他叫张钦礼。
二十二岁当县长
1949年的中原大地，战火刚停，百业待兴。
别人二十出头还在摸索人生路的时候，只有二十二岁的张钦礼已经坐到了考城县县长的位置上。
按今天的说法，那就是刚出校门没几年，就被直接推上了“一把手”的座位。
可这个年轻县长上任后，并没有急着往椅子上一坐就开始批文件，而是拎起一辆自行车就往乡下跑。
那时候的县乡路，坑坑洼洼，尘土飞扬，一辆破车就是他的腿。
他白天跑村，晚上点着昏黄的灯整理笔记，半年工夫，兰考两百多个村，他全走遍了。
哪块地一刮风就起沙，哪片洼地一场雨就积水，哪家连口粮都不够吃，哪户孩子连鞋都穿不起，他都记在心里。
干部们私下里给他起了个绰号“活地图”，随便报一个村名，他就能顺嘴说出地势、庄稼和困难。
自行车一辆接一辆地换，旧车不舍得扔，就堆在院子里，像一排排生了锈的“军功章”。
有人劝他，干脆申请辆小车，又体面又省力。
他摆摆手，说：“车跑得快，可停不下心，骑车好，想停哪儿就停哪儿，遇见老乡还能多说几句话。”
“轿车一过，扬起一身土，人家躲都来不及，还谈什么心里话？”这话，他是真心的。
1962年，兰考县正式设立，这个地方在河南可有“名气”不是富，是穷。
风沙刮得屋顶漏光，盐碱地一眼望不到头，雨一大就积水，年年是“三害”缠身，亩产只有几十斤。
张钦礼跟新来的县委书记焦裕禄碰到一块，两人一合计，脾气相投，都是那种认准了就一头扎进去的人。
焦裕禄在兰考的故事，后来传遍了全国，而当年坐在他对面的这个年轻县长，也在悄无声息地把自己的命，压在了这片苦土地上。
两次卖掉专车
1960年代末，张钦礼已经不再是小县长，而是开封地区革委会副主任，按级别说，该配车了。
组织给他配了一辆吉普，他先是照旧骑车下乡，偶尔也试试坐车。
可车窗外，一座座破房子、一张张蜡黄的脸，让他越坐越别扭。
有一天，他叫来司机问了一句：“这车能卖多少钱？”
司机愣了一下，试探着说大概八千。
第二天，这辆堂堂副地级干部的专车就悄没声地被卖了。
钱拿到手，他拎着账本一笔一笔算，挑出了兰考最穷的几十个生产队，把钱分下去。
每队分到手的钱不算多，但对那些揭不开锅的村庄来说，那是能救命的一笔钱。
别人摇头，说他“胡来”，浪费国家资产。
他也不吵，只淡淡说一句：“车放在院里我也不开，换成钱，老百姓能熬过这阵子。”
1970年，他又升了，去了省革委会当常委，这回配的车更讲究，是一辆华沙轿车。
这一次，他没换戏码，又打听了价钱，把车卖了，换来三万多，再加上之前省吃俭用攒下来的，再一次分给了那些最难的村。
两次一加，四万五千块钱，这在当年是什么概念？普通工人一个月三四十块，这笔钱足够一个人不吃不喝干上一百多年。
别人说他傻，他却只会笑笑，照旧骑着自行车往地里跑。
而真正消耗他精力的，是那项他和焦裕禄一起订下，却没来得及一起做到底的计划在兰考种出一片挡风的森林，把黄沙和盐碱逼退。
1964年，焦裕禄病逝。
治“三害”的大旗，只能交到张钦礼手里。
他没有誓师大会，也没有豪言壮语，只是扛起铁锹，照着当年一起画的图纸，接着往前走。
兰考的风沙有多厉害？前一天好不容易栽下一排树苗，一夜狂风，第二天一看，树被沙子严严实实埋住，看不见一点绿色。
张钦礼就带着乡亲们在沙丘上挖壕，先用沟壑稳住流沙，再往沟里一棵棵地种树。
白天，他跟着群众一起干，在风里吃土，在沙里刨坑；晚上，他点着灯开会，把哪片沙丘先治理、哪块盐碱地先改好反复推敲。
有时候累得在会议上打盹，一惊醒就接着说事，仿佛身体能倒，心却不能停。
七八年下来，兰考境内逐渐多出了一道道绿色防线。
十九万亩防风林，二十多万亩盐碱地被改成可以种粮的良田。
曾经亩产几十斤的地，慢慢长出了四五百斤的庄稼。
人们说，以前一到春天刮风，门板都脱不开，如今开门能看见树影晃动。
那些树，没有惊天动地的宣告，是一棵棵从土里抠出来的，是一锹一锹、一袋一袋赶来的树苗，是一趟趟把帽檐吹歪、把眼睛吹红的奔波。
没有钱买树苗，他就跑到外地去求人，要也好、借也罢，厚着脸皮总得弄回来。
人家推脱，他就一趟一趟跑，跑到对方不好意思再拒绝。
在很多人眼里，这个堂堂领导干部，说好听点是“脸皮厚”，说难听点是“软磨硬泡”，可在兰考老百姓心里，他就两个字“好用”。
十一年铁窗，十万跪送
种树、治地的那些年，张钦礼也没闲着干“自己的事”。
下乡时，他发现另一个问题更让人揪心老百姓看病难。
很多人得了小病没钱去医院，拖成大病，最后连命都扛不住。
他没学过医学，却拎起一堆中医书啃了起来。
白天忙完工作，晚上就对着油灯翻医书、记方子。
一个领导干部，就这么硬生生从纸上学起了望闻问切，有了点把握，他就开始给乡亲们看病，不收诊费，药钱能掏就掏，掏不起就记在心里，反正不记在对方账上。
有人粗粗算过一笔账，这么多年他搭进去的药费，比他自己的工资还多。
村里人一头疼脑热，第一反应不是去县医院，而是去找“张县长”，或者干脆叫“老张”。
他走到哪儿，药箱就提到哪儿。
半夜有人敲门，说家里老人挺不住了，他披上衣服就往外走，天亮才拖着脚步回来。
县医院的医生都认识他，说这位领导比他们还像医生。
他笑着摆手：“我哪儿是医生，医院太远，村子太散，老百姓等不起。”
这样的日子没持续多久，1979年冬天，已经六十多岁的张钦礼站在法庭上，被宣判有期徒刑十三年。
外人说不清，他自己也不辩解。
那一纸判决，把他从干部变成了囚犯，换作别人，可能早就喊冤叫屈，可他没有，他进了监狱，像是进了另一个“单位”。
狱警让干什么就干什么，犯人病了，他照旧摸脉把脉，帮人写申请，替人说情。
有人问他后悔不后悔，他淡淡一句：“后悔什么？能做的事都做了，老百姓日子比以前强点，我这辈子就值了。”
有人托关系想把他弄去条件好的地方，说能安排去疗养院、干休所。
他摇头拒绝：“我出来还是得回兰考，人生后半截，就在那了。”
1990年，他刑满出狱。
十一年牢坐下来，他已白发苍苍，背也佝偻了许多。
兰考的老乡知道他要回来，有的提前跑到监狱门口守着，看到他迈出那道门，许多人当场掉了眼泪。
家里人劝他去大城市养病，条件好、医院近。
他坚持回兰考，说：“树都在那儿，人也该回那儿。”
回到老家，住的还是旧房子。
村里人三天两头往他家里送东西，今天几个鸡蛋，明天一袋面，一盆菜。
他推辞不掉，只好把门敞开，谁来就拉着一起吃。
有人问他：“坐了牢还回来，不怕别人指指点点吗？”他淡淡一笑：“我做的是啥事，老百姓清楚，丢不丢人，不在嘴上，在心里。”
他退休金不算多，可听说哪个村修路缺钱，孩子上学交不起学费，他总是第一个把钱掏出来。
七十多岁的人，仍然习惯性骑着自行车在路上晃悠，看看哪段路还有坑，哪条渠还有漏。
2004年5月7日，张钦礼在郑州去世，七十七岁。
消息传回兰考，这个黄河滩上的小县城静了一瞬，随后像被什么重重撞了一下。
出殡那天，从郑州到兰考的路上，自发前来送行的老百姓密密麻麻。
有人扶着老人，有人背着孩子，有人拄着拐杖，一路站着、跪着，随着灵车一点点前行。
车队走了五个小时，很多人跪了五个小时。
没有会议通知，没有文件安排，没人给他们发一分钱补助，全是自愿来的。
有人哭得说不出话，只会不停地磕头。
有人站不稳了，被旁边的人扶着，嘴里重复一句话：“这个人不能忘。”
墓修好后，乡亲们不约而同地往那儿送碑。
有的去镇上找石匠雕刻，有的砌水泥碑，有的干脆拿块木板刻几字。
七拼八凑，短短几个月，墓前竖起了一百多块碑。
碑文千篇一律没有华丽词藻，更多的是朴实的几个字：“好干部”，“好县长”，“百姓的张钦礼”。
张钦礼这一生，二十二岁当县长，七十七岁去世，中间有十一年在铁窗之下。
他官不算大，帽子也不算顶尖，却能在去世时，让十万人自发跪送，让一百多块碑挤在墓前。
这份“待遇”，不是哪个红头文件能批出来的，也不是哪次表彰大会能安排出来的。
老百姓记住他的，不是“某某职务”，也不是“某年某月的结论”，而是那一排排挡风的树，那一片片从盐碱滩变成的良田，是他骑坏的那些自行车，是半夜提着药箱往村里跑的背影。
历史有时候会沉默很久，但百姓从来不会。
在这片土地上，真正的评语不写在纸上，而写在十万人的膝盖里，写在一百多块碑上，也写在一代又一代兰考人的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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