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25日凌晨三点,太原西华门一带的枪声刚停,军管会紧急办公室里却仍灯火通明。电报机“哔哔”作响,一份加密电文摆到徐向前面前:务必立即找到赵宗复,确保其安全。徐向前愣了一下,侧头问身旁参谋:“人在哪?”参谋答得干脆,“可能被当成战俘,关在榆次临时俘虏营。”一句话,道出事情蹊跷。
这封电报出自中共华北局。战役尚未完全结束,枪炮味尚未散尽,为什么要在一堆要务中抽出人手,只为“救一个人”?局里没解释。徐向前没多问,放下文件,先调车,再派人。救人,不可拖。
时间回拨半年。1948年11月16日,华北军区与华北人民政府已经为太原设计好新秩序——军事管制委员会。名单中,徐向前任主任,黄敬、胡耀邦为副主任。那时太原城外,炮声尚未隆隆,但各路情报早已汇总到石家庄指挥部。进城后的第一件事除了接管,就是“肃清匪特”,尤其要查三个人:梁化之、阎慧卿、赵宗复。前两位是阎锡山手上最锋利的两把刀,后者却是另一道身影——表面是国民政府新闻处长,骨子里是潜伏多年的地下党员。
赵宗复的履历,与山西近代史几乎交错。父亲赵戴文,辛亥元老,曾当过国民政府监察院长,是阎锡山的至交。赵家子女,阎锡山都喊一声“侄儿侄女”。阎锡山后来坐稳“山西王”,赵家的助力不小。也正因这层血脉与交情,赵宗复能自由出入阎系高层,1933年更以燕京大学高材生身份加入共产党。双重身份,自此开始。
抗战期间,阎锡山与共产党合作矛盾并存。赵宗复一面在“同志会”里撰写“家国大义”,一面把文件、兵力图、航线草图送出秘密电台;而他的电台训练,来自苏联顾问团。地下工作需要胆、更需要运气——1939年王靖国包围政治交通局时,赵宗复能脱身,只因一通电话打到父亲府上;父亲再托阎锡山一句“年轻人做事荒唐”。就是这句轻飘飘的“荒唐”,将他从牢里拉了出来。
但好运不会永远同行。1948年8月31日,太原已被围得水泄不通。梁化之下死手,大肆缉捕,中共潜伏人员被一网打尽。赵宗复名字出现在供词里,当天夜里被捆进绥靖公署后院的防空洞。特种警宪处拷问惨烈,梁化之扬言:“名单交出来,活路还有。”回答只有八个字:“我非中共,何来名单。”胶皮管抽、辣椒水灌、电脉冲刺激,用尽,嘴仍紧。阎锡山不愿背弃与赵戴文的旧谊,下令“不许刑死”,可梁化之听得心里发痒,仍在找机会。
1949年2月,我党地下组织曾策动守城连队起义,目标就是劫出赵宗复,一共九人。这次行动缺乏无线联络,临出发泄露,哗变失败,八人遇难。赵宗复被移到阎府内院,守卫只余两名。阎慧卿口头交代:“看住,但别弄死。”到了4月20日,城头炮声震天,梁化之发毒药,让每人自裁。看守带着安眠药片找到赵宗复。炮火落院,瓦砾四溅。赵宗复咳嗽着说:“兄弟,城破在即,杀我还是救自己,想明白再动手。”看守迟疑。紧接又两声巨响,屋顶灰尘簌簌掉,这名看守把药瓶往墙角一扔,低声骂了句脏话:“谁爱死谁死!”这一扔,让赵宗复续命四日。
4月24日拂晓,解放军工兵破城门,太原战役宣告结束。席卷全城的搜捕开始。梁化之、阎慧卿没来得及焚楼同尽,先后被俘;王靖国、孙楚亦成俘虏。赵宗复却因长发长须,一身囚服,被押往榆次战俘营,登记成“绥靖公署小职员”。此事若无人提起,他大概会在一堆文件夹里默默排队等待甄别。
于是,才有了4月25日凌晨那封电报。徐向前派出的工作组当天赶到俘虏营。档案里找不到“赵宗复”三个字,倒是发现一张草草填写的号衣牌,上写“赵某某,40岁左右”。经对照生辰,才确定就是他。拉开铁门,工作组的干部喊了一声:“赵先生,请走。”赵宗复先是一愣,随即点头。“谢谢同志。”这是全营里唯一一句对话。
车从榆次往太原返,途中抛锚。众人就在路边小镇住下。房东家有座老澡堂,赵宗复说想洗去一个月的尘土。水汽蒸腾,墙上挂满枪套和湿衣服。就在泡脚那刻,他突然捂脸抽泣。陪护战士没出声,只递过去一条毛巾。赵宗复低低念:“十三年潜伏,八位兄弟已不在了。”声音被水声淹没,也没人再劝。
太原战役持续五个月,解放这座孤城付出了三万多人的代价;救出一个赵宗复,却同样不容有失。因为在战争背后,情报就是第二条战线。而在那条暗线中,许多人连名字都没留下。赵宗复活了下来,很多同行者却已长眠于并州城外的黄土地。倘若要为太原解放列出隐形功臣,赵宗复当得上第一位,也当得起那封加密电报上的“务必”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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