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国彬，待然性，吾恩师，三十年，手把手，传德艺，
老实人，踏实干，专英语，史学史，敢创新，国际论，
一、愚学生 严教授 三十载 教学兢
我1972年认识黎国彬先生，到先生去世的2003年，整整30年！我不是先生的研究生，但他三十年耐心教诲，指导我做人，学英语，做学问，是我的人生导师！先生言传身教，赋予我学术创新的能力和自信，成为继承黎先生所教英语和史学理论的亲传关门弟子！
我认识黎先生早于黎先生认识我，具有历史的待然性！我是“老三届”知青，1969年5月，不到17岁的我被“上山下乡”，到内蒙兵团“屯垦戍边”。1972年经北京军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工程团宣传队小男女不记名民主投票和团里招生老师免试的激烈竞争，我被推荐为“工农兵大学生”，待然“硬”被分配到南开大学历史系学习。当时兴“拉郎配”，没有报和选专业这一说，赶上什么专业就什么专业。我根本不喜欢历史，是“被”学历史。
1972年，在文革，1966--，的学生断层后，我们72级和71级成了最早的大学新人！我们主要是“老三届”的“知青”。我们班从老初一到老高三，年龄差异很大。我是“老初一”，刚上初一就被“文革”了，没学多少知识。自己的“文化”主要是因老革命的父母“有问题”当不了“红卫兵”而在家当“逍遥派”时和下乡后“玩”时，饥不择食乱看找得到，借得到，“偷得着”的各类图书，从物理、化学、电学、生物、百科、哲学、医学、到中外文学的香花毒草，有什么看什么，没人教，自己“玩”，“自学”而成。历史书，我只翻过父亲当干部发的《联共（布）党史》，没书可看时打发时间读了一下，但不喜欢。父母当干部倒霉，挨整，让我对政治看法灰暗，厌恶“人整人”的政治和假“革命”之名谋私利的政治江湖。我对自然科学更感兴趣，倒不是想当科学家，只是觉得自然科学实在有用，而文科虚，没什么用，算娱乐品，文人墨客的矫情，消遣类学问。
我们这批学生有插队的、兵团的、当兵的，来自五湖四海，文化水平参差不齐。由于上山下乡都多少吃了点苦头，大家十分珍惜这失而复得的学习机会。我们的幸运是当时多年无课可教的老师们终于有了学生，登上讲台，倾心教学，使我们得以博采众长。我对当时“评法批儒”的“革命”历史课有点讨厌，但却因此喜欢上“古汉语”和了解了一些受“批判”的智慧。给我们上课的老师都是知名教授或以后的知名教授。他们当时思想都够“革命”，而欠“解放”。所以，我们的真正的学问也没学多少。
1972年，黎国彬先生给我们上《原始社会史》的印象是风度潇洒，知识渊博，上课只带几张卡片，侃侃而谈，中外文板书漂亮，令人敬畏！黎先生让我真正意识到“敬畏”的含义。我敬黎先生的学识，深感自己的无知，又因“畏”而不敢接近先生。上先生的课，我都缩在后排，怕先生提问。
黎先生认识我是在我“玩”的时候。当时，老师们经常响应号召到学生宿舍和学生“打成一片”。黎先生走访宿舍时，我正在拉小提琴。我从小爱“玩”，文艺体育都痴迷，“文革”停课，父母又都“有问题”，不让我“闹革命”，就“玩”个痛快，无师自通地自学小提琴、摄影、电工、体育等，下乡也没闲着，在兵团的宣传队拉小提琴。上大学后就越发不可收拾，对历史课不如对“玩”的热情大。我参加了校文工团乐队和校足球队，因排练、练球、演出和比赛逃课请假名正言顺，不是个“好”学生。
黎先生看到我正拉一首五线谱的外国练习曲，就问我是否认识五线谱上的英文。我说不全认识。黎先生便告诉我，正像五线谱是音乐界的国际语言一样，英语是当今世界的国际学术语言。学好英语可以为自己打开国际学术界交流的大门，走向世界！我当时刚从农村回城，哪里有走出国门，闯世界的“野心”？但黎先生的话给我学好英语的动力，感觉英语亦如音乐一般好“玩”啦。
大概我给先生的第一印象应该是“爱玩”，或像同学们经常说的，这小子“不务正业”。我一直认为：艺不压身，玩就是学。把学习当成“玩”，才能学好。此乃，凡事，好玩，才能好玩，好玩，才能玩好。我练小提琴和踢足球都是这样。英语的韵律有音乐感，英文像五线谱，背英语如同背乐谱，熟悉了就不难。多年后，我写了一篇“英语好玩”的长文，回忆自己“玩英语”的趣事和妙处。
黎先生强调英语重要性的话使我茅塞顿开。当时流行“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黎先生则启发我：学好英语，走遍天下。此后我对英语兴趣更浓，花功夫更多。我在班里是几个爱学英语的同学之一。我们还比着背英汉字典。但当时还不敢请教黎先生英语问题，觉得黎先生学问大，怕先生笑我问题太简单。
1975年，我毕业后留校，班主任郑老师问我想当团委干部还是愿意当教师。我因父母是干部而讨厌当“干部”，便“两害相权取其轻”地选择了当从小不喜欢的“教师”。在中国史和世界史两个专业中，我因喜欢英语，选择了用英语的“世界史”专业。重要的是黎国彬先生也在世界史专业，我要跟着黎先生学习。当时我们年级不分专业，世界史和中国史的课都上，我也并无偏好，还写过唐朝“贞观之治”的文章在学报发表。可以说我是受黎先生“学好英语，走遍天下”的启发，选择了“世界史”。
1975年，系里待然决定让黎先生给我补英语。找到黎先生认师，黎先生说要先看看我是不是那块料，试试再说。我也向先生表示：如果先生过一段认为我孺子不可教，便可赶我走！黎先生给我留作业，是一篇英文，让我翻译，译完找他。几次作业后，大概黎先生觉得我并非朽木，没有再提赶我走的话。 这样就开始了的28年的教和学，言传身教，手把手传授绝技。
1975年，留校工作后不久，赶上学校按市里的要求，组织“学大寨农村工作队”，我待然再次被“下乡”，到汉沽去一年，不过，这次不是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而是去“教育贫下中农”啦。下乡前，先生和我约定，他定期给我留作业，我带到乡下去做，回市里休假时找他交作业，听他讲上次作业中的问题。他当时正在领导翻译联合国资料。便将联合国资料用信纸抄给我带到乡下去做。黎先生的英语手书极为漂亮，但他怕我看不清连写，竟先后用印刷体工工整整地抄写了几十页给我翻译。我问他为什么不给我印刷原件或复印件？他说，你下去是搞政治运动，带英文印刷品，别人看不懂，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一定要处处小心。我体会先生的良苦用心，他是让历次运动“运动”怕了。于是，我躲着人，偷偷利用午休和夜间翻译，就像我父亲当年搞地下党工作似的，觉得“好玩”，挺刺激。休假回市里就到西南村黎先生家里交作业，听先生讲上次作业中的问题。一直没有间断。
二次被下乡回来后，学习的方式更多了。1977级大学生考试入学后，黎先生发现他们英语普遍较差。1978年，黎先生便开创了《专业英语》这门针对历史系学生的课程。我待然成为旁听生。这门课用1970年代国际上最“火”的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A Global History，做教材，当时没有中译本，只有盗版影印英文本。黎先生用国际一流世界史专业教科书教专业英语，一石多鸟，针对性极强。
先生这门课的特点是作业多，每堂课都要做，一周四节课，分两次上，中间隔两三天。先生在课堂上选出一两段让同学当堂做，可以用字典，做得多少根据学生自己的情况。每班学生都30-50人，还有不少蹭课的学生、老师和干部。黎先生给每个学生一个字一个字地改作业，基本套红，可以想见工作量之大。现在还有不少学生珍藏着先生给他们改过的作业。下次课先生先针对作业中的难点和普遍问题详细讲解。这种实践第一，多做多练的教学法效果显著。我也和学生一起做，请先生改，往往看先生改过的错误之处汗颜，从先生的改错中收获颇大，给后来我接手黎先生开创的这门课的本科生班和研究生班奠定了基础。
黎先生的《专业英语》惠及者众，不光是各届学生，许多人也慕名而来蹭课。有系里的中青年老师，外系的学生和老师或干部。一位外语系的干部坚持最久，我们都成了朋友。先生的身教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这个年轻教师。我看黎先生改作业太忙，几十份，学生们水平提高，越做越多，似乎多做，先生多改就收获大。我也是这么做，每逢看到自己做得多，黎先生改的错误少了，就窃喜，认为有长进啦。结果就是，黎先生的桌上总有厚厚两叠作业，一叠是改过的，一叠是没改的。看着我都替先生发愁。先生多熬夜批改，我曾劝他改几份，其余的下次上课讲，让学生自己改。但先生说，每个学生的译文都不一样，必须针对性地批改，才对学生有帮助。我也曾提议先生只改几份，剩下的让我照着先生改过的样子去改，先生也拒绝了。他说必须他改才能了解每一个学生的情况。多年后，当黎先生给研究生开这门课后，1990年我接替给本科生开这门课，继承了先生这门课的所有特点。黎先生晚年身体不好之后才勉强同意我照着他改过的作业给他的研究生班学生改作业。
2003年暑假，黎国彬先生几次便血，曾深夜给我打电话，告诉我他大量便血后，头晕腿软。我赶紧从市内东站附近的家中出来，打车赶到先生家。晚年先生的子女都不在身边，一人独居，大概预料到会有不方便开门的情况，先生早就把门钥匙给了我一把，以防万一，也曾有先生上课忘带东西，我回去帮他取的情况。我赶到北村先生家，打开门，发现先生瘫坐在卫生间里。马桶里全是黑色血水。我把先生扶进屋里休息，我就在客厅迷糊到清晨。第二天上午强拉先生到医院去，他仍不肯住院。拿了些药顶一下。
在暑假中，黎先生还多次和我讨论《南开学报》的英文目录和摘要问题与下学期的《专业英语》课程选材等问题。黎先生的课选材与时俱进，不断更新，内容广博。这也影响我，我的所有课也都选国内外新教材的精髓部分并及时更新内容，讲课绝不照本宣科。不幸先生在手术后于8月30日突然去世。黎先生从1978开创《专业英语》到2003年，整整讲了25年，改作业改了25年。其间，除了去英国、韩国和美国不在学校之外，我都陪在黎先生身边，从先生身教中学到了做人和做好教师的基本素质。先生去世后。2003年9月，我接替他给研究生上《专业英语》课程。黎先生开创的这门课程后继有人！
黎先生当图书馆馆长时，1979-1984，正是改革开放初期，他对图书馆的现代化和国际化做了大量工作。先生是西南联大清华的理科生，毕业后到南开转入文科，又有一段创建待然办停的短命“地质地理系”经历，文理兼通。他在引进工具书和外文书籍期刊等方面得心应手。作为经常光顾工具书室和借阅外文书刊的读者，我感受到图书馆的变化。先生是个爱书如命的“书虫”，家中藏书很多，当了馆长更是近水楼台，钻进书库乐不思蜀了。我也因此受益，得以接触更多新的原版图书资料。黎先生强调图书馆的服务，注重提高工作人员的业务能力。我熟悉的不少工作人员都对黎先生十分敬佩。黎先生和我说，图书馆好坏的指标是藏书量和借阅率！因而他特别注重购书和借阅服务。1999-2000年我第二次到英国做欧盟研究项目时。曾在伦敦一位朋友爱丽丝博士家小住，她当时任大英博物馆和图书馆的特藏部主任（后来到美国耶鲁大学任图书馆馆长，现在是牛津大学一个学院的院长），一次她请一位美国耶鲁大学图书馆馆长在家吃饭，我们自然聊起了图书馆的评价标准。他们强调藏书量，当我补充说借阅率也同样重要时，他们都很赞同。可见黎先生的理念和国外著名图书馆的同行一致！黎先生教我熟练掌握中英文资料收集的基本功，我才能在英国、美国、日本和韩国的图书馆、博物馆和档案馆等信息资料中心如鱼得水，得心应手。
黎先生带我就是实践第一，百炼成钢，多翻译。他领导翻译联合国资料，给我一部分翻译后他改，他也让我誊抄他给别人改过的翻译稿，从中体会。我也乐于“偷艺”。他给《英汉辞海》（《韦氏大辞典》）的部分词条改错时，我打下手。他曾让我把他改过的一包词条送到北京的出版社。《韦氏大辞典》是黎先生案头工具书，我家里有一本《韦氏大辞典》二版，也学先生摆在案头常用，尽量少用英汉词典，从而养成用原文工具书的习惯。有一段时间，先生为了对比不同版本词条的区别，还让我把家中《韦氏》 二版拿过去用了一阵，足见先生做学问的认真。后来我和黎先生又买了两本原版的三版《韦氏》和两套原版《不列颠百科全书》。
黎先生给王同亿主编译的三卷本《英汉辞海》词条改错，是被“逼上梁山”。当时已经由许多“大师”翻译成稿了，主编怕有闪失，慕名找到黎先生请他过目把关。这让黎先生陷入尴尬境地。他和我说过他的矛盾心情，拒绝，不忍这部世界有名的大辞典被国人翻译得错误连篇，丢中国人的脸，接手，又怕只能承担部分改校，并不能保证全书的质量。他明确反对翻译这部英文辞典！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就是：“用得着这部辞典的人用不着翻译，否则也用不着。”黎先生给我看他改过的一些“名家”译的词条，指出其中的错误。让我长了不少见识，也改变了我对“权威”的认识！许多权威名声在外，也不过如此！
黎先生对文字的苛刻挑剔，把我训练得也不得不苛刻挑剔。黎先生不仅促我使用原版工具书，而且让我养成质疑译本的习惯。凡找得到的原版学术著作，我都不看译本，引文也自己译。国内找不到的原版而只有中文译本的，看过后，尽量在出国时设法找到原版读，从原文和译本的对照中发现译本的“硬伤”和“软伤”。在教学科研中，我对国内学术著作的翻译水平实在不敢恭维，不敢轻信。
先生的英译汉和汉译英译文精美，臻至“信、达、雅”之佳境。先生在改错时，不仅不“信”不“达”的“硬伤”不放过，不“雅”的“软伤”也丝毫不客气。先生特别强调中文的“雅”。多年后，我写了一篇“英译汉中的中文问题”的文章，针对几本史学名著中译本的中文软硬伤进行文化、历史、逻辑和文字等方面的解剖，总结了从先生那里学到的精髓。
1990年，我的一篇英国史论文之所以能在全国获一等奖部分原因就是我使用了大量英文原始资料，引文都是自己翻译的。我在研究中从许多中文译本中发现了不少错误。我曾就多部外国著名学者，如沃勒斯坦、弗兰克、彭慕兰、斯塔夫里亚诺斯的名著中文版中“硬伤”写过几篇文章，并在美国见到除斯塔夫里亚诺斯外的三位作者时，一一当面核实译本的问题。他们都十分诧异译本中的谬误！
黎先生的汉译英一绝！汉译英比英译汉更能看出学者跨文化跨语言的功底。国内译著中，中式英语和英式中文比比皆是。黎先生多年一直承担《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的英文目录翻译，后来又建议增加论文的英文摘要。学报文章内容广泛，哲学、政治、经济、文学、艺术、史学等无所不包。黎先生“杂家”的博学和中外兼通充分发挥了作用。我在先生的翻译中体会到“推敲”的境界。先生教我慢工出细活，先生强调英文思考和中西文化逻辑差异。一个字，一个词，一句话都可能有几种译法，过几天再反复推敲，比较优劣，自我否定，好中选优。黎先生在学术和文字上相当苛刻。从黎先生改过的稿件中我对此深有体会。翻译如履薄冰，白纸黑字，一失足成千古恨，粗心是大忌。
黎先生汉译英的多篇文章都是别人啃不动的硬骨头。刘泽华先生的文章难度很大，古代中国的一些概念在英文中多没有相应的词汇。黎先生就和刘先生多次电话交流，弄清中文概念的含义，设法找到相应的译法。我在旁边看着，先生翻译完交我打字，通读译稿，学到不少东西，对我后来的翻译和英文写作奠定了扎实基础。我在国际学术交往中所有的文章都用英文写。曾有美国主编说我可以用中文写，他们出钱请人翻译成英文。我直接告诉编辑我怕翻译不能准确表达我的思想，还是自己用英文写准确放心。
黎先生对年轻人的培养尽心尽力，希望借翻译学报目录和摘要带出几个年轻教师来。他挑选了世界史的王以欣和叶民，中国史的邓丽兰和夏俊霞，几位博士加上我这个讲世界史的中国史博士，组成一个小组。他把目录和摘要分给我们几个，翻译好交给先生修改，讨论定稿。这样做挺麻烦，我们实际是给先生添乱啊，大大增加了先生的工作量。先生认真教本事，不收学费，还把微薄的稿费分给我们，不时出钱请大家一起吃饭，涮羊肉。2003年初，黎先生还给我们每人买了一本《新时代精选汉英词典》，78元一本，弄得大家不好好干都不好意思啦。这几位老师现在很有成就，都不辜负先生培养。
90年代初，为了适应对外开放对涉外人员的需要，1993年，黎先生又“听用”在历史系创办了两年制专科的“涉外文秘”专业。黎先生设计了涉外工作的全套课程。除英语的听说读写外，还有外国历史文化概况、涉外礼仪、国际关系、涉外经济等方面的课程。与历史专业不同，涉外文秘特别强调英语听说能力的训练。黎先生口语流利，对学生非常耐心。黎先生给他们上的涉外文秘《专业英语》自选实用教材，内容广泛，黎先生经常自费让我给学生买英文的《中国日报》。从报上选有关文章讲，相当有针对性。先生的博学和一丝不苟地教学博得学生的尊敬。先生对专科生、本科生和研究生一视同仁，一点也不因为他们是专科生而放松对他们的要求。反而因他们基础差而格外耐心细致教。许多学生毕业多年还找我打听黎先生的情况，让我向他问好。黎先生还借这个新专业带领几个年轻教师开新课。我就开了几门新课，《英语口语》、《欧美概况》、和《国际贸易史》等，边开边学习，拓展了知识面。跟着黎先生增学问，长本事！
先生去世后，2005年南开大学新办的独立学院，南开大学滨海学院，向历史系寻求专业支持，经系推荐和滨海学院研究，决定在黎先生创办的“涉外文秘”两年制专科的基础上，在滨海学院外语系创建本科四年制的“涉外文秘”专业，历史系推荐我兼职去滨海学院外语系创办这个专业。我也学先生“听用”一把。创办初期，几年内只有我一个“光杆主任”，连踢带打，多亏了黎先生教的功夫！
我承袭了黎先生的课程体系，设计了外语系的四年本科专业课程体系。这样，我在历史系讲本科生《世界近现代史》、研究生《世界体系》和研究生《专业英语》的同时，又成了兼职的滨海学院外语系教师，先后开设了《英语听说》、《英语阅读》、《专业英语》、《当代全球》、《各国概况》、《西方文化》、《外贸函电》、《国际关系》、《国际组织》、《国际贸易》、《商务礼仪》、《基督教史》、《涉外文秘》、《英文论文写作》等课程。这个专业培养出来的学生都通过英语专业四级考试，多数通过专业八级考试，毕业论文用英文写作并英语答辩。他们多在涉外企业和外资企业工作，走出国门的也不少。现在还有在英美读研究生的学生，有的已经在国外获得了博士学位（大概受了点我的课影响，他选择了世界史专业）。我以为，我的滨海学院外语系学生也都是黎先生的学生
二、严师促 攻博士 通中西 研全球
黎先生对我很严格，经常批评，从不表扬。我也习惯了。批评才是严师对学生的真爱。严师出高徒的道理在我学小提琴时已经明白。一次谈到专业英语班学生问题很多时，因为我也和他们一样做作业 ，我就斗胆问先生，我是多少分的学生？先生笑着说班上的学生绝大部分不及格，你也就60分。但在我这里60分的学生，到外面去就是90分。这就是严师之道！在各种英语考试中，我体会到严师的益处。1987年我一路过关斩将，通过系、校、国家和英国“雅思考试”的层层选拔考试，获首批“中英友好奖学金”，到伦敦大学历史研究所做访问学者。在后来的博士生英语入学考试、英语六级考试和2001年赴美国教学的选拔考试中，我从未失过手。在国际学术交流中我英语听说读写运用自如，多亏了黎先生的长期精心调教！
黎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开扩的思路对我的学术研究影响很大。他常说，做事就要认真。他做人做学问的认真我是看在眼里，学在心中的。我查找资料和使用工具书等基本功，都是先生的认真逼出来的。先生认真，促我认真，学问上不敢懈怠，怕过不了先生这一关。
问题意识、逆向思维和批判性思考是先生教我的学术素质。精品意识是先生身教所传，先生推崇备至唯独到见解，与众不同，语不惊人死不休！在我的学术研究中，我尊师囑，都是针对发现的问题进行批判性研究，求独到见解，不屑做那些无病呻吟的凑数应景文章。我一生的学术追求：不求著作等身，唯求立言国际。
我的专业是世界近代史，最初的重点是研究英帝国的发展和产业革命。在英国史研究中，我牢记先生学术的真谛是求异和见解独到的教诲，不人云亦云，批判性思维，从原始资料入手，科学分析，谨慎结论。针对国内流行的英国以克伦威尔为首的“新贵族”领导革命的说法，通过引用大量英文原始资料和论著论证这个说法并非事实，克伦威尔根本不是“新贵族”，只能进“平民院”。“新贵族”这个说法是从苏联世界史书中抄来的虚构。我的论文1987年在《世界历史》上发表，1990年获“中国世界近代史学会”全国论文评选的一等奖，两个一等奖之一。1987年到英国伦敦搞研究时，我和英国的导师等英国历史学家谈到这个问题时，他们都奇怪这种“新贵族”的革命历史是如何杜撰出来的。
在伦敦期间，我和黎先生一直保持通信联系，汇报学习情况。先生让我到大英博物馆和图书馆帮他查“capital”这个词何时有“资本”的含义，及何时有“资本家”的概念，何时有“资本主义”的概念等。我所在的伦敦大学历史研究所与大英博物馆和图书馆仅一条小街之隔，窗户相对。大英博物馆和图书馆是我经常看书的地方。我在马克思曾经常看书的圆顶阅览大厅中（马克思曾在阅览室地上磨出坑的故事，经我实证是个励志的谎言。）翻阅了大量工具书和相关著作，给黎先生写了一个几页的研究报告。结论是这个词意思模糊，概念并无精确之说，见仁见智。后来才意识到，黎先生是用这个问题训练我的学术技能和思考能力！
我的英国导师汤普森教授是伦敦大学历史研究所所长，后来任英国皇家历史学会主席，是研究英国地主的专家。我向他请教黎先生给我出的这个问题，他也认为这个概念很模糊，很难有精确的答案。我也真正理解了“多知惘，寡闻信”的苏格拉底悖论！
这对我把模糊学和模糊语言学引入历史研究有很大影响。在对产业革命时期的英国地主分析中，我得出阶级划分看似清楚，实际模糊的结论。认为英国“地主”封建、保守和反产业革命的传统看法不能反映历史实情。文章是用英文写的，得到汤普森教授的好评，回国后翻译成中文在《世界历史》上发表。地主在经济变革和社会进步中的作用应当客观分析。对中国的地主也应如此。从全球史看，地主阶级的模糊性和历史作用的多样性在各国历史中都有客观研究的必要。
1990年代中期，国家教委（1998年改为教育部）鼓励大学年轻教师提高学历，学校规定各系可推荐免试在职博士研究生。历史系经过集体讨论推荐了我。但到学校又被系里的另一位中国史的工农兵学员教师顶替下来了。黎先生得知此事后，有些恼火，命我争口气，“考一个国家正式的给他们看看”，参加国家教委的全国博士研究生考试。
我的“学历”很差，“文革”待然改变了我受教育的方式，从学校被抛进社会，从书本知识转向社会实践知识。我刚上初一就“停课闹革命”，全凭兴趣爱好胡乱看书而自己“玩”出了点基础文化，没有读完初中和高中就被“上山下乡”在社会上摸爬滚打了三年，又被“工农兵学员”学习了三年，当时的“教育革命”能学到的真正知识并不多，充其量相当于“专科”。1987-88年到英国进修一年虽然收获不菲，但并没有获得硕士学历。我受的教育不系统劣势明显，但优势亦突出：我受到传统教育的“束缚”轻，头脑中陈旧的“条条框框”少，求知欲旺，自愿学习知识的自由空间大，“玩中学”的自学能力强，思想自由度高，独立思考多，敢于否定和怀疑。这些对我一生的创新能力至关重要。
在先生家里，我们坦诚客观地分析了我的教育短板：我初中只正经上了半年，说初中肄业都勉强，没上过高中，没读过系统的本科，没读过硕士，直接考博士能成吗？黎先生明确告诉我，没有“博士”学历在大学呆不下去。他说根据他对我近二十年的了解，认为我不笨，可以通过考上博士研究生来改变自己“工农兵学员”的学历。他说，他看人重“能力”，不重“学历”，但社会认“学历”，所以你可以靠“能力”立业，但必须有“学历”撑门面，应付社会俗见。显然，先生对学界江湖门清。黎先生和我都认为：能力是自信的基础，我一直“自学”，在黎先生的指导下自学，我的教学科研已经证明了我的能力，应当有考上博士生的自信。
在讨论报考专业和导师问题时，黎先生指导我迈出了学术上关键的一步。
当时，南开历史系没有世界史的博士点，美国史有博士点。但黎先生和我都认为美国史太窄，只是英国和欧洲基督教文化的扩展。而真正的世界史应当包括中国。所以，黎先生鼓励我要通中西，报考中国史专业的博士生，把中国史和世界史融为一体。黎先生睿智的学术眼光深远，为我指明了全新的学术道路。
我明白中国史和世界史两张皮的情况是待然史成。中国历史学由来已久并形成一套封闭的独立学术体系。所谓“世界史”实际上是外国地区国别史，是近代西方殖民扩张的文化输入或国人的主动引进，属“舶来品”，全套东西都是“人家的”。我们的世界史学者多趸来卖，推销人家的理论、方法与“史实”，十分尴尬。我们根本没把中国放到世界中去，没有自己的理论、方法与“史实”。这种状况应当彻底改变。黎先生指导鼓励我解放自我，走出学术“围城”。
先生建议我报考魏宏运先生的“中国近代史”专业博士研究生。他说魏先生是“人好、学问好、外语好”的“三好先生”。他特别强调魏先生学术思想活跃，注重利用国外资料研究中国史。而且，我的“世界近代史”也应当囊括“中国近代史”。
1995年，我高分，总分全系第一，其中英语，国家博士生入学考试和专业英语考试。成绩在研究生院考生中名列前茅，考上了魏先生的“中国近代史”专业的博士研究生。我开始了把中国史和实际上是外国地区国别史的“世界史”整合为“全球史”的专业和理论研究。
我做博士论文前，在和导师魏宏运先生讨论选题时，也征求黎先生的意见。他和魏先生都一致同意我研究一个涉及中国的世界史的问题，说这样才能发挥我的专业和外语优势。我最后选择了：用整体论的待然性研究中韩关系改善这个复杂的国际问题。我的思路是：全球史中，任何双边关系都是不是双边关系，而是复杂的国际关系合力的待然发展结果。中韩关系是全球史中的一部分，涉及两国各自与朝鲜、美国、日本、俄国、欧盟、以及亚洲周边国家关系的待然变化。
从全球史的角度研究双边关系，不同于从对外关系的角度研究双边关系。前者从整体的变化认识部分，全面客观。后者视角狭窄，多从民族主义单边思维分析问题，容易落入主观片面的陷阱。我做这个选题的优势是国内资料可以和外国的英文资料结合，相互印证。由于朝鲜半岛历史上与中国、美国、俄国、欧洲、日本、和亚洲其他国家关系盘根错节，英语在朝鲜半岛有强大的话语权。确定这个选题后，我争取到“韩国基金会”的研究基金，到汉城（当时还没有改为“首尔”）的“国立汉城大学”进行研究。
1997年夏，我奔走于汉城国立大学、韩国国会图书馆、档案馆、韩国外交部、韩国商贸部、企业、银行和中国驻韩国大使馆等机构之间，收集资料，进行采访。我惊喜地发现原来不懂韩语的担忧到了汉城便荡然无存。二战后美国长期控制韩国，韩国的官员和中上层人士多有美国留学的背景，绝大部分韩国学者都留学美国，英语说得虽不好听，但能交流。图书馆和档案馆的资料也是英文，或有英文译本。中国大使馆提供了大量中英文资料，韩国贸易部、银行、企业、大学研究所、世宗研究院、战争博物馆等机构提供了大量英文资料。我同韩国学者和外交部商贸部官员的交流全部是英语。不少学者送给我他们写的中韩关系方面的文章著作，都是英文的。英文在韩国官方和学术界的霸权地位甚至让我感到担忧。在韩国收集的这些资料涉及韩国与多国的关系。加之我多年前在英国时就关注过这方面的资料。我的研究很顺利。
在论文写作期间，我多次请教黎先生问题。如冷战后，美俄中日四个对朝鲜半岛问题具有重要影响的国家之间关系均发生了待然性的变化，离开对这些变化的分析就很难理解中韩关系和中朝关系。又如，我的一个结论是：中韩关系的改善是商贸经济发展促进政治关系改善。这是当时经济全球化的待然后果。黎先生支持我的这些看法，认为论文中，走私贸易促进双方经济往来，推动合法贸易乃至东亚经济圈（中朝韩日俄）整体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的改善，人员偷渡等民间交往促进官方往来等等看法有新意。
黎先生十分关心我的博士论文，待然成了我的“无名”博士生导师。黎先生和魏先生私交久远，两家关系密切。我考魏先生的博士生也是黎先生的推荐。黎先生去世后，魏宏运先生在2004年出版的《最忆南开》写了怀念文章“大师风范 泰然一生——怀念黎国彬先生”。魏先生写道：“8月28日，我和王黎到总医院看他，他躺在病床上，精神很好，正和张伟伟研究即将出版的《南开学报》英文目录，他入院后一直惦念着他的课程。他说马上就开学了，快些出院好去上课。讲课是他一生最大的兴趣。29日做完手术，一切都很顺利。讵料30日晚竟与世长辞了。”魏先生回忆了黎先生一生和他与黎先生的交往，情之深切跃然纸上。
有这样两位德高望重的老先生指导我，我怎能不下死工夫做好论文。在论文答辩时，答辩委员会对我从全球史视野研究双边关系的一些理论给予肯定。可以说，我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是黎先生帮我筑牢的。黎先生帮我完成了从初中肄业到博士的学历跨越，也在学术上给我指出了一条研究“全球史”的新路。
1999年10月—2000年4月，我待然获欧盟项目：“英国对欧盟态度研究”，研究结论：英国会脱欧，一语成谶！20年后，2020年英国脱欧。“英国将脱欧”是我用“待然性”研究全球史整体中双边关系一次成功整体论个案研究，证明：现代问题历史“待然性”整体研究预测未来。1999年最后一天，我在伦敦接待了在波兰讲学的黎国彬女儿黎意和她的同屋女留学生，参观伦敦著名景点，并一起在鸽子广场看大本钟敲新年，新千年，一起跨世纪。
三、启创新 待然性 全球史 立一言
1985年，黎国彬教授针对同学缺乏“史学理论”的问题，开创《外国史学史》课程，没有现成的教材。黎先生自选。他从家中藏书和图书馆借来的英文历史经典著作中精选片段，亲自打字或让我打字，我的英文盲打技术也是这么练出来的。我同时也接触了许多史学经典论著。蜡纸打好后，他带着我一起用系里的一台老式油印机一页一页印出来，我们轮流推油墨滚，轮流翻页，然后分页，用订书器订好，发给学生。先生和我一起满手油墨地印讲义的场景时常让我想起电影里地下党和进步学生印传单的画面。黎先生的这门课程选材博广，在理论上深入浅出，鼓励我们博览群书，博采众长，对我颇有影响，启发我在史学理论上多思，形成自己史学理论思想，促进我结合杨翼骧教授的《中国史学史》，思考全球史理论问题，为以后的“待然性全球人全球史无中心整体研究”理论创新奠定基础。
1972年刚入学时，我不喜欢历史且知之甚少。当世界史专业的黄若迟老师说她研究世界史，不懂中国史时，我十分诧异！世界史里怎么能没有中国史？没有中国能算世界吗？学习了才知道，中国史与实际是外国地区国别史的世界史，在源头、资料、理论、方法等方面泾渭分明，完全是两股道上跑的车，彼此隔绝。没曾想，就是这个在国内学术界似乎无人置疑的问题激起了我的问题意识和批判思考，纠结困扰了我一生。我找到一条走出两难选择（中国史或世界/外国史）的新路：全球史无中心整体研究！
1985年，黎先生开创的《外国史学史》课使我对史学理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对中国和外国的史学理论有了自己的问题意识和思考。黎先生的课启迪了我探索历史哲学的热情。对中国古代哲学和含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西方哲学探索，待然激励我把1972年受庄子“有待而然”和恩格斯“合力”启迪，豁然顿悟，创建的“待然性”的哲学概念用于研究全球史理论。
庄子云：“罔两问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无特操舆？’ 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吾待蛇蚹蜩翼邪？恶識所以然？恶識所以不然？’”
恩格斯指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的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相互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
从东西方两位思想大师的睿智论说中，我悟出：万物与历史的变迁既非“必然”，亦非“偶然”，乃整体中各种力量合力而成的“待然”！或许与从小喜欢自然科学和受其理论方法熏陶有关，我待然将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用到全球史研究中。我在国外阅读了大量在国内见不到的自然科学论著，如场理论、博弈论、模糊学、整体论、混沌学等著作，深受启发。我把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融为一体，用场理论、相对论、博弈论、整体论、混沌学、模糊学、阴阳学、模糊语言学和历史心理学等理论研究全球史，批判国际国内世界史主流的“西方/欧洲中心论”，提出了“全球史无中心整体研究”的理论和方法。
21世纪初，我在美国创造了个英文字“glober，globe+r，全球+人”。我创造这个英文字的学术概念后，美国《世界历史杂志》主编本特利、美国《全球史导论》的主编诺斯罗普和英国的出版社编辑都提出英美各种字典中都没有这个字，建议我换一个字或词，我坚持我的用法并做了学术概念的解释：地球上的人，去民族化和公民化的人。全球史是全球人的历史，不是哪个强势民族或国家主导的历史。全球史学家应当有全球人意识！因为目前世界史的学术用语都源于欧洲历史文化，均具有欧洲中心论内涵，所以应当摆脱欧洲学术话语霸权。他们建议我用global citizen，全球公民。我指出：“公民”是欧洲史和欧洲近代民族国家的概念，在历史和现实中不能包括所有生活在地球上的人，因为全球史上许多地区并没有公民的概念，现在也有许多没有国籍和公民权的人。我对主编说，这个字是我的理论核心词，无可替换，如果非要换，我宁可不出版。主编和编辑让步，接受了这个新词和新概念。我在美国还提出“全球失衡”、“全球变革带”和“社会力学”等新理论并和美国学者交流。引起他们的兴趣。
2002年，我在美国教学研究时，牢记先生“与高手切磋，方学思相促”的教诲，与活跃在世界史国际学术界前沿的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曼宁(Patrick Manning)、安德里亚（Alfred J. Andrea)、迈克尔德里（Andrea McElderry）和本特利（Jerry H.Bentley)等美国学者交流自己批判世界史教学科研中的“西方/欧洲中心论”的论文，提出“全球史无中心整体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得到这些美国学者的热情关注和帮助并在以后的学术交流中得到格兰（Peter Gran)和克里斯蒂安（David Christian)等学者的鼓励和支持。所以，可以说这个理论和方法：成于中国，立于美国，是国际学术交流的结晶。
2002年12月4日，我应中心主任曼宁教授的邀请，在波士顿的美国“世界史中心”发表了自己“全球史无中心整体研究”的理论。后经弗兰克教授向好友北大历史系教授张芝联先生推荐，张先生写英文邮件邀请我参加了2003年在北大召开的世界史国际学术会议。在北大会上，我第一次在国内用中英文介绍了自己的学术理论。
我一直把中国放到全球史中作为整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进行教学研究。我主讲的《世界近代史》1985年和1999年两次获南开大学优秀课程奖的原因之一就是我讲的中国史不再是“世界史”中的“鸡肋”。2004年，我发表：“论全球史整体研究”，论述了全球史发展的待然性与全球史之不可分割和各部分之相辅相成理论。
2005年我发表了论文：“全球史中的中国史”，对中国在全球史中的地位和作用提出了既非“中国中心论”亦非“欧洲中心论”的无中心整体客观分析。2023年，德国学者王马克在主编的《中国的全球史》中，把我的这篇18年前发表的论文译成德文，作为全书第一篇论文，在德国出版。
2007年，我在国内外发表了，“在南开教近现代全球史：无中心整体研究法” ，介绍了我把中国放入全球史的无中心整体研究法。同年，我又写了“无中心论与全球史”，阐明全球史整体无中心和待然性的理论。2008年，我发表：“无中心全球史中的近现代中国与东亚格局” 。2009年，我写了论文：“全球现代化整体研究”，指出“现代化”并非始于近代欧洲，而是贯穿全球史，是人类全球化的无尽过程。同年，我还发表了：“无中心整体研究‘全球人的全球史’” 和“公元1000年以来的全球失衡与全球危机：无中心整体研究” 两篇论文。2010年，我发表了论文：“公元年1000年以来全球史上的优越感与自卑感：无中心整体历史心理研究” 。
2011年，在首都师范大学召开的美国世界历史学会年会上，我报告了论文： “‘中心-边缘结构’批判：无中心整体研究全球史中的中国史”，批判在欧洲现代化问题上边缘化中国的错误倾向。针对沃勒斯坦《近现代世界体系》中的“中心-边缘结构”，将西欧当成“中心”的说法，我指出：14至18世纪“落后”的欧洲是在学习模仿当时东方“先进”的“发达国家”中国和印度才走上“现代化”道路的，而英国的“工业革命”是从仿制盗版中国和印度的“棉布”而发明机器生产“进口替代”开始的！在当时待然而成的全球失衡中，中国和印度等东方国家以及美洲和非洲促成了欧洲的“崛起”！换言之，没有中国，何来欧洲的“崛起”？
2014年，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国际会议上，我报告了论文：“世界/全球史的民族化与全球化：无中心整体研究全球人共有共创共享的全球史”，指出：以往的“世界史”都是“民族国家”从各种民族中心论撰写的，不可避免充斥民族的傲慢与偏见，所以，未来的世界/全球史应当去民族化和中心化，全球史学家联合起来共同撰写全球人共有共创共享的全球史。
这些论文多是我在欧美日韩等国的国际会议英文论文基础上回国后自己翻译成中文发表的。
在新世纪之初近二十年中，我积极参与到全球史重大问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中，多次到美国、德国、英国、荷兰、日本、韩国、菲律宾、新加坡等国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并出席了2010年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召开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我与弗兰克、曼宁、沃勒斯坦、本特利（班特立）、安德里亚（安天士）、迈克尔德里、格兰、帕姆兰兹（彭慕兰）、王国斌、吉尔斯、克里斯蒂安、 多米尼克、彼得、南塚信吾、秋田茂等欧美亚非澳学者多次交流。引起他们对用庄子思想研究历史和中国整体论的兴趣。
2003年，美国世界历史学会邀请我出席在亚特兰大举行的学术会议，介绍我的理论。他们办好机票和住宿，但我因“非典”无法获得签证成行。弗兰克得知我无法到会后，竟抱病从波士顿赶到亚特兰大，到会代我宣读了我的论文要点并组织了讨论。会前，我曾将论文电子邮件发给他征求意见，当他得知我因非典疫情无法到会后，曾问我是否知道可以请人代宣读论文。我说不知道，而且无人可请。他只说我不去他很遗憾。他生前并没有和我提及抱病赴会代我宣读论文的事。直到他2005年去世后，2008年我在匹兹堡作为唯一来自中国的朋友参加纪念他的会议时，克里斯蒂安和曼宁才对我提及此事，令我为这位我曾批评“以中国中心论取代欧洲中心论”的著名德国学者之学术精神和为人所深深感动。
2007年美国世界历史学会募集资金设立了“世界学者旅行奖”，我因全球史无中心整体研究理论而成为该奖的第一位获得者，得以到美国密尔沃基出席美国世界历史学会的会议，报告了我的全球史发展待然性理论和无中心整体论。加拿大学者鲁克·克劳西教授（Luke Clossey）在《美国世界历史学会会刊》（2007）上撰文说：弗兰克晚年，在南开大学张伟伟的帮助下，不是从亚当·斯密或马克思的理论，而是从公元前4世纪中国哲学家庄子的有待而然思想中，为其《东方新视野》（《白银资本》）中的近代初期中国中心世界经济说法找到了新理论依据。
我用庄子的思想研究全球史在国内外独一无二，也引起西方学者对东方哲学的兴趣。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的克劳西教授和美国坦普尔大学的格兰教授都曾写邮件让我给他们介绍庄子，并请我允许他们把我论文介绍给他们的学生。我告诉他们：东西方哲人的智慧永恒相通，庄子和恩格斯两位时空远隔的哲学家不谋而合，异语同义，阐明了事物和历史发展变化的待然性。
2008年，在美国出版的《世界史的全球实践：世界性发展》一书介绍了五大洲八种研究世界史的理论和体系，我写了“在南开讲授近现代全球史：全球史无中心整体研究”一章。2012年在美国和英国同时出版发行了介绍新世纪初世界史全球39位学者研究精华的《全球史导论》，作为被匿名推荐的唯一中国学者，我写了“中国的世界：全球史无中心整体研究”一章，阐释了我的全球史无中心整体研究。2019年，在“亚洲全球史学会”研讨会论文基础上编辑，在英国出版的《亚洲的世界史教学：比较研究》中我写了第一章“中国的世界史教学：过去，现在和未来”，介绍了中国的世界史教学历史和现状与我的全球史无中心整体研究。该书的主编是日本学者南塚信吾教授，曾任“亚洲全球史学会”第一任会长，他把中国放在第一章，充分说明亚洲学者对中国学术和理论的认可。我的全球史无中心整体研究走向世界具有历史的待然性。这些英美出版的英文著作，我都是用英文写作，向世界发声，成一家之言，确立了自己的国际学术话语权。
21世纪初，我一直在国际上呼吁：“全世界史学家联合起来！”为了实现全球史学者的国际合作，2008年我邀请印度、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美国等国的学者汇聚南开，于5月4日在南开大学创建“亚洲全球史学会”。
2008年7月2日，我又作为理事，代表“亚洲全球史学会”参加了在德国召开的全球史学者会议，共同创建了“世界全球史学会”，将美国世界史学会、欧洲世界史学会、亚洲全球史学会和即将成立的非洲世界史学会与拉丁美洲世界史学会，以及大历史学会联合起来。我成为这两个学会的创始人和常务理事之一，使中国成为这两个国际学术团体的创始国和理事国。
2010年8月，我出席了荷兰阿姆斯特丹的“第21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报告了“全球史无中心整体研究”。回国后，我在《社会科学报》上撰文：“迟来的历史研究全球化：第21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管窥”，指出全球人共有、共创、共享的全球史呼唤历史研究的全球化和全世界史学家的交流合作，这个时代正待然而至。由于种种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世界史学者曾有在国际学术界“失声”和“学舌”的尴尬时期，我们不应再错过史学全球化的新时代了。
为了加强国内世界史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三年（2010、2012、2013）的学术年会上，我作为嘉宾连续三次介绍了我的学术理论方法和国际学术界动态。2012年，我在世界历史研究所年会上报告：“二十世纪世界历史学的傲慢与偏见：西方/欧洲中心论”，反对国内外世界历史研究中主流的民族傲慢与偏见和“民族化”与“中心化”痼疾及倾向。我曾多次提出国内只有中文的《世界历史》杂志，外国学者看不懂，中外世界史学者交流不畅，就是我们批评他们，人家也不知道啊，建议创办英文世界史刊物，便于国际交流。经世界史研究所的多方努力，终于在2014年12月创办了国内世界史第一份英文期刊World History Studies，世界史所请我担任该刊的编辑顾问。我的英文论文“无中心整体研究全球人的立体全球史”在创刊号上发表，四十年磨一剑，成一家之言。
四、风骨清 不屑争 无心插 成荫柳
和黎先生相处久了，他的人格魅力对我影响很大。先生性情温和，内向，几十年没见过先生发脾气或和人吵架，与人为善，与世无争。先生自嘲是“听用教授”，总是被动地让干啥，就干啥，干好啥，不能搞自己喜爱的学问。从来都是活找他。黎先生“听用”开了二十几门新课，大量不署名的翻译也都是找他的活。对于别人找上门或在路上拦住他请教的问题，先生来者不拒，曾多次看到先生为这些事花大量时间查找资料，翻阅各种工具书。对先生为人做嫁衣，我心中常鸣不平，觉得先生太好说话了，从不拒绝他人，不吝惜自己的时间，不求回报，做好人有点过。学生请他写申请出国留学的推荐信，他总是反复推敲，用打字机打出来，多少学生受益啊。先生时常说，别人求自己，必有难处，自己有能力，成人之美，何乐不为！先生生活俭朴，但慷慨大度，关心学生。先生不时和我谈到一些学生的情况，把他们的困难和问题当成自己的事那样操心，以及如何想方设法帮他们。我多次见到先生经济上支持学生和给希望工程捐款。一次先生还让我拿他的存折取钱到邮局寄给希望工程。
黎先生持“出世”态度而“不争”。先生有才，不屑争！先生淡泊名利，对一些不公的事，心里虽不痛快，忍了。先生有“傲骨”，宁折不弯，不堪屈就。例如，最近，先生去世17年后，我才知道，文革后研究生复招时，黎先生并没有获得硕士研究生的招生资格。当年，黎先生曾鼓励我考他的“硕士研究生”，但后来抱歉地告诉我，他不招研究生了。我当时也没多想，就放弃了考研究生的打算。现在想来，黎国彬先生的学问和工作有口皆碑，为什么没有招硕士研究生资格？我想不通，只能想到嫉贤妒能这种学术江湖痼疾。几十年来，我从来没有听先生和我抱怨过此事。这口气他忍了。黎先生“宁负我，不负人”的人生态度令我折服。
先生工作勤勤恳恳，多次获校级和市级优秀教师奖。人心如秤。先生的名气是同事和学生口碑相传。先生去世后，我和冯承柏先生到先生家，面对空空的客厅兼书房，冯先生叹道：真正的名师在这里啊！先生博学的名声，也给先生找来无数的活和麻烦。人们有难题就找黎先生。我亲眼见到先生为这些事花了多少功夫。我以先生为榜样，觉得真没有什么值得争。人生在世应不屑为虚名浮利所囚。金子自有发光时！你能干，人家自然找你，承认你。
先生不争，对我的不争却“怒其不争”，多次激励我要争。他认为现在是竞争时代，有能力争，必须争。先生以自己没办法做自己喜欢的学问，“听用”一辈子的经历，劝我不要重蹈覆辙。他希望我有自己的学术追求和建树。先生告诉我，学者就要特立独行，敢于创新，成一家之言。我深知先生希望我有出息。我的不争，乃“争不争”。争无人争之事，走自己的路。不争，乃有所争。
我在国内不争，不屑争，到国际上争！
2009年，在日本大阪的国际会议上，我报告了一篇从历史心理学探讨全球史上优越感和自卑感的论文，提出欧洲人何时产生优越感和自诩中心论的问题，引起热烈讨论，特别是亚非拉学者的激动，欧美学者也分成两派。大家争论达成共识：欧洲人的优越感并非与生俱来，而欧洲历史上的自卑感却从古代如影随形，中心论也是欧洲人一厢情愿的自封。
2011年美国世界史学会在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召开年会，和我国学者一起讨论世界史问题。在会上一位美国学者在主题报告中从文明优劣论和中心论思想提出：亚历山大东扩和张骞通西域使东西两大文明接触，抵御了野蛮北方游牧民族匈奴的扩张。在大会提问时，我提问：游牧民族匈奴是否“野蛮”，是否有自己的“文明”，他们是否认为欧洲人或中国人“文明”，而自己“野蛮”？主讲人语塞，会场凝固。片刻，主讲人顾左右而言他，回避了这个问题。在会后的晚宴上，这位美国学者找到我敬酒道歉，说我的问题太难（tough)答。
黎先生使我有底气在国际学术界和外国学者“争”，批判世界史中的“西方/欧洲中心论”并提出“全球史无中心整体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多年来，在国内我不太参加学术会议，其原因不便说。总之，我不想，也不屑在国内争。2003年我参加北大的会议，是弗兰克把我的文章推荐给老友北大的张芝联教授，张芝联教授邀请我去参加，在北大第一次在国内发表了我的“全球史无中心整体研究”，比在美国发表整整晚了一年。有两次，在首都师大（2007）和人民大学（2014）举办的国际会议只因参会外国学者指名希望见到我和我交流，主办方多打听找到我，请我参加才参加的，属于“被”参会。我的学术自信得益于黎先生的告诫和多年对我的全方位指导！我在内心，一直把自己的国际学术活动当成黎先生学术活动的继续！
黎先生教我多年的成果就是有人找我翻译了。天津教育出版社找我翻译了两本书，《20世纪回眸》（1999年）和《千年人物》（2000年），都三十万字左右，其中《千年人物》是出版社已经请一位英语教授翻译完稿，找我看看，结果我只改了其中几页，出版社一看就怕了，不敢用该译稿，让我重译。我不好拒绝，在出版社同意给那位教授稿费的前提下，我同意重译。因出版社要求完稿时间紧，我多日熬夜赶活，头发脱落而斑秃。黎先生看到后告我用生姜擦，用十指干梳头。按先生的方法去做，果然好了，现在72岁黑发依然浓密。译这两本书让我亲身感受到先生“听用”翻译的辛劳和苦衷。此后我多次对找上门的翻译工作说不，不愿因“听用”翻译别人的东西，耽误了自己的学术研究。说不，不“听用”，也是不争而争。
“听用教授 无心插柳——黎国彬先生自述”一文是应“百年南开暨南开大学八十五周年纪念丛书”中的《南开学人自述》（第一卷）之约稿，由先生口述，我整理的。当时，学校请黎先生写，先生和我讨论是否写。黎先生觉得一生平淡，自己想干的事都没干成，遗憾多多，没什么可写。我不这么看，亲眼所见先生的精神与作为，以为不凡。我建议先生口述自己的经历和工作，我来整理成文，请先生审阅后定稿。我当时在黎先生住的北村有个小独单，便和先生约好，我晚上带录音机到先生家，先生口述录音。录音持续了好几个晚上，经常谈到凌晨。黎先生的口述中，多有伤感之处，有时，他不让我录音，大概是怕有不当之处。有些事情和想法他明确告诉我，不要写，只是让我了解一下。黎先生记忆过人，几十年前的事，记得非常清楚。当年云南做边疆人文调查时的事一个细节也不漏掉，娓娓道来，地名、人名，时间、文章题目等等非常详细。我不得不不时提醒先生告诉我人名地名的汉字写法，以免失误。先生感情丰富，回忆中时常动情，喜怒哀乐分明。从和先生的长谈中，我体会到先生的自豪、欣慰、自信、智慧、伤感、无奈和尴尬，他心里也有些闷气。先生的隐忍令我感叹，也使我对黎先生更加崇拜。
录音整理的难点是如何讲好黎先生看似平凡而实际不凡的故事。题目是我在成文之后定的，“听用教授”是先生自嘲的原话，“无心插柳”是我对先生一生待然性的概括。先生无奈“听用”而为的“无心”之事，无不成果丰硕，恩惠众人。文章经黎先生审阅，多次修改删减后交稿。遗憾的是，2004年该书出版时，先生已然离世，但总算留下了这篇自述。
该书出版后有学生读了文章感动，怀念黎先生，发到网上。近几年，许多黎先生的学生在班级群或朋友圈里转发，引起许多人对黎先生的思念。从71至76级工农兵学员，到77级以后的本科生和复招后研究生，还有几届“涉外文秘”的专科生，先生的课多，受益的学生也多，无不对先生的风度和学问，特别是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敬佩不已。一位本科和研究生都在南开学习的学生在看到这篇文章后，给我短信说：“黎先生是南开太过低调的传奇，作为学生，我们只是幸运地分享了他的讲座，进而满怀敬意。今日，从您的文字中，仿佛又看到了昔日悠然慢语的老先生。”好几届毕业30多年的同学聚会邀请我参加，同学们都和我谈起黎先生，深情怀念。一位出国工作多年的学生联系我的目的就是打听黎先生的情况。当得知先生故去后，十分伤感，说本来是从国外带了礼物要去谢恩师，黎先生教书育人61年，插柳成荫，桃李天下！
五、先生情 恩无形 一生忙 待然性
黎先生对我恩情无形，潜移默化影响了我的人生。他的人生态度和治学精神令我一生推崇，受益无穷！晚年的先生也和我说些心中的郁闷和遗憾，多回忆与醒悟，自叹而已。我十分理解，但无话可劝，只能默默聆听，让先生平静地宣泄一下心中的愤懑。先生一生忙碌，却多为他人，无奈耽误了自己做学问。我对先生既佩服敬仰，又惋惜感叹，自愧不如。
先生与时俱进，对新技术敏感，对电脑和互联网技术很感兴趣。当时我也刚从286学电脑，自己没有，用系里的电脑，受各种限制。很长时间先生和我都在聊电脑的好处和应用前景。黎先生的女儿是博士，在广州的大学教书，给先生带了一台笔记本电脑，当时电脑很贵，我连台式电脑桌都用不起，先生就用上笔记本啦，比我这个年轻人还时髦。先生的女儿帮先生在网上查资料，黎先生有时十分兴奋，和我大谈互联网的妙处。先生的电脑技术都是他女儿教的，每每提起女儿先生都满满的自豪和父爱之情。现在看来，那时的技术还是初级阶段，麻烦多费用高，但先生对新技术的痴迷鼓励我也不甘落后地学电脑。我和先生一起从打字机向电脑时代过渡。
黎先生很懂生活，由于家庭原因，先生会吃，也会做菜。他告诉我他的厨艺是从家的厨师那学来的。他曾多次亲自做菜请一些老教授，我也跟着蹭吃。他的鱼虾和排骨做得色香味俱全，挺讲究，还一道道“走菜”。从先生那里，我知道了鱼哪部分最好吃，排骨怎样才能炖烂等美食学问。有时帮先生买菜，先生都要嘱咐到哪个摊位买，排骨要挑哪里的好，鱼虾要怎么挑，长知识啊。时间长了，我才知道先生是这几家的老主顾，老板都说先生内行，人大方。先生每年都给我他女儿从广州寄来的广东月饼和广式腊肠，我女儿吃美了，时常提起黎爷爷的广式月饼和腊肠好吃。后来，在清华搞能源互联网创新研究的女儿每到广州出差都必给家里寄广东月饼和腊肠。先生也能喝酒，懂酒。我不喝酒。一次朋友送我一盒双瓶装酒，我给先生拿过去。不久先生就给我打电话质问我为什么有一瓶酒是空瓶？原来他请于可先生吃饭，打开我拿去的酒，发现一瓶没有酒。我真尴尬。黎先生怕是假酒，另一瓶也没喝。于可先生每每拿此事和我找个乐
先生着装肃朴。蓝中山装，制服裤，黑皮鞋是先生的正装，上课的标配，穿了多少年。先生冬天穿的一件棉衣，已经褪色，他和我曾商量想买件新的，我建议换件时尚点的羽绒服，又轻又暖和，颜色也不要蓝或灰这类“革命年代”流行色。先生犹豫，明确反对太“扎眼”的样式和颜色。我在回市里家中的路上转了不少服装店，看了不少，和先生汇报，都一一被否定，最后也没买成。我多次见过先生在家带着眼镜穿针引线补衣服缝扣子。先生和我父亲是一代人，年龄差不多，我父亲是“干部”，先生是“学者”，他们的身份和经历令他们的着装刻板，不敢“出圈”。他们的中山装扣子一定要系到领口并挂上领钩。我很理解。我就不同，穿中山装很少系领口的扣子。下乡和出国与“文革”和“开放”的“强反差”经历使我性格“叛逆”，酷爱自由，不喜欢呆板的中山装和西服领带，爱穿运动休闲装，穿着随便，不太像个“老师”。这种“代沟”当是时代和环境待然使成。
黎先生“气场”十足，大师风范，魅力超人，透着“才气”和“帅气”。先生说话慢声细语，在讲台上潇洒自如，双目炯炯有神。上先生的课实在是一种超级享受。先生走起路来风度翩翩，冬天围一条围巾，特像老派的“教书先生”，成南开一道风景。先生夹着讲义和那本旧《英汉大词典》在从北村家到主楼的大中路上姗姗而行的样子深深刻在我的脑海中！我现在非常后悔没好意思给先生照张夹着字典和讲义作业走在大中路上照片。
有一段时间，先生脚肿，穿不上皮鞋，只能穿布鞋，走路不方便，但先生坚持去上课，我扶着先生走在大中路上，心里酸酸的。这段路我走也就几分钟，晚年的先生有时却要走半个多小时。现在，我一走大中路就情不自禁想起和先生在一起的往事。他上课都要提前出发，怕迟到。先生一生“怕”的事很多，怕改不完作业，怕别人的问题解决不了，怕他帮不上忙，怕耽误了别人的事，怕给别人添麻烦，····。一次先生气喘吁吁地爬上我住的五楼找我，我以为是什么急事，原来就是想和我说讲义选材的打字顺序改一下，怕晚了我打好了，来不及改，足见先生对“细节”的认真。先生满脑子都是课，想方设法更新内容，一丝不苟，怕上不好课，对不起学生。
敬爱的黎先生61年教学不止，没有因病缺过一节课！先生经常让我买些抗生素药，不舒服就吃点（先锋四号、先锋六号等，我估计先生长期吃这些药产生抗体，手术后感染无有效消炎药可用）。先生生病忍着，看病只在假期。先生幽默，说病也在寒暑假找他。他离世也在暑假中，或许是天意成全。先生对身体健康也并非不在乎，窗台上放一副小哑铃，也经常散步锻炼。但先生熬夜的习惯不好。无奈工作太多，先生又太认真，说夜里安静，头脑清醒，常常工作到凌晨。采访录音时，先生凌晨还头脑清晰，我却真有点熬不住了。晚年先生生病与工作太多，饮食不规律，睡眠太少有关。过劳疲惫，学者无奈，呜呼哀哉。
忆师恩 泪面蒙
一生忙 唯听用
与人善 苦不辞
隐忍默 翩风度
才过人 低调言
无心柳 壮茂繁
怀绝技 不屑争
杂家名 助人成
出世心 宽容情
名利淡 心态平
工作勤 学问精
凡人伟 待然性
身教严 道无形
学生愚 卅载情
不负望 闯世界
全球史 无中心
整体论 辟蹊径
一家言 立国际
黎先生的一生，与多变的时代待然契合，历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动荡，解放后历次运动和“文革”对高等教育的冲击以及改革开放后拨乱反正等种种变革，大势如斯，身不由己，无可奈何，听用插柳，教书育人，燃烧自己，照亮学生，堪称楷模。
先生影响了我的一生。我的一生亦具有待然性。我没有能搞我从小喜欢的自然科学，学理工科，待然被“知青”，待然“被”学历史，并待然遇上了黎先生这位人生导师。惭愧的是我不够“听用”，虽然也“听用”埋头拉车，多次获校级优秀教师奖，《世界近代史》和《专业英语》获校级优秀课程奖，并获得天津市高等学校“教学楷模”称号，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南开大学滨海学院外语系、美国路易斯维尔大学政治系等开新课35门，但也抬头看路，不甘心“听用”一生，想走自己的路，走向世界，敢说不，不全“听用”，有所不为，有所为。我肯定，这正是黎先生对我的期盼。先生培养了我学术上的较真和“反骨”，引导我中西兼通，整合全球史，训练我的创新能力，鼓励我特立独行，论剑国际。成一家之言。黎先生的育人之道在于不仅身教传德和打好基础，而且指出了一条崭新的学术道路。先生一生彰显了南开校训的“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和清华大学老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独立精神，自由思想”！
黎先生是我的人生导师，已离世多年，但我总觉得先生还在身边，看着我，时刻敦促我要好好做人，认真做学问，踏实做事，学海无涯，求索不止，不负师盼，为师争气！
2023年，历史学院把黎先生的译文编成：《译海遗墨---黎国彬译著选》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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