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先秦成都城四至考兼论成都中轴线‖杨若虚仙人掌|中轴线|仙人掌|古城|成都城|成都市|杨若虚|石室|西门

先秦成都城四至考兼论成都中轴线

杨若虚仙人掌

最早的成都建城时间为《史记》中的记录,即秦孝文王二十七年(公元前311年),而《华阳国志》中记载为周郝王五年(公元前310年),记录虽有不同,但时间仅相差一年。然而,当时的城市即秦城样貌如何,至今考古发掘中也未有任何发现,甚至也未寻找到汉代成都城遗址的蛛丝马迹。因此,古代城池的考证成为当今成都城市考古的一大难题(蒙文通、蒙思明、任乃强、冯汉骥、徐中舒、李思纯、王文才、温少峰、雷玉华、孙华、易立等先贤时人先后对此做过一些探究,此处不一一赘述)。那么秦成都城是否无法还原呢?答案并非如此,其实古代留下来的关于成都城的记录虽然零碎,但若仔细研读并辅以考古发现,几可还原其大致位置。本文中,笔者结合现有各类材料对秦成都城的四至进行划定(需注意的是,所谓的四至,并非秦城实际面积就是如此,而是秦城所在不会超过此四至),并对成都中轴线进行初步探究。

秦城南至考

南宋李石在《府学十咏》诗中有这样的描述:“泮林堂后面峥嵘,不道诗书恨未平。瓜蔓深坑余鬼哭,此间学校倚秦城。”关于此诗李石本人注释为:“(秦城)张仪、司马错所筑。自错入蜀,秦惠公乙巳岁至皇宋绍兴壬午,一千四百七十八年。虽颓圮,所存如崖壁峭立,亦学舍之奇观也。”而诗的最后一句成为定位秦城南至的关键。李石作为四川资州(现资中)人,曾任成都学官,作为亲历者其诗中描述的景象可信度较高,他提及的“此间学校倚秦城”应为实景。诗中均提及学校紧贴秦城,只需确定了诗中学校的位置,即可定位秦城墙南至。

李石诗中以及注释中提及“府学”“畔林”“学校”“学舍”等,均指汉文翁创立的石室,历朝均为学术重镇所在。其实,类似的描述也出现在宋陆游的诗中,在《访杨先辈不遇因至石室》中写道:“访客客已去,追凉成独行。衣冠严汉殿,草木拱秦城。”亦可证明秦城与石室之位置关系。这里需要特别指出文翁创立的石室位置并非位于现文庙街石室中学所在,限于篇幅此处只简单提及两个点:其一为明李东阳(明代政治家、文学家,历经成化、弘治、正德三朝而不衰,曾官至内阁首辅)曾著《怀麓堂集》,卷六十五有《重建成都府学记》一文记录:“夫自汉文翁守成都至国朝千余年,而其故址为蜀王府,迁今学於西南一里许又百有余年。”文中明确提及府学(石室)千年未更其址,原址本在蜀王府内,而明代已迁徙至离蜀王府“西南一里许”。这种变化在明天启《府治三衢九陌宫室图》中也有体现,图中可看见府学(石室)已脱离原蜀王府的范围。

《府治三衢九陌宫室图》明天启元年(1621)刊本

二为明代成都号称有十景,其中一景为“菊井秋香”。明正德《四川总志》提及:“菊井,在蜀府萧墙内,即旧府学之前。”正因为菊井在旧府学之前,所以蜀惠王朱申凿在《菊井秋香》诗中才会有“嗅英举子登科第”之句。即证明原先府学(石室)是在蜀王府范围内,而正是蜀王府的修建将原先的府学进行了搬迁。

《惠园睿制集》明蜀惠王朱申凿撰明弘治十四年(1501)刊本

而菊井之位置在明万历《四川总志》中有准确描述:“端礼门前有水横,带甃月池为洞,铺平石其上,东西则直房,西南隅为山川社稷坛,又西为旗纛庙,东南隅为驾库,东有右菊井。”可知菊井应在蜀王府的东南角。

蜀王府复原图(蜀王府复原图出自东华门遗址公园,底图为1947年《成都市郊图》,如无特别标明,本文使用底图均为此图)中菊井大致位置。

2010年11月,成都考古机构在位于天府广场东御街南侧(其位置即上文所述蜀王府东南角)靠近原百货大楼处挖出两通汉代石碑,后命名为《裴君碑》和《李君碑》(现两碑在成都市博物馆展出),四川大学张勋燎先生认定此处即石室原址(详细考证内容可见《成都东御街出土汉碑为汉代文翁石室学堂遗存考》一文,此处不再赘述),此发现再次明确秦城的南至。

隋炀帝曾封四子杨秀为蜀王,杨秀主政成都期间对于秦城南面有过扩建,北宋张咏在《益州重修公宇记》中记录:“隋文帝封次子秀为蜀王,因附张仪旧城,增筑南、西二隅,通广十里。”从而将学宫纳入了新修的城墙内,学宫正位于秦城墙和新城墙之间,李石所看到的学宫后的秦城墙残迹就变得合情合理。

综上所述,将秦城的南至不会超过东御街一线。

秦城西至考

杜甫曾在《石笋行》这样描述过:“君不见益州城西,陌上石笋双高蹲”的城西景色,其中明确提及石笋位于益州城西面,确定了石笋的位置即可定位城西界限。

学者李思纯认为,唐城西门位置与今城西门(清远门)位置相同,所以古石笋必定在城西清远门外,也就是现在石笋街的位置。不过李思纯的推论混淆了杜甫诗中益州城年代。公元876年,时任剑南西川节度使的高骈扩修罗城,后世宋、明、清的成都城均在高骈修筑的罗城范围内并未扩张,历年成都城墙考古中发现唐、宋、明、清城墙几乎重合,互相叠压即为最有力的证明。杜甫《石笋行》创作时间普遍认为是唐肃宗上元二年(公元761年),此时离高骈修筑罗城还相差百余年之久,可谓差之千里。

近年来的两次重大考古发现,则让唐代石笋街的位置愈发清晰。首先是商业街大墓的发现。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成都市商业街船棺、独木棺墓葬发掘简报》中称,2000年7月,在商业街58号建筑工地抢救性发掘一座战国早期大型船棺、独木棺墓葬,考古工作取得重大收获,其结论为:“这些诸如规模宏大的墓坑及其地面建筑,巨大的船棺、多具殉葬的棺木,还有精美的大型漆器,都可以看出M1墓主人生前的地名显赫,很有可能就是一处极为罕见的古蜀国开明王朝王族甚或蜀王本人的家族墓地。”如果这里是蜀王族墓地的话,那么墓前应立有“石笋”为墓志,这与《华阳国志》中“每王薨,辄立大石,长三丈,重千钧,为墓志,今石笋是也”的记录完全一致,此石笋一直到唐代仍有遗存,应该就是杜甫看到的益州城西的双石笋。

其二为实业街的福感寺遗址的发现。福感寺原名大石寺(注意这个曾用名“大石”),初建于两晋时期,唐初改名为福感,此寺曾鼎盛一时,曾为安放佛祖真身舍利的寺庙之一。公元830年,该寺庙毁于南诏入侵,后在益州长史兼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主持下重建,诗人刘禹锡曾作《成都府新修福成(感)寺记》开篇即写明福成(感)寺在石笋街:“益城右门大逵坦然西驰,曰石笋街。街之北有仁祠,形焉直启,曰福成(感)寺。寺之殿台与城之楼,交错相辉,绣于碧霄,望之如昆阆间物。”2014年,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对青羊区实业街30号进行了考古发掘,根据出土文物认定此处为福感寺遗址,并发表《四川成都福感寺遗址佛教造像埋藏坑清理简报》,报告中指出“此次发掘地点位于成都市青羊区实业街北侧、长顺中街与同仁路中间,东临商业后街和商业街,西近同仁路及罗城西城墙,与之前学者推测的福感寺位置大体重合,加之出土了‘福感寺’铭刻及大量与佛教有关的南北朝至唐代石刻遗物,故该地点当为唐代福感寺旧址无疑。”

福感寺遗址出土瓦当,可见“府城石笋”字样。

另,宋代姚宽《西溪丛语》对石笋位置的描述值得注意:“石笋二在子城西门,按图经(即《周地图经》,已失传),在少城中夏门外一百五十步”。此处记录未使用宋代常用的“子城”概念,而采取早期的“少城”概念。从目前考证的石笋位置(商业街大墓附近),东行一百五十步左右正是现东城街口,所谓少城中夏门、王蜀兴义门、宋代西门皆在此处,历史传承使然。

《西溪丛语》《钦定四库全书》

福感寺、商业街大墓与中夏门之关系

另故秦城西至笔者以为不会超过今东城根街一线。

秦城北至考

秦城北至并未出现决定性的史料记载或考古发现,只能根据蛛丝马迹进行定位。成都市考古研究院易立先生在其著作《喧然名都——唐宋成都城考古学研究》中,引用了1992年在西顺城街珠峰宾馆考古的记录(刊登在《成都文物》1993年第1期):“在成都上西顺城街珠峰宾馆综合楼工地的考古勘查中,在该工地的南部发现一处古墙基遗址,墙基由38×19×6(cm)、38×20×5.5(cm)等规格的花砖构成,花纹砖主要有菱形纹、网格纹、钱币纹几种。墙基分为东西两段,东段长12.4m,宽1m,由主墙和附墙组成…两段墙基分别向东西延伸,延伸部分情况不明…外侧则似为一条沟,方向均为北偏东102°”易立先生在文中据此认为为秦城大城之北墙,其沟为城壕,并推论“北垣可定位在今梵音寺、珠峰宾馆及其东、西延伸线上。”

不过,笔者以为在此基础上还可以再作探讨。比如,成都城墙包砖文献中明确记录为唐末高骈修筑罗城时,易立先生文中认为成都城墙包砖时间要提前到汉末三国,并认为此次城墙包砖为仓促之行为,所以并未专门烧制城砖而是大量使用了不合规格的花砖,但并无一块城墙砖出现,即便有此种可能性存在仍不免让人生疑,而且并未有更多的史料、考古发现作支撑,且此次发掘受到施工的限制,发掘面积极为有限,很难了解此处遗址全貌,定位为城墙的依据不充分。

对于北至的推定有两条材料值得注意:一是北宋景德三年(1006)张咏撰文的《益州重修公宇记》中提及:“按图经……少城之迹,今并湮没……隋文帝封次子秀为蜀王,因附张仪旧城,增筑南、西二隅,通广十里……今之官署,即蜀王秀所筑之城中北也。”张咏所处时代,已经看不到少城的遗迹,所以称之为“湮没”,但杨秀增筑西隅将西墙推至东城根街一线,所涵盖的部分正是原来的少城区域,与前述少城中夏门、宋代的子城西门位置相合,也证实了此中关系。张咏所说“今之官署,即蜀王秀所筑之城中北也”的记录无比重要,可证宋代之府署正是处于原秦少城区域,也即蜀王杨秀新扩区域。

但要注意府署位置并不是子城正北方向,而是偏西北方。关于这点曾经也让宋代的陆游感觉到困惑,他在《铜壶阁记》中详细描述了成都府署位于子城西北位置的情况:“天下郡国,自谯门而入,必有通逵,达于侯牧治所,惟成都独否。自剑南西川门以北,皆民庐、市区、军垒,折而西,道北为府”,其实,陆游的困惑来自对成都城建历史的不了解,特别是不了解蜀王杨秀扩城所带来的城市变化。

第二个材料是来自唐代李吉甫《元和郡县志》中“成都县”中有:“少城,一曰小城,在县西南一里两百步”的描述,如此详细方位和步数是确定少城北至可靠依据。唐初李贤《后汉书》注释有“武担山,在今益州成都县北百二十步”的记录,李吉甫又在《元和郡县志》中记录:“武担山,在县北百二十步。”尽管相隔一百五十年,但两处记录是分毫不差。由于武担山的位置古今未变,成都县治的位置也就能够明定,从而锁定北至的位置。

武担山、唐代成都县县治、子城北至之关系

综上,秦城北至不会越过现羊市街、西玉龙街一线。

秦城东至考

秦城东至同样并没有出现决定性的史料记载或考古发现,只能通过零星考古发掘进行推断。比如1996年成都考古机构在内姜路进行考古发掘,其最早的遗存仅为唐早中期,往下则是生土层,未发现唐代以前的遗物,可见此处已为秦城之外;2009年,成都考古机构在顺城大街与东御街交汇处的人民商场二期进行发掘,发现一座汉代的木构廊桥,推测木桥所跨越的古河道宽度约为28米。按照其位置推测为古郫江故道。这也是为何在原钟楼(现四川大剧院)处发现了石犀(现陈列于成都市博物馆)的缘由,只因这里是古郫江古道所在,故而放置于此以镇江水。此外,上文提及的东御街出土的裴君碑、李君碑(此两碑出土位置据考为原始位置,并未挪动),其碑文中也有被水倾倒的记录,此两碑异常高大(现陈列于成都市博物馆),重约4吨,很难想象小河流能够有此威力。另,天府广场修建时也并未发现很多文物,即可旁证此处原为河道,自然无太多文化堆积。此桥位置易立先生推测为秦城东南角外,笔者赞同此说。

另,宋《太平寰宇记》有:“南江桥,亦名安乐桥,在城南二十五步。宋李武以桥为安乐寺,改名安乐桥。”明蜀王建藩城时,将桥边安乐寺移置于今顺城街东侧(银河王朝大酒店附近),可见明初所见之东墙应在顺城街附近。

故而秦城东至不会超过顺城街一线。

综上,秦成都城的四至基本明确,南至不会超过东御街一线,西至不会超过东城根街一线,北至不会越过现羊市街、西玉龙街一线,秦城东至不会超过顺城街一线。但如果需要在地图中进行具象化,还有几个问题需要单独说明。

一是秦城是建立在古蜀城基础上还是另立新城的问题。

笔者以为秦成都城并非在蜀人城池改建的,而是一座按照秦人标准新建的城池。其一,《华阳国志》明确记载成都城与“咸阳同制”,很难想象蜀人修建的城池会与咸阳城同制,并且东西少城、大城并列的建城模式并非蜀人原有建城模式,杨宽先生在《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一书中认为:“自西周初期周公在洛阳建设东都成周,开创了西面小城连接东面大郭的布局后,城郭连接的布局,就长期被推广应用…不但为春秋战国时代中原各诸侯国先后采用,而且也为秦都咸阳和西汉都城长安所沿袭”;其二,南宋诗人范成大(曾任四川制置使,知成都府)在《三月二日北门马上》诗注中写道:“少城,张仪所筑子城也。土甚坚,有穿眼,土相着,不解散。”范成大看到的“穿眼”,就是在夯土中添加纴木以坚墙体,其作用类似于现在混凝土结构中的钢筋骨架,后木质腐坏后留下的孔洞,而这种技术并未发现在蜀人营造的城池中,实为秦人带来的筑墙技术。

不过蜀人并非不会营造城墙(当然也有不同意见,比如王文才先生在《成都城坊考》中认为“木栅土垒为垣,形制简陋,故蜀都所在,实无王城可言。”徐中舒先生也持有类似观点,他在《成都是古代自由都市说》一文认为,成都的“都”字来源于“古代边境上没有城防建设的自由都市”,而自由都市的特点就是没有城墙阻碍,在“成都城建成以后,就自然失去作为自由都市的作用”,不过此类观点随着蜀人古城陆续被发现而不被采用),如今考古发现蜀人在成都平原营建九座城池,即宝墩古城、鱼凫古城、郫县古城、芒城古城、紫竹古城、双河古城、高山古城、盐店古城、登云古城,其中有些还挖有护城壕,建城的范式已然非常成熟,很难想象筑城这个传统会无故中断,这里需要特别提及根据考古报告所有九座蜀人营造的古城中,无一座采取小城、大城东西并列的形态(几乎均为矩形或不规则矩形,详见表一)。

表一

二是少城、大城的方位即成都中轴线问题。

小城、大城的方位这是一个异常重要的问题。成都旧(罗)城呈现的面貌为北偏东30°,长期以来各方均认为秦成都城也是如此倾斜,并衍生出各种说法,比如蜀人习俗说、风向说等等各种说法,但笔者以为并非如此。

《省城巡警区域图》(清宣统三年)可以清晰地看到城市的偏向

成都有所谓“重城”之称,即有满城、皇城、大城之称,不少材料均指出只有皇城(即蜀王府)为正南正北修建,并指出此举是为彰显大明皇权威严而设计。初听此说十分在理,但仔细考察明代所修建的23个藩王府(除蜀王外,另赵王早薨未筑城),有11个藩王府的方位并非正南正北,而是带有明显的倾斜(详见表二),即便是南京所筑宫城(明故宫)也是带有10°左右的偏斜。

表二

这种情况的造成主要是藩王府的修建并非完全新建,而是利用已有建筑进行改建(不同王府改建情况在上表中已详细标出),而蜀王府是否也是如此呢?在《明太祖实录》(卷一四八)中有一个关于蜀王府修建之初的关键记载:“四川都指挥使司及成都护卫指挥使司曰:蜀王宫殿,俟云南师还乃可兴工。以蜀先主旧城水绕处为外垣,中筑王城。”所谓的蜀先主旧城指的即刘备时期的蜀城,即蜀王府的修建并非新建而是在蜀汉旧城基础上进行改建,而并非彰显皇权正统进行了所谓的居中处理,因为原先的旧城即如此。

除开文献记录外,关于成都市之方位另有一处异常重要却长期被忽略的遗址。旧城南门外华西坝有一古迹名三台山(亦称将台山,相传诸葛亮曾在此处点兵),即华西十景之一的“三台点兵”。所幸此处遗迹留有照片,可知为圆形三层土台。

位于成都南门外之三台山

《成都街市图》(1915年)

笔者以为此处遗址为诸葛亮点将台均为无根之木,而根据其形状、方位更有可能是祭祀天的圜丘。天为圆、为阳,古人以南为阳,圜丘位于南方体现中国人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如果推论成立,圜丘所形成的中轴线方位应即城市的方位,这在曹魏时期洛阳城、刘宋建康城、隋唐长安城类似圜丘遗迹中已然证明,如今北京城天坛、地坛之布局也按照这个传统与城市中轴线方位一致。

另,民国旧报刊时有一则新闻引起笔者注意,其中提及在城北正府街旧府署侧有一古迹为汉观星台需要保护云云。观星台位于正府街旧府署侧的记载能够在1915年《成都街市图》中能准确定位,在地图上将两个点位进行连线发现几乎在同一条直线上,这已经不能用巧合二字来定义,笔者推测报道中提及这个观星台极有可能是方泽,如果按照现在成都城呈现北偏东30°的布局,方泽、圜丘根本不可能在此位置,方泽、圜丘明确了成都的中轴线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