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书｜斋藤康一《上海’92-’93》：世俗欲望蓬勃生长|上海’92-’93|庄重|斋藤康一|日本|翻译

【编者按】

《上海’92-’93，斋藤康一写真集》是日本摄影家斋藤康一（Saito Koichi）的一本照片集，主要收录了其在1992–1993年间于上海拍摄的黑白影像，呈现城市日常生活与社会风貌。1992年4月，斋藤康一乘机抵达上海，随后下榻于市中心的锦江饭店，此行已是他第三十次造访中国了。

本文作者李老八从斋藤康一于20世纪60年代首次前来中国开始，解读了摄影家于上世纪90年代初那次造访所拍下的照片，它在更大的历史中自我确认了坐标，那时的上海，暖流默默蔓延。

图书封面

一、 1965 vs 1992 中日的加速度互换

时间回到1965年，中日尚未恢复邦交，两国关系如同海面下的冰山，寒冷而危险，中国向日本发出了一个大胆的邀请：邀请500名日本青年访问中国，参加“第一届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

然而，阻力随即而来。当时的佐藤荣作政府宣称“青年去共产主义国家对日本不利”，直接下令拒绝签发护照。这一禁令激怒了渴望看世界的日本年轻一代，成千上万的日本青年走上街头，爆发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佐藤政府最终让步。30岁的斋藤康一正准备前往阿尔及利亚，参加左派青年的联欢节，由于当地突发政变，随即决定改道前往中国，为了取得签证，斋藤甚至做出了“在外务省和法务省前静坐示威等不常规的事情”。而后的二十年间，斋藤多次回访中国，伴随着中日两国在1972年的正式建交，斋藤的中国之旅愈加便利，也留下了珍贵的民间影像，它们定格的不仅是中式日常的变化，更是中日两个国家的剧烈位移轨迹。

相比1965年的“大联欢”，1992年斋藤面对上海的心情也许复杂而沉重，作为来自泡沫破灭的国家的观察者，斋藤看着上海正在经历日本曾有过的繁华，他的镜头不再温和体贴，更像一种“冷观察”，包含着悲悯、复杂的情感，不只是对1965年中国的怀旧，也是对日本过去奋斗年代的怀念。

1991年的日本泡沫破裂，股市雪崩、楼市跳水，虽然靠着惯性，GDP还维持着世界第二的体面，但信用与预期已经崩塌，开始了长期低增长与通缩的年代，也就是“失去的三十年”。1990年的中国，刚刚进入发展的加速期，而上海浦东成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风口。

1965年，日本正处于“经济奇迹”的快速成长期，自信满满的青年们冲破阻力来到中国；那时的中国，精神昂扬但物质匮乏。1992年，日本站在了繁荣的顶峰与深渊的边缘，空气中弥漫着泡沫破灭后的迷茫；而上海尽管呈现出一种粗粝感，却涌动着一股不可遏制的加速度。

被邀请参加婚礼的话，份子钱大约是100元。斋藤康一作品

二、上海的“进行时”与“未来时”

回到这本《上海 ’92-’93》，原先摄影师只想拍摄生在上海、长在上海的本地人的生活状态，“也许是因为生活形态单纯，无论是看家庭状况还是职场都容易千篇一律，进展并不顺利”，摄影师并不愿意人为制造出一种不存在的差异感，索性转而记录上海的混沌感。

画册的选片以中景加平视角的街拍为主，重点刻画人物表情与形体姿态，而生活物件、朴素的室内装修、拥挤的城市背景等，不再作为纯几何构图的元素，而是成为了“事件”（Event）的补充说明——它们暗示着当时的生活方式与社会运作逻辑。在这些亲切的微观视角之外，斋藤还点缀了个别城市远景，拔地而起的脚手架、正在建设中的大型市政项目，在黑白之中显得巨大而宏伟，相对宏观地勾勒出一种稳步前进的“进行时”与充满希望的“未来时”。

相比1965年的中国，上海慢慢解冻，暖流默默蔓延：

不再紧绷的精神面貌

除了城市空间的现代化变迁与衣食住行的物质丰盈，更深刻的变化在于人们的精神面貌。那曾经笼罩在脸上的迷茫与警惕逐渐褪去，取而代之的是面对镜头的自然微笑——嘴角从容上扬，眼神温和笃定。商店营业员也不再是一副嫌麻烦的冷脸，态度变得和蔼许多。当摄影师举起相机夸赞“真帅啊”时，街头市民甚至能从容地回应：“这只不过是便装哦。”

“请给我看看那个商品”。斋藤康一作品

“这只是便装哦”。斋藤康一作品

从组织生活走向了个人生活

在社会组织形态上，集体化的生活方式正逐渐让位于个体生活。集体主义的人墙开始散开，人们不再像沙丁鱼般拥簇，而是化作三三两两，自行活动。与此同时，精神生活愈发丰富且私人化：私营发廊取代了千篇一律的国营美发厅，而欣赏爵士乐或学习芭蕾舞，也能成为一种个人审美趣味。

为了争夺时髦的上海人，竞争非常激烈，甚至出现了聘请外国理发师的店。斋藤康一作品

上海市乐团团长、著名指挥家曹鹏先生。斋藤康一作品

上海芭蕾舞团曾两次获得国际芭蕾舞金奖，其中最被寄予厚望的18岁舞者谭元元。后续担任过美国旧金山芭蕾舞团首席舞蹈员。斋藤康一作品

欲望重新显现

被压抑的世俗欲望蓬勃生长， 1965年中国人内心的“纯洁”曾让斋藤怀疑“是否到了没有个人欲望的程度”，他暗自担忧“这种状态能持续多久”。而如今，这一疑问已有了答案：情侣们在公园里大方地亲昵；迪斯科舞厅的外面，小贩在隐隐约约的港台音乐声中兜售香烟和口香糖；证券交易所里，人们看似为股票疯狂，实则可能只是在享受使用新手机的快乐；贵金属与饰品店里总是人头攒动；就连新婚夫妇的婚车，也一定要挂上“8888”这种寓意兴旺的车牌。人的本能欲望，终于在黑白光影中毫无保留地释放了出来。

“喂，帮我掏掏耳朵嘛”“好嘞，好嘞”。“哎呀，那个大叔在拍照呢”“没事，没事”。斋藤康一作品

人们蜂拥至证券交易所，觉得炒股是赚钱的捷径。斋藤康一作品

“迪斯科舞厅人真多啊”，对方回答“不，作为周六来说算空的了”。斋藤康一作品

新郎新娘给客人敬酒和点烟，仿佛成了一种游戏。斋藤康一作品

三、错位、陌生化、纪念碑

画册摒弃了便于携带的袖珍开本与彩色胶卷，转而采用接近A4大小的黑白单幅排版。形式上的庄重与内容上的日常，产生了两种错位（Dislocation）：

视觉的错位：喧嚣与沉默。

上海充满了上世纪90年代特有的高饱和度：花花绿绿的横幅、闪耀的霓虹灯、热情洋溢的廉价服装。彩色照片很容易会让画面流于“猎奇”，或使人联想到随手一拍的旅游照。斋藤并没有试图还原客观现实，而是做了抽象化的黑白过滤，用全黑白的影调，屏蔽了时代的活泼与新鲜，掩盖了上海那种泥沙俱下甚至带有廉价塑料质感的真实。

观看尺度的错位：内容的碎片与载体的宏大。

摄影师选取的是极为琐碎的瞬间，通常这些画面被视为“快照”，适合更轻松的呈现方式。当一张家庭相册式的照片占据整页时，微不足道的日常瞬间被强行增加了重量——试图告诉观众：请注视这个普通人，他本身就是历史。作为已经完成现代化的日本人，斋藤像是一个站在终点的人，带着抢救性的视角，默默注视着另一个新的起点，起跑线的人们摩拳擦掌。

摄影书内页。图片由李老八提供

两种错位本质上是一种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阻断了视觉的惯性，让读者停下来，处理原先视而不见的“灯下黑”，在这些停顿之中重新建立审美的距离。因为距离的产生，日常变成了一种可供审视的庄重客体，成为“纪念碑”一样的存在。观众不能根据经验，对当下迅速做出评判，而是开始欣赏本身。

同时值得我们警惕的是，错位是一把双刃剑，可能导向矫饰：原本轻松、无意义的瞬间，可能被观众过度解读为某种深沉的社会隐喻，形式感压倒了内容本身。错位成功地让日常琐事拥有了史诗般的重量，让后人不敢轻视那个年代的某个微小瞬间，但同时也过滤了时代的复杂与鲜活，将真实、多元的市井生活固化成一种被供奉的“审美趣味”，悬置在真空之中，直至简化成单一的集体记忆叙事，远离当下。

1992年的上海半梦半醒，微妙又迷人。旧的秩序正在松动，新的个人欲望蠢蠢欲动。如果说斋藤康一的黑白照片拍出了上海的“里子”，那么叶倩文那首响彻大街小巷的《潇洒走一回》，则唱的是大时代的“面子”。

看着公园跳舞的人们，我脑海里自动播放起了那句“天地悠悠，过客匆匆，潮起又潮落”。在那个黑白胶卷记录下的年份里，上海人真的准备好了，跳进滚滚红尘，潇洒走一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