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军长达六年零十个月的狂轰滥炸中，重庆这座坚韧的城市耸立不倒
文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张琴
80多年前，战争的硝烟将一切笼罩其中，繁华与喧嚣化为烽烟与废墟。
14年殊死抗争，山河破碎，浴火重生，三千五百万人伤亡，四亿五千万中国人民英勇不屈。
80多年后的今天，那份厚重的历史记忆依然难忘。《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在重庆寻访那些人、那些事。当年亲历抗战的老人们大多已然逝去，他们的后代散居于市井街巷，传承着家族故事与情怀，历史的印记再度鲜活起来。
历史洪流滚滚向前，凝结着永不磨灭的英雄记忆。无论身处何方，无论男女老少，无论贫穷富贵，无数中华儿女挺身而出、共赴国难，抵抗法西斯的炮火与暴行，千千万万不屈的身影挺直成为中华民族的脊梁。因为那场艰苦卓绝的战争，他们成为后来的他们；经过那场战争，这座城焕发出历久弥坚的英雄气。
飞虎队员龙启明
抗战时期，驼峰航线是中国和盟军主要的空中运输通道。中国空军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俗称“飞虎队”。生于香港的龙启明是飞虎队成员，既要护航驼峰航线运输，也要参与空中对日作战。
1941年香港沦陷，父亲将龙启明兄弟送回内地，临别之际赠言：“国仇未报心难死，忍作寻常泣别声。”龙家兄弟姐妹四人，皆曾投身抗战前线。
当时仅20岁的龙启明中断名校学业，主动报考中国航空委员会招收的留美空军学员，后加入飞虎队轰炸机机队，开始了金戈铁马的空中战斗生涯。
在与日军的殊死搏斗中，中美航空队累计损失战机563架，1579名飞行员及机组人员壮烈牺牲或失踪。龙启明是这场残酷战斗中的幸存者，幸运曾多次眷顾他：一次战机尾部被击穿十几个弹洞，一次为躲避日军追击盘旋至燃油耗尽迫降，还有一次险些坠入山谷，幸得战友从身后一把拉住……朝夕相处的战友，转眼便天人永隔，是战场上的日常。
对于龙启明而言，生死早已被置之度外，心中唯有保家卫国的信念。“到处都被日军炸得惨不忍睹、尸横遍野，到处都是残缺的房屋和街道，逃难的人哭着喊着，挤在人流里声嘶力竭。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人无法想象，所以我根本不去想生死，就想多消灭一个日军。”他曾这样对记者回忆道。
龙启明的大儿子龙文伟，已是82岁高龄的老人。他于1944年出生在战火中的桂林，出生十几天就跟着父母逃难，因军机不允许带小孩，父母把他藏在藤编箱子里，一起飞到上海。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龙启明从巫家坝赶到昆明，带着妻儿去照相馆拍了一张纪念照，这张照片至今挂在龙文伟家客厅最显眼的墙上。改革开放后，精通外语的龙启明被返聘投身出口贸易工作，重庆首批出口的5000吨钢材由他牵头经办。
在龙文伟的记忆里，父亲龙启明既有着爱国爱家、勇毅果敢的家国情怀，也有着鲜活的生活情趣——他喜欢跳舞、喝咖啡、喝洋酒，每逢圣诞还会拉起小提琴。同时，他的军人作风又格外硬朗，孩子们做错事、说错话，都得挨揍。“他最恨日本人，我曾经去日本旅游，还被他严厉斥责。”龙文伟说。
2014年，龙启明去世，享年91岁。临终前，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想念我的战友们，我要去见他们了。”
抗日老兵杨养正（左二），从重庆重返当年的老战场——上海市苏州河畔的四行仓库（资料照片） 陈飞摄 / 本刊
八百壮士杨养正
1937年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中国军队与日军展开长达3个月的淞沪会战。同年10月26日，中国军队第88师第524团第2营400余人，在团长谢晋元、营长杨瑞符的指挥下，奉命据守苏州河北岸的四行仓库，掩护主力部队撤退。
在日军的重重包围下，这支军队孤军奋战四天五夜，击毙日军二百余名。面对数十倍于己的日军，将士们为震慑日寇、壮大声威，对外宣称守军有八百之众，“八百壮士”的威名由此铭刻史册。
杨养正是“八百壮士”的一员。在那场敌众我寡、将士皆抱必死决心的战斗中，杨养正奋勇冲锋，持枪打击日军坦克时，被飞来的弹片炸伤，从此失去了左眼。
他曾对记者感慨：“怎么能撤退呢？身后就是千千万万的老百姓，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每夜从租界那边给我们送来吃的喝的啊！”
因伤被转至重庆的杨养正，结识了小他12岁的赵孝芳。二人相约“不驱日寇，绝不成婚”。日本投降次日，在鞭炮与欢呼中，他们结为伉俪，此后相濡以沫。赵孝芳常步行两公里，专程为丈夫买来他钟爱的上海话梅糖与大白兔奶糖，这份深情，直至老人辞世未曾停歇。
66岁的杨建宏是杨养正幼子。在他的记忆里，父亲始终保有军人本色：常年关注国际新闻，失明后仍每天通过收音机了解时事，治家极严、说一不二。为杜绝子女下河游泳，他曾以毛笔在子女脚踝写字为记，若字迹消失，就要受到责罚。
杨建宏去过三次上海四行仓库，被布满弹孔的残垣断壁所震撼，并在墙上找到父亲训练士兵的老照片……那些曾被父亲反复讲述的烽火往事，就此化作触手可及的具象记忆。
2005年，杨建宏陪父亲重返上海，当看到谢晋元的墓碑时，一生刚毅、从未轻易落泪的父亲，不禁潸然泪下。
2010年，杨养正溘然长逝，享年96岁。英雄虽逝，精神永存。八百壮士死守四行仓库的悲壮史诗，早已被搬上银幕。杨建宏常给六岁的孙子讲述那段烽火岁月，更带着全家老小走进影院，让英雄的故事，在血脉与光影中代代相传。
南侨机工蒋印生
抗战爆发后，中国重要港口和公路基本沦陷，滇缅公路成为当时中国和外部世界联系的唯一国际通道。这条战时“生命线”急缺大批技术娴熟的司机与机修人员。
在爱国侨领陈嘉庚的号召下，来自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等国家的3193名青年华侨，分9批回国抗日，他们被称为“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简称南侨机工）。
1939年至1942年间，他们通过滇缅公路运送军需物资50万吨、汽车15000多辆，以及不计其数的各类民用物资和人员。为守护这条补给线，一千多名南侨机工壮烈牺牲，平均每公里滇缅公路就长眠着一位英雄。
出生于印度医学华侨家庭的蒋印生，本过着富裕优渥的生活，家里有小轿车，9岁就学会了开车。看到招募回国抗战的公告，13岁的他瞒着家人，和三个同学一起报名上船，父亲追到码头，他躲在船舱。没承想，这一别竟是永诀。
一千多公里的滇缅公路为应急抢修的简易公路，沿途翻越三千多米的横断山脉、高黎贡山，横穿怒江、澜沧江等激流险滩，两侧非悬崖即峭壁。南侨机工带着跳板，遇断路即铺架，让车辆凌空通行。当地瘴气蚊虫肆虐，疟疾等疫病高发，环境艰险异常。
危险远不止这些，日军战机时时狂轰滥炸。蒋印生曾说：“那是与死亡为伴的日子，为躲避轰炸经常夜间行车，日机俯冲时无处可躲，只能下车匍匐弹坑求生。”他年纪最小，备受庇护，一名前辈曾舍身护他而牺牲，两位同学亦在他眼前殒于轰炸。
抗战胜利后，蒋印生加入解放军，投身华侨先锋队参与战后重建。1979年，他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踏上阔别39年的印度探亲之旅。彼时父亲与兄长已离世，80多岁的老母亲迎出门唤着“我的印生回来了”，他扑通跪地，泪流满面，竟一句话也说不出。母亲劝他留居印度，他却婉拒：“舍不得那片战友们献出热血与生命的土地。”
2015年，88岁的蒋印生获得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受邀到北京参加纪念活动。一枚枚勋章整齐别在西装上，他时常取出擦拭摩挲。86岁的老伴韩红珍说，这些都是老头子最珍贵的宝贝，不容一点尘，别人更是碰不得。
2022年，96岁的蒋印生与世长辞。弥留之际，他仍奋力高呼“冲啊，打日本鬼子”，赤诚之心至死未改。
在日本东京高等法院外，“重庆大轰炸”受害者民间对日索赔原告团团长粟远奎（中）抗议不公正判决（资料照片） 马平摄 / 本刊
大轰炸幸存者粟远奎
1938年2月18日至1944年12月19日，日军对重庆主城及周边区县实施狂轰滥炸，出动战机近万架次，投弹1.8万余枚，民众直接伤亡3.2万余人，毁损房屋1.7万余幢，这段血泪历史被称为重庆大轰炸。
92岁的粟远奎是重庆大轰炸的幸存者，也是对日诉讼索赔团团长，至今已坚持近20年。十余年间，每次见到他，都是在解放碑一栋高楼里那间不起眼的“办公室”。他总是精神矍铄地端坐着，身后悬挂着一条蓝色条幅，上面写着“维护尊严，伸张正义”。
抗战时期，粟远奎家住重庆渝中区解放碑鼎新街一号，正巧是如今“办公室”附近。1941年6月5日，他永远地失去了两个不满10岁的姐姐。他死里逃生，一路走到朝天门寻找姐姐，只见载着遇难者的船只正驶向嘉陵江北岸的黑石子万人坑。他又跑到黑石子，终究未能找到姐姐的踪迹。
此后，父亲留在城里艰难谋生，母亲带着他和其他孩子躲到郊区农村，为躲避轰炸，他们甚至藏身墓地。“到处逃难，家破人亡。国恨家仇，让我立志要为正义而战。”
日本投降那天，他一路欢呼回家，嚷着让母亲立即收拾行李。一家人拿着传单大喊“日本投降了”，一路蹦跳着回到城里，汇入欢呼游行的队伍。当晚，重庆举行提灯会，万家灯火点亮夜空，庆祝的热潮持续了半个月。
为了讨回公道，粟远奎先后8次远赴日本。从日本首相府到街头公园，从地方法院到高等法院，他一次次据理力争。最终日方虽承认轰炸事实，却“不予赔偿”。
“我的心愿就是有生之年看到日本政府道歉，这是为了让世界铭记和平。”粟远奎说，日本无差别轰炸平民区六年多，造成无数无辜百姓死伤，绝不能一句“不可避免伤亡”就过去了。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同年12月6日，粟远奎瞒着家人从中学参军，成为四野部队的一员。他先赴湘西剿匪，后入朝作战两年半，战后参与朝鲜建设，直至1954年归国。
“2025年我去了日本两次，2026年我还要去。生命不止，抗争不息。”已近期颐之年的粟远奎，目光依旧坚毅。
这座城焕发英雄气
2025年12月27日，抗战历史题材动画电影《火凤重天》全国公映。该片由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副会长周勇策划，重庆电影人张炼红历时七年、攻坚克难，终将这段家国记忆搬上银幕。
创作的缘起，是张炼红自幼听父母讲述的“跑警报”岁月。父亲总难忘1940年那个惊魂时刻：日机突袭，警报骤响，他跳上一艘小船从渝中半岛赶往南岸。靠岸后，他沿着河滩一路奔向山上，在那里住院的妻子刚刚生产。他们抱着襁褓中的婴儿，躲进附近的防空洞。
防空洞，战争时期老百姓的生命庇护所，是重庆重要的历史符号。据不完全统计，重庆有防空洞1600多个，总使用面积约110万平方米。到1941年底，重庆防空洞已能容纳40万人，当时重庆人口约50万人。
在日军长达六年零十个月的狂轰滥炸中，重庆这座坚韧的城市耸立不倒。美籍华人李灵爱与摄影师雷伊·斯科特拍摄的奥斯卡最佳纪录片《苦干》，以17分钟珍贵影像定格日军轰炸重庆的惨烈瞬间：1940年8月19日至20日，370余架次敌机半小时内投下200吨炸弹、燃烧弹，山城顷刻沦为火海。
影片亦记录下重庆人民的不屈风骨：警报一解除，人们便抢修房屋、开挖防空洞，临时学堂里传出书声；当空袭再次来临，众人又井然有序奔赴“战场”，以坚韧与乐观诠释着永不投降的民族气节。
山城的独特气质，铸就了重庆人倔强不屈的精神品格。
日机轰炸过后，解放碑一带满目疮痍，市民在断壁残垣上写下“愈炸愈强”四个白色大字，如今这里已是书声琅琅的望龙门小学；一处弹坑之上，曾矗立起题有“精神堡垒”四个大字的木塔，寓意坚决抗战，如今它更名解放碑，化身重庆最繁华的商圈之一。
美国记者斯诺写道：“轰炸在中国人的脑子里唤醒了一种重建中国的决心，比敌人能够毁灭的还要快。”
研究抗战史已二十余载的周勇，耗时多年找寻并复原纪录片《苦干》。2025年6月，重庆把复原的《苦干》带到洛杉矶，捐给奥斯卡委员会并放映。
斯科特的二儿子、李灵爱的侄女问了周勇同一个问题：“你为何用十年研究《苦干》？”周勇说：“因为纪录片说出了一个真理，《苦干》是中国不可战胜的秘密，这既是80多年前的历史，也是如今的现实。”
命运的轮回，在历史的硝烟与和平中画出一个又一个圈，苦难的岁月终绽放为不可忘却的记忆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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