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我妈周慧兰这辈子，最信不过我那个早早发家、却跟我们家不怎么来往的大伯许建军。
我出国前那顿尴尬的饯行宴上，大伯在门口塞给我一张银行卡，沉声说里面有二十万。
回到家，我妈看到那张卡，就像被踩了尾巴的猫，浑身的毛都炸了起来。
“二十万？他许建军能有这么好心？”她一把夺过卡，翻来覆去地看，仿佛那不是一张卡，而是一颗定时炸弹，“安安，你听妈说，这钱我们不能要！他这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
第二天，她就跟上了发条似的，一大早就把我从床上薅起来，非要拉着我去银行查个究竟。
“我今天就要看看，他到底安的什么心！”她一边拽着我往外走，一边发着狠，“要是里面真有二十万，我周慧兰当着你的面，把这张卡吃了！要是里面一分钱没有，看我回头怎么去撕烂他那张虚伪的脸！”
那顿饯行宴，吃得我如坐针毡。
地点就在我们家楼下那家叫“和顺居”的小饭馆，我爸妈提前三天就订好了包间。说是包间，其实也就是用一个木板隔出来的小空间，隔壁桌划拳的声音，听得一清二楚。
可即便这样，对我家来说，也算是奢侈了。
我叫许安，那年夏天，我刚收到国外一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这本是天大的喜事，却也给我们这个本就不富裕的家庭，带来了沉重的压力。
国外的学费和生活费，像一座大山，压得我爸妈喘不过气来。
这顿饭，名义上是为我饯行，实际上，更像是一场家庭内部的“募捐动员会”。来的都是些沾亲带故的叔伯姨婶。
饭桌上，我妈周慧兰是绝对的主角。她端着酒杯，满面红光，挨个敬酒，嘴里说着我从小到大的光荣事迹，从我三岁会背唐诗，到我高中拿了奥赛奖。
我坐在旁边，尴尬得脚趾都快能抠出一座三室一厅。
我知道，我妈说的每一个字，都是在为接下来可能的“借钱”做铺垫。
我爸许建民，则完全是另一个状态。他闷着头，一杯接一杯地喝着廉价的白酒，脸喝得通红，话却没几句。偶尔被亲戚问到，也只是“嗯啊”地应着，眼神始终有些躲闪。
我知道他心里不好受。儿子有出息，他这个当爹的，却连学费都凑不齐，这比什么都让他觉得丢人。
就在这片热闹又尴尬的气氛中，包间的门被推开了。
我大伯许建军，和他老婆，也就是我大伯母张翠芬，走了进来。
整个包间的空气，在那一瞬间，似乎凝固了。
所有人的说笑声都停了下来，目光齐刷刷地看向门口。
我大伯个子不高，但身板很硬朗。他穿着一件半旧的夹克，头发梳得一丝不苟。他话不多，脸上也没什么表情，但眼神里总透着一股让人看不透的深沉。
我大伯母则完全相反。她烫着时髦的卷发，穿着一件看起来就很贵的连衣裙，手腕上戴着一个金光闪闪的手镯。她一进来，就热情地跟所有人打着招呼，仿佛这里是她家的主场。
“哎呀，我们来晚了，来晚了！建军公司里有点事，脱不开身。”大伯母笑着解释。
我妈脸上的笑容，僵了一下，但很快又恢复了正常。她站起身，不咸不淡地说：“大哥大嫂能来，就是给安安面子了。快坐，快坐。”
那语气，客气里透着疏离。
大伯一家在我们家，一直是个很特殊的存在。
他们很有钱。早在九十年代初，大伯就辞了铁饭碗，下海做生意，成了我们这个三线小城里，第一批发家的人。
可我们两家的关系，却很冷淡。
冷淡到，逢年过节，都只是打个电话问候一声，很少走动。
我知道，这都是因为我爸。
当年，就是因为我大伯，我爸才从一个前途光明的国企工人，变成了一个只能在小工厂打零工的下岗职工。
这件事，像一根刺，扎在我妈心里，一扎就是二十年。
所以，当大伯和大伯母坐下后，饭桌上的气氛，就变得更加微妙了。
大伯母依旧在跟亲戚们炫耀着她新买的包，新做的头发。
我妈则时不时地，用话敲打她几句，绵里藏针。
“嫂子这镯子真亮，得好几万吧？我们家安安这出国的学费，都还差一大截呢。人比人，真是气死人哦。”
大伯母的脸色，有点难看，但也没法发作。
我爸依旧在喝酒，只是喝得更凶了。
只有我大伯，他从头到尾，都没怎么说话。他只是默默地，给我夹了几次菜，然后，用一种我看不懂的眼神，看着我。
那眼神里，有欣慰，有愧疚，还有一些，我当时完全读不懂的，更复杂的东西。
那顿饭，最终在一种尴尬到极致的气氛中，不欢而散。
亲戚们陆陆续续地走了。临走前，大多会塞给我一个小红包，有的一百，有的二百。我知道，这已经是他们能拿出的，最大的心意了。
我爸喝多了，被我妈搀扶着，走在前面。
我跟在后面，心里沉甸甸的。
“安安。”
一个低沉的声音，在身后响起。
我回头，看见大伯正站在饭店门口的阴影里。大伯母已经坐上他们那辆黑色的奥迪车，在不耐烦地按着喇叭。
“大伯。”我停下脚步。
大伯走到我面前，从怀里，掏出了一个鼓鼓囊囊的牛皮纸信封，塞到了我手里。
“大伯没啥文化，也说不出什么大道理。”他的声音，有些沙哑，带着一丝疲惫，“你一个人在外面，不比在家里。别省着，该吃的吃，该穿的穿，别让人看扁了。”
我捏了捏那个信封，感觉里面硬硬的，像是一张卡。
“大伯，这……我不能要。”我赶紧想推回去。
“拿着！”大伯的手，像一把铁钳，按住了我的手，“这是大伯的一点心意。你要是还认我这个大伯，就拿着。”
他的语气，不容置疑。
“里面有二十万。密码，是你的生日。”
说完，他深深地看了我一眼，然后拍了拍我的肩膀，转身，快步走向了那辆奥迪车。
车门打开，又关上。黑色的轿车，很快就汇入了城市的车流，消失不见。
我站在原地，手里捏着那个信封，感觉它有千斤重。
二十万。
对我家来说，这是一个天文数字。
是我爸在那个小工厂里，不吃不喝干二十年，都挣不来的数字。
我拿着信封，追上我爸妈。
“安安，你磨蹭什么呢？”我妈回头，不耐烦地问。
当她看到我手里的那个信封时，她的眼睛，一下子就眯了起来。
“这是什么？”
“是……是大伯给的。”我小声说。
“他给的？”我妈一把夺过那个信封，打开，看到里面那张崭新的银行卡，她的脸色，瞬间就变了。
“他给你这个干什么？里面有多少钱？”
“大伯说……有二十万。”
“二十万？”
我妈的声音，一下子拔高了八度，尖利得刺耳。
正在前面踉跄走路的、已经喝得半醉的父亲，也停下了脚步，回过头来，一脸茫然地看着我们。
“周慧兰，你大半夜的，嚷嚷什么？”
“嚷嚷什么？许建民，你看看你这个好大哥！”我妈举着那张银行卡，冲到我爸面前，像是举着一个罪证，“他给了安安二十万！二十万啊！他安的什么心？”
我爸看到那张卡，也愣住了。他酒醒了大半。
“他……他真给了二十万？”
“你以为呢！”我妈冷笑一声，“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他许建军能有这么好心？当年我们家都快揭不开锅了，安安连喝奶粉的钱都没有，我抱着孩子去求他，他给了我们什么？他就给了我二百块钱！像打发叫花子一样！”
这是我们家，一个尘封了多年的伤疤。
我妈又把它，血淋淋地，揭开了。
我爸的脸，一下子涨成了猪肝色。他想说什么，但嘴唇哆嗦了半天，一个字都没说出来。
“他现在倒好，随手就拿出二十万！”我妈的眼圈红了，声音里带了哭腔，“他这是在干什么？他是在羞辱我们！他是在用钱，堵我们家的嘴！想让我们忘了他当年是怎么对我们的吗？”
“周慧兰！你够了！”我爸终于忍不住，吼了一声，“大哥他……他也许没那个意思。安安出国，是大事，他这个做大伯的，表示一下心意，也是应该的。”
“心意？有这么表示心意的吗？”我妈不依不饶，“我告诉你，许建民，这张卡，要么就是一张空卡，他许建军就是为了在亲戚面前充胖子，装大方！要么，就是这里面的钱，来路不正！他想把我们安安拖下水！”
“你……你不可理喻！”我爸气得浑身发抖。
“我不可理喻？我告诉你，这件事，没完！”我妈指着那张卡，斩钉截铁地说，“明天，我就拉着安安去银行！我倒要亲眼看看，他许建军，到底在我们面前，演的哪一出戏！”
那晚的争吵，最终以我爸摔门而出，去了楼下小卖部买酒而告终。
我妈则坐在沙发上，抱着那张银行卡，哭了一夜。
我夹在中间，左右为难。
我知道我妈心里的苦。
当年，我爸是国企的正式工，工作体面，收入稳定。我大伯则不务正业，天天琢磨着怎么“下海”发财。
后来，大伯做生意亏了本，不知道怎么操作的，让我爸替他背了锅。我爸因此被单位开除，我们家的生活，从此一落千丈。
我爸从一个受人尊敬的“许师傅”，变成了一个只能在小工厂里打零工的“许师傅”。
我妈也从一个衣食无忧的家庭主妇，变成了一个必须为了几毛钱，跟菜市场小贩争得面红耳赤的女人。
这些年，她心里积了太多的怨和恨。
而这些怨和恨，都指向了一个人——我大伯，许建军。
所以，当这张装着“二十万”的银行卡，突如其来地出现时，它点燃的，不是希望，而是我妈心里，积压了二十年的，那座休眠火山。
我知道，我妈不是不想要这笔钱。
我们家太需要这笔钱了。
她只是，无法接受，这笔钱，是来自那个她恨了半辈子的男人。
她更无法相信，那个男人，会如此“慷慨”。
在她看来，这背后，一定藏着一个巨大的阴谋，或者一个更伤人的羞辱。
她要去银行，不是为了验证那二十万。
她是要去验证她二十年来的恨，到底是不是对的。
第二天一大早，天还没亮，我妈就把我从床上薅了起来。
她的眼睛又红又肿，显然是一夜没睡。但她的精神，却异常亢奋，像一个即将走上战场的士兵。
“快！起来！穿衣服！跟妈去银行！”
我睡眼惺忪，想说等银行开门再去。
“等什么等！”她不由分说，把我推进了卫生间，“早点去排队！今天必须把这事弄清楚！”
我爸从他的小房间里走了出来，胡子拉碴，满身酒气。
“周慧兰，你非要闹成这样吗？”他有气无力地说。
“我闹？”我妈冷笑，“许建民，你就是个窝囊废！你哥都骑到你脖子上拉屎了，你还替他说话！今天这事，你别管！我就是要去看看，他到底安的什么心！”
我爸看着我妈那副样子，知道再说什么都没用，只能长叹一口气，又缩回了自己的房间。
我被我妈，几乎是“押”着，出了门。
八月的清晨，天已经很热了。可我妈拽着我的手，却冰凉。
一路上，她嘴里都在不停地念叨。
“安安，你听妈说，一会儿到了银行，要是那卡里真有二十万，你也不能要。这钱，我们拿着烫手。”
“要是那卡里一分钱没有，你也别难过。就当是看清了你大伯是个什么样的人。省得你以后，还傻乎乎地把他当亲人。”
“妈就是咽不下这口气！他凭什么啊？他凭什么这么作践我们？”
我听着她的念叨，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我感觉，我不是去银行查一笔钱。
我是被我妈，带去审判我的亲情。
我们到银行的时候，银行还没开门。门口已经有几个大爷大妈在排队了。
我妈拉着我，站在了队伍的最前面。
她那副如临大敌的样子，引来了旁边人的侧目。
“大妹子，你这么早来，办什么业务啊？这么急？”一个大妈好奇地问。
我妈看了她一眼，没好气地说：“查账！”
九点钟，银行的卷帘门，“哗啦啦”地升了起来。
我妈第一个，冲了进去，取了个号。
“A01”。
她捏着那张小纸条，像捏着一张决定命运的判决书。
等待的时间，格外漫长。
我妈坐在等候区的塑料椅子上，坐立不安。她一会儿站起来，看看叫号的屏幕，一会儿又坐下，不停地搓着手。
她的嘴唇，因为紧张，有些发白。
我看着她，心里很不是滋味。
我知道，无论今天的结果是什么，对她来说，都是一种伤害。
如果卡里没钱，那会证实她二十年来的怨恨，让这道家庭的伤疤，烂得更深。
如果卡里有钱，那会颠覆她所有的认知，让她陷入更深的自我怀疑和痛苦之中。
我甚至有点希望，那卡里，不多不少，就是二十万。
这样，或许，还能让事情，有一个相对体面的收场。
“请A01号到3号窗口办理业务。”
电子叫号的声音响起。
我妈像弹簧一样，从椅子上弹了起来，拉着我，就朝3号窗口走去。
她的脚步，有些踉跄，像一个喝醉了酒的人。
3号窗口后面，坐着一个很年轻的姑娘，扎着马尾辫，脸上还带着一点没褪尽的婴儿肥。
她看到我妈那副气势汹汹的样子，明显愣了一下。
“您好，请问办什么业务？”
我妈没有回答她。她从口袋里，掏出那张银行卡，和我的身份证，一起从窗口下面的缝隙里，塞了进去。
然后，她把脸凑到玻璃上，几乎是贴着那个小小的通话孔，用一种不容置疑的语气说：
“查查！查查这张卡里，到底有多少钱！”
那架势，不像是在办业务，倒像是在审问一个犯人。
柜员姑娘被我妈这阵仗弄得有点懵，但还是接过了卡和身份证。
她看了一眼身份证上的照片，又抬头看了看我，然后开始在键盘上熟练地操作起来。
我妈则死死地盯着柜员面前的那台小小的、凸面的电脑显示屏。她的脖子伸得老长，眼睛一眨不眨，仿佛想用她的目光，把那块屏幕看穿。
我站在我妈身后，也能感觉到她身体的紧绷。我甚至能听到她因为紧张而变得粗重的呼吸声。
周围很吵，有别的窗口叫号的声音，有客户咨询的声音，还有点钞机“哗哗哗”的声音。
可在我这里，世界却异常的安静。
我所有的感官，都集中在了那个小小的窗口里。
柜员姑娘操作完毕，抬起了头。
她的脸上，带着职业性的、恰到好处的微笑。
“女士，您好。”她说，“请问您需要办理什么业务吗？比如取款，或者转账？”
“我问你里面有多少钱！”我妈等得不耐烦了，用手指，重重地敲了敲那层厚厚的防弹玻璃。
柜员姑娘似乎没料到我妈会是这个反应。她又看了一眼屏幕上的数字，然后，再看向我们时，脸上的表情，发生了一丝微妙的变化。
她把那台小小的显示屏，稍微朝着我们的方向，转了转。
她的声音，也变得比刚才，更轻，更柔和了一些。
“女士，是这样的。为了保护您的账户隐私和安全，具体余额，我们是不方便大声报出来的。要不，您自己过来看一下吧。”
我妈迫不及待地，把整个脑袋都凑到了那个玻璃窗口前，眼睛几乎要贴在了屏幕上。
我也好奇地，从我妈的肩膀旁边，伸长了脖子，朝那块屏幕望去。
屏幕是蓝色的底，上面，一串黑色的宋体数字，静静地躺在那里。
我彻底懵了，屏幕上赫然显示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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