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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名字在判决书上被重重写下，狱中他把《东洋和平论》写出来，三国并置的设想摆在纸上，1910年3月26日，他穿上母亲备好的白衣走上绞架，三十一岁收束，身后的人开始拾起他的遗物，也把一段未完的对话放在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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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景没有被所有人接纳，《东亚日报》把版面空出来，主笔宋镇禹写社论，强调强迫儿子去背负父亲的选择是对人的损伤，报社很快被勒令停刊一年，人也被抓走关押，日本本土还有人站出来提问，律师布施辰治公开发声，质问法律的边界在哪，他的执照被吊销，名字留在档案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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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姐那条路不一样，安贤生在上海加入独立运动的组织，父亲祭日照例公开祭奠，1960年离世时，临时政府为她送行，写下“功勋子女”的称号，南边和北边都把安重根作为民族的标识立在纪念馆里，平壤有馆，汉城也有馆，家谱里这个弟弟的名字却常常不被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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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重根的定位清晰，独立与牺牲被反复确认，安俊生的存在更难下结论，他在强压下鞠躬，他在屋里默念父亲的遗言，他在书店里整理史料，不同的切面拼起来才像一个人，“看清伤口的成因，尊重每个名字的重量”，这句可以写在最后，面对那段历史，赞美留给英雄，理解留给无奈，见证留给后来的人，把复杂讲清，把人留在历史里，不再被抹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