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一年秋天的上海，闸北一带的空气比黄浦江的雾还浓。
这天下午，杜月笙刚从法租界的公馆出来，准备去商会开会，没走多远就被几个蒙面人堵进了黑轿车。
开车的是河北来的戚老大，临城劫车案的旧部，在上海闸北拉了帮兄弟，专干绑票的营生。
戚老大盯着后座被捆结实的杜月笙，心里盘算着这票能捞多少。
他听过杜月笙的名号，知道这人有钱，但没想到这么能沉住气。
被绑到废弃纱厂仓库时，杜月笙咳嗽了两声，居然先开口了：“兄弟，绳子勒太紧，勒坏了我，你们找谁要钱去？”
戚老大愣了一下，这人质跟他以前绑的不一样。
他清了清嗓子，报出数字：“40万大洋，少一个子儿，撕票！”按当时行情，这数够普通富商喝一壶了。
没想到杜月笙听完笑了，不是害怕的笑，是觉得“寒碜”的笑。
“40万？”杜月笙摇摇头，身上的灰布长衫沾了点灰，他却像掸灰尘似的掸了掸，“戚老板，你在上海滩打听打听，我杜月笙的命就值40万？传出去，我以后还怎么在江湖上混？”
戚老大懵了，见过讨价还价的，没见过人质嫌赎金少的。
他摸了摸腰间的枪，恶声恶气：“你想怎么样？”杜月笙坐直了点，咳嗽好了些：“这样，90万大洋，一分不少。但我有两个条件。”
“你讲！”戚老大被勾起了兴趣。
“第一，我要喝杯好茶，南京路汪裕泰的顶级祁红，得现买的新茶。”杜月笙看着仓库漏进来的光，“第二，交钱的时候，你得陪我喝杯茶，咱们交个朋友。”
戚老大心里打鼓，这姓杜的葫芦里卖什么药？但90万大洋的诱惑摆在眼前，他咬咬牙答应了。
第二天一早，他派手下去汪裕泰茶庄，掌柜一听要顶级祁红，眼睛都亮了，亲自包了二两，用红绸子裹着，说这是刚到的徽州新茶，一两就够泡三回。
喝茶的地方选在公共租界的一家小茶馆，上午没什么人。
杜月笙穿着戚老大让人找来的干净长衫，坐在靠窗的位置，手指敲着桌面。
戚老大揣着枪，一进门就看见桌上的茶碗，热气腾腾，祁红的香气飘了满屋子。
“坐。”杜月笙指了指对面的椅子，戚老大坐下，手还在枪柄上。
杜月笙提起茶壶，先给自己倒了一杯，抿了一口，点点头：“嗯，是这个味儿，汪裕泰的茶没掺假。”
他又给戚老大倒了一杯，“尝尝，你绑我一场，总得喝杯好茶再走。”
戚老大端起茶碗，手有点抖，他这辈子跟人动刀动枪，没跟“大人物”这么喝过茶。
茶喝到一半，杜月笙从怀里掏出一张汇丰银行的本票，推过去：“90万，你点点。”
戚老大一看数字，手不抖了，眼睛直了。
“钱你拿走，”杜月笙放下茶碗，“但我得说一句，下次再想绑我，开价得翻十倍，不然我丢不起这人。”
戚老大把本票揣进怀里，突然站起来拱了拱手：“杜先生，我服了。以后在闸北，有杜先生一句话，我戚老大万死不辞！”
杜月笙笑了笑：“谈不上万死不辞，多个朋友多条路。”
他从口袋里摸出张名片，在背面写了行字，递给戚老大：“这是我电话，以后有事，或者想喝茶了，找我。”
戚老大接过名片，上面写着“茶凉再续”四个字，墨迹还没干透。
回公馆的路上，保镖问要不要报警抓戚老大。
杜月笙靠在车座上，闭着眼说：“报什么警？人家拿了钱，还认了我这个朋友，比警察管用。”
到家第一件事，他就让账房给汇丰银行打电话，确保90万本票能兑现。
没过三天，戚老大派人送来一坛好酒，说是河北老家的烧刀子。
杜月笙让下人收着，没再提这事儿。
直到三个月后，有人在香港看见戚老大，穿西装打领带，手里拿着杜月笙的名片，跟人谈生意，说是杜先生介绍的。
后来抗战爆发，杜月笙的小儿子在香港被日本人盯上，是戚老大带着几个兄弟，连夜把人送到了重庆。
杜月笙听说后，让账房给戚老大汇了笔钱，附言说：“茶钱该还了。”
换作别人被绑架，要么吓得哭爹喊娘，要么偷偷报警。
杜月笙偏不，他把赎金变成了投资，把绑匪变成了朋友，90万大洋看着多，但比起被撕票的风险，比起在江湖上丢的面子，这点钱花得值。
戚老大这种人，狠是狠，但讲义气。
杜月笙给他面子，给他钱，还请他喝茶，等于把他从“敌人”变成了“自己人”。
以后在闸北，谁敢动杜月笙的人？戚老大第一个不答应，这就是杜月笙的聪明，他玩的不是钞票，是人情。
老上海的老人常说，杜月笙的茶碗比枪还厉害，枪能打死人，但茶能收买人心。
一杯祁红，喝掉的是90万大洋，喝来的是十年安稳。
杜月笙能在上海滩立足，靠的不是狠，是懂人，他知道戚老大要的是钱，更是尊重。
90万是钱，喝茶是尊重，两者加起来，就成了别人拿不走的江湖地位。
这大概就是“上海三大亨”里，只有他能善终的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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