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五”开局之年，新一年开局时刻，解放日报理论团队记者与部分中青年学者逐一对谈、共话“开局”，力求洞察时代方位、深悟“关键时期”、凝聚思想共识，迈向新的征程。与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林青深入交流中，他从自己熟悉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底层逻辑出发，尝试在世界历史的视野中提供一个可知性框架，以深度理解把握：
——为何说未来五年是“关键时期”？
——为何要确保取得“决定性进展”？
——为何坚定强调以“历史主动精神”克难关、战风险、迎挑战？
和历史一起主动进击，是洞察时代方位之后的时不我待，是深悟开局使命之后的策马扬鞭。
改革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林教授好，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您关注哪些方面？
林青：我主要关注两个维度，宏观层面和具体层面。
宏观层面上，《建议》首先体现出“确定性”。中国是第二大经济体，它对全球经济发展的作用还在不断提升。当前全球经济发展不稳定，中国“五年规划”的机制，意味着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道路、办好自己的事情，以“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来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因素；同时也意味着为全球经济注入稳定剂。
第二是“自主性”。“十四五”期间，我们看到了经济结构上的一些短板。针对这些，《建议》锚定了很多重点领域、重点方向去集中突破，增强自主性来有效应对和化解各种“卡脖子”问题。而且《建议》还重点提出了“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在广义的文化层面强化“自主性”。
第三是“主动性”。“十五五”规划的制定，关涉未来五年，会有很多新布局、新赛道的出现。这本身就显示了我们的历史主动性，提前谋划，才能赢得主动。此外，这也显示出我们对于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认知和预判。只有建立在科学的认知和预判的基础上，主动性才能够成为真正的主动性。
这种主动性表现在计划性，但不是指计划经济的“计划性”。从“一五”到“十五五”，一开始计划性是解决匮乏、短缺的问题。但今天首先要解决的是不平衡的问题，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所带来的问题；第二是解决前瞻性的问题，“计划”是为了未来的发展。
具体层面上，我特别关注关于“改革”的议题，《建议》提到“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学者，如此关注今天历史阶段中的、现实中的改革。
林青：改革是社会主义讨论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词。改革不是一个简单、临时的应对性策略，它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来看，我们今天讨论“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没有非常详细而具体的答案，对于社会主义，他们只是给出了一些大的基本原则。这意味着，改革就变成了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法，对于理解上述问题具有方法论的特征。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我能否理解为，其实我们是依靠改革去更好认识和探索社会主义？
林青：对。以改革去探索的过程，恰恰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一个体现。你去看空想社会主义和乌托邦，出于主观愿望，他们会详细讲道路怎么修、房子怎么建，讨论未来社会的一些细节。但马克思不会这样讨论问题，因为马克思主义立足客观规律与实践发展，强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然就变成本本主义、教条主义。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2024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系统部署，提出的300多项改革任务，到2029年要全面完成。这一时间节点，正与“十五五”时期，高度重合。这也是理解未来五年是“关键时期”的一个视角。
林青：到了今天，我们实实在在搞社会主义建设，必须通过改革往前推进。就我的学科角度来说，“具体怎么改革”不是我关注的重点，我要关注的是“改革”本身。我们谈改革是基于社会主义建设过程面对的问题。在社会主义原则下，解决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的困难和问题，就意味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往前推进了一步。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面推进，还会碰到不同层次的议题和问题，改革的逻辑还将得到进一步的彰显。
在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意义上追求现代化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公报和“十五五”规划《建议》里都提到“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从马克思主义理论来看，这个“决定性进展”意味着什么？大众要如何去正确认识和理解这一论断？
林青：你提出的问题是一个很“马克思主义”的问题。“社会主义现代化”命题在马克思那里是不存在的。按照马克思的理解，社会主义是一个超越了西方现代化意义上的社会形态。这也是惯常所说的，马克思哲学是一种“现代性”批判的哲学。
中国是在落后地区和国家的条件下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我们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而最终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制度。
因为还没有那么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当时，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跟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存在极大的矛盾。我认为，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到改革开放，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要在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意义上追求现代化，这就是今天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焦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建议》讲要“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讲“高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将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崭新局面。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这也是为何如此强调“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来“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林青：先进的社会制度，需要先进的生产力与之充分匹配。从生产力与先进的社会制度匹配来看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能更加充分深入地理解它在理论与实践上的重要价值与重要意义。
在我的学科视域里，“社会主义现代化”不仅仅涉及经济现代化，也不只是文化现代化，它讨论的是社会形态意义上的现代化。只有这样，我们才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于今天的场景，我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的再度场景化。我们讲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不是喊口号，这里面有一套内在的逻辑。讲清楚社会主义现代化走在什么样的阶段上，就能更加理解为什么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涵，就能和人类历史发展、社会历史形态更加关联起来。
理解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可知性框架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您正在部分解答我的下一个问题。我们现在谈“中国式现代化”，会更强调放在全球现代性和世界历史视野下去谈，您刚刚提到了历史纵深视角，意义是什么？
林青：我是这样理解的，不管是全球现代性还是全球历史，都是同一个进程的不同维度。我觉得今天要去讲清楚中国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重要的是在于提供一个可知性框架。在世界历史中讨论，能够搭建和提供这个大的认知框架，从而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原初语境、基本特征和具体内容。
这里的世界历史视角有三个维度。第一个维度是马克思所处的世界历史时期。资产阶级的工业革命创造了充裕的商品，商品的交换和商品市场的寻找，促进了世界市场形成。在这个过程中，人类历史从民族史、国别史走向了世界史。资产阶级的成就就是西方现代化。
在原初语境中，就很容易理解中国式现代化为什么不是西方现代化。因为在这场资产阶级世界历史运动中，中国逐步沦为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洋务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都没有最终成功。毛泽东通过阶级分析，发现这一时期中国的资产阶级太软弱，这包括本身发展的软弱以及帝国主义的控制。所以毛泽东讲中国走西方现代化道路是行不通的。
第二个维度是毛泽东对世界历史的新划分。毛泽东提出一个说法，即“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第一次胜利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十月革命成功后，世界历史开始发生变化：原来是资产阶级世界历史的单线逻辑，现在有了新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历史逻辑。他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不是要建立资产阶级专政国家，而是要走向社会主义。此判断直接意味着，在新的世界历史阶段，中国可以主动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而中国式现代化本质上是社会主义现代化，这种属性因此得到说明。这个结果并不是由纯粹个人意愿和主观判断决定的，而是有着一个世界历史的内在演变逻辑。
第三个维度就是改革开放。我们的社会主义早期建设在某种程度上是相对“关起门”来的建设，囿于当时复杂而严峻的国内外形势。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逐步更加广泛深度融入世界发展进程，和更多其他国家频繁互动和双向影响。我们主动引进全世界范围的先进技术和理念，专注于发展自身生产力和物质文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今天的中国式现代化要向世界提供一个新的文明样本，展示出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历史意义。
这三个维度都是世界历史的范畴，但不同的阶段对于世界历史的认知、对于世界历史参与和改变的程度，都很不同。在全球和世界历史的认知框架里，你就更能理解中国现代化如何而来，向何处去。这同时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与世界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理性过程。中国现代化的诸多成就，也得益于世界和中国理性交往。
“更加强烈的历史主动精神”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我觉得您刚刚提到的三个维度蕴含“历史主动精神”的意味。这次“十五五”规划《建议》中，有一句话很醒目——全党要“以历史主动精神克难关、战风险、迎挑战”。
林青：在毛泽东对世界历史作出新划分时，中国探索现代化的事业已经开始走向历史的主动，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我们从单一的世界历史逻辑摆脱出来，意味着已经走在历史主动的道路上。这一步很重要，若中国无法独立自主地寻求自己的现代化模式，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现代化和民族复兴。
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体现出以历史主动精神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这一时期改革的前提是中国处于贫穷落后状态。打开国门是主动的，这里的主动与我们的贫穷落后相关。
经过将近50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成就面前，不少人认为我们的发展已经很好了，不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加上西方对中国围追堵截，都在考验我们的历史主动精神。而我们看到，中国仍然在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如果说以前是“穷则思变”，现在则是要在富裕条件下进一步“求变”、跳出已有的舒适圈，要从已经取得的巨大成就中再度解放出来，从已有的顽固的社会规定性中再度解放出来，我觉得，这个其实就体现着强烈的“历史主动精神”。在将近50年的改革开放的发展历程中，我们其实也形成了很多思维定势和利益深水区，不能躺在历史的功劳簿上让思想变懈怠。新征程上，要秉持更加强烈的历史主动精神，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才有可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才能更好往前推进。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历史主动精神中的“历史”这个词，您怎么理解？
林青：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才能体现出现在的主动在未来的价值和必要性。它是一个历史的框架，不是一个当下状态。过10年、20年乃至50年以后，你再回过头看，就能更深刻体会现在强调“历史主动精神”是多么必要和重要。就像我们现在看邓小平当年作出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更能深刻体会“历史主动精神”的价值。
当下中国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其实越发展，可能面临更多的问题，因为我们开始进入到一个缺乏前例可循、深入自主探索的新阶段。既要在现有发展水平上满足大众的高期待值，又要在多元利益中凝聚共识，中国共产党要进一步展现出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才能带领中国人民向前进，才能体现出自身的先进性。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党的二十大闭幕后，习近平总书记在同中外记者见面时的讲话中，强调“新征程上，我们要始终保持昂扬奋进的精神状态”，指出面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事业，要“以更加强烈的历史主动精神”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断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种“更加强烈的历史主动精神”，感觉这些年一直在各个方面得到体现和落实，在许多具体的领域一步步实践和推进。
林青：也在面向未来、不断发展。比如在文化领域，我注意到这次《建议》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植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顺应信息技术发展潮流”。我觉得这句论述相比之前，好像又更进了一层、有其新意，里面是三个要素：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信息技术场景。我觉得是突出强调了信息技术时代条件。
现在我们一直强调“两个结合”，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通过这种方式来发展社会主义。而此次《建议》里的论述非常强调“场景”——信息社会的场景和语境。
如果讲“第二个结合”，只是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某些内容，认为两者彼此契合并结合起来，我觉得还是停留在观念和文本当中的“结合”。只强调两者的结合，不强调结合的场景，这个结合依旧偏于抽象，没有具体落实到当下社会语境，与现实生产生活产生更深入的关系。现在将“信息社会”与这两者放在一起，有了新的意义，这种结合是更加现代的，也是更加具体的。我们讲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关键在于现代化。现代化，一方面借助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要借助信息技术时代的场景来回应。
中国式现代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如果没有自身的文化因素，这种复兴不具有民族性；如果不是在马克思主义和信息技术场景中来复兴，也就不会是现代化的。《建议》不仅提出文化很重要，更通过强调这三个要素，来规定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要求，一方面强调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另一方面强调文化的现代性，这是重要的内涵。
原标题：《与部分中青年学者话“开局”① |和历史一起主动进击》
栏目主编：王珍
来源：作者：解放日报 朱玲珑 郭泉真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