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银幕到灶台：执导电影屡次国际获奖的她，以“香肠”开启人生新阶段|从银幕到灶台|剧本|电影|短剧|纪录片|长片|香肠

从银幕到灶台：导演李冬梅以“香肠”开启人生新阶段

2025年，当李冬梅带着第二部长片《果然》重返平遥影展时，这位曾凭《妈妈和七天的时间》入围威尼斯、釜山以及哥德堡等国际电影节的导演，却在发布会现场坦言自己“卖香肠养电影”的现状。从重庆巫山山村走出，历经幼教创业、31岁留学澳洲学电影、抵押贷款拍电影首作的她，如今在剪辑第三部作品的间隙，将目光投向了家乡的土特产香肠。

这并非一时兴起的跨界。十年电影路中，李冬梅始终面临艺术与生存的双重挑战：首部作品《妈妈和七天的时间》创作周期长达7年，靠网贷完成拍摄；第二部《果然》制作4年，与第三部作品《粉红色大鸟》的筹备重叠进行。尽管作品屡获国际认可，但电影收入远不足以支撑创作——她形容自己“95%的生活被电影笼罩”，却不得不分出一半精力经营香肠小店，以缓解经济压力与抽象思考带来的疲惫。

选择卖香肠而非追逐短剧风口，体现了李冬梅的清醒坚持。她拒绝让服务观众的意识“磨损对电影的细微感受”，转而从具体劳动中寻找平衡：选猪肉肥瘦比例、调配花椒与冰糖、自然风干香肠的过程，让她进入“心流状态”，暂时忘记电影，收获“农民播种般的踏实感”。如今她计划每年用3个月经营香肠事业，其余时间专注电影，试图在体力与脑力劳动间找到滋养创作的真实支点。这位始终在“离开”与“追寻”间跋涉的导演，正用最质朴的方式，守护着电影作为艺术表达的唯一性。

以下是导演李冬梅的自述：

我出生在重庆市巫山县的一个小村子里。那里有很高很高的山，走出大山的路很远很长。

一走在一条忧伤又明媚的路上

关于路的记忆，是从上小学的时候开始的。那时候每天我们都会在晨光中，小跑着走在山路上。路途中到处是高高低低的灌木，我会把手伸出去，让树枝轻轻和我的手触碰，有凉凉的露珠从树枝和树叶上滑落到我的手上，顺着手流进袖口。我记得那种凉意，她仿佛是我和那些树之间甜美的秘密，我乐此不疲。

妈妈也总是会在我上学和放学回家的时候站在家旁边的板栗树下看我。我会带着她的目光走在去学校和回家时的路上。那个目光让我觉得安心，知道自己被深深的爱和牵挂着，在这样的被爱里，小小瘦瘦的我可以享受山，树，晨光，落日，积雪。

六年，每天单程四十分钟的山路，我和妹妹还有村里的小伙伴就那样走着。当时的我怎么会想到，我的人生还有怎样的前路在等着我。

小学毕业典礼，校长站在台上宣布考上中学的学生名字。我第二名，一个班五十三个同学，只考上了三个，妈妈很为我感到骄傲。我一定也很雀跃，前面有很多美好在等我。

上中学后的第五个星期，妈妈去世，我的童年结束了。

那时候我们会每个周末回家一次。三五个同学背着一周要吃的米，咸菜，从村头出发步行两个半小时到镇上往下两公里的中学。煤车，泥土路扬起很重的灰尘，回家换好的干净衣服到学校的时候已经满是尘土和泥浆。妈妈去世以后，爸爸离开家，我从一个好学生变成了一个用床铺下的竹子垫子在寝室里烧饭吃，成天跟人打架，和室友一起去偷学校周围农民未成熟的柑橘，胡乱混日子的小孩。三年过去了，我的成绩只能去普通高中。

复读中学的那一年是我奋斗的一年，学校厕所的旁边有一盏昏黄的灯，我会在那里看书补习。去巫山县城中考，是我人生第一次坐中巴车，第一次去县城。我只记得，呕吐时看着周围一片虚空的感觉。可是当时的我也知道，我的人生，正走在一条明媚的路上。

二愿望实现后一次又一次的逃离

我考上了万州幼儿师范学校。爷爷挑了很多很多粮食去村公社的粮店，我成了村里第一个有城市户口的人。

每半年回家一次。从村里搭煤炭车到县城，从巫山县第九码头坐船两天到万州。船很慢，穿过深深的峡谷，江水和船泊运行发出的声音成为模糊遥远的背景，一起去上学的几个同学会一直讲话讲到深夜。听船上一个站一个站的报明字：巫山，奉节，云阳……

19岁毕业的时候，我被分配在中学毕业的小镇上当语文老师。我应该是欢乐的，当老师是我人生中第一个想要实现的愿望。在我小的时候，很多老师对年幼的我产生很多深远积极的影响。他们给了我父爱一样的关怀，也让我认识了大江健三郎，川端康成，小仲马，托尔斯泰。我也很爱我的学生，他们的目光淳朴清澈，他们像我小时候崇拜自己的老师一样崇拜着我，他们会给我自己舍不得吃的小零食。

可是这表面平静美好的一切，没有能留住我，我要离开这里。我离开学校去四川外语学院读书——英语语言文学专业。也许学习文学对我来说也没有那么重要，我只知道，我不能留下来，我要不停的走。

四年大学以后，我再次回到同一所中学，成为一名英语教师。那时我25岁。

两年后我再一次离开，辞去铁饭碗的工作，去到深圳。我在深圳南山区，和妹妹转让了一所面积不到200平方的幼儿园，孩子们在中午的时候需要睡在冷硬的课桌上。那是我一次创业，负债，还债，卖掉幼儿园。回到重庆接手了一家两千平左右的幼儿园，积累了人生的第一个百万。我可以选择留下来，继续开拓更多的幼儿园，赚更多的钱。

可是我，我活在深深的绝望当中：走路的时候，我会希望自己倒在路中间，希望明天不会到来，希望自己随时可以死去。

我要离开，我想要逃跑，我想忘掉自己。

我带上所有存款，去了澳大利亚，我在寻找出口。

三电影也许是一种可能的出口

2011年，我拖着三个行李箱，一个人坐在墨尔本机场。那是我生命的另一个章节，一个与电影有关的章节。我当时以为，自己只是简单的想要尝试一下，看看到底拍电影是一种什么体验，通过电影讲述那些未言之痛是否是一种可能。

我在等什么，期待什么。

31岁从零开始学习电影是一件充满冒险和曲折的事，那时候我知道的电影只有不到十部：苏州河，小兵张嘎，译制片茶花女……。

我喜欢写故事，那些故事总是让老师和同学感动和惊奇。有机会深入一张亚洲面孔的内部世界对他们来说也是有趣的。

四年时间高强度的学习，我拿着全额的奖学金回到我的家乡拍摄。我是墨尔本大学维多利亚艺术学院导演系的优秀毕业生。

四三部电影十年人生

我想要怎样度过我的一生？

我现在是不是在做我必须要做的事？

为了自我完成，痛苦是不是必经之路？

2015年，十年前的冬季，我从电影学院毕业，人生的另一个十年开始。

毕业短片的创作中，我第一次模糊的意识到，也许我是可以继续探索导演这个工作的。

我是怎么度过这十年的？

26年春天，我去了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研修班。半年的全职学习，我在那里完成了人生第一个长片剧本。那时候住在北影小区，每天从小区到教室，和新认识的同学们一起，日子过的很好。第一次创业的积蓄足够支持我完成澳洲四年的学习和北电的开支。

第一个长片剧本写好之后，我也没有很强烈的愿望要去拍摄它。所以后来开始去找工作，短剧导演，面试还没有开始，HR说，你看起来太文艺了，估计我们这里不适合你。应聘做英语兼职老师，试讲半节课下来，也没有通过。我走一步看一步的生活着。

然后开始写第二部长片剧本：甘肃的武威，第一次看到那么荒凉的北方小镇，镇旁边的村庄一望无际。那是一个忧伤的故事，我整天游走在故事原型生活的地方。两个月的时间完成了剧本的初稿。

时间也不知道过去了多久，我也不知道接下去我能做些什么。那应该是2017年了，我去到湖北武汉的一个古村落，开始拍摄纪录片。每天我从山脚住的房子，步行五十多分钟到达半山腰村口的鱼塘。村里一个失明的老人总是很快听到我的声音和我打招呼。一个村委会家属姐姐会偶尔给我做饭。拍摄了很多素材，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最后这个纪录片项目只能无疾而终。为了缓解焦虑，我去了栗宪庭电影学院，成为第十四学期的学员。在那里，独立电影的精神茁壮生长。我决定在四十岁之前完成第一部长片。

《妈妈和七天的时间》

2018年我开始写《妈妈和七天的时间》（以后简称《妈妈和七天》）的剧本。写完剧本就开始回老家筹备。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认识的人说要投资我，直到拍摄前也没有拿到任何投资，反而在过程中把我之前做幼儿园的最后几十万积蓄拿走了。

九月的时候，自己网贷完成了电影的拍摄。然后是漫长的后期剪辑，直到疫情发生。我在宋庄，住在一栋空荡荡的楼房里。片子一再剪辑，也没有进展。一切都是悬而未决。拍摄了剪辑了，但是没有钱做后期和调色，只能等。

2020年的夏天，我回到重庆，一天夜里，我躺在朋友家还没有租出去的空房子里。我认真的擦洗了房间的每一个角落，从妹妹家里拿了薄被，一面铺在地上一面盖在身上。刺眼的光从掉了一半的窗帘直直地照进房间，车声络绎不绝。半夜的时候，整个人开始发冷，疫情的阴影仍然继续。我担心自己得了新冠。第二天一大清早我站在一群人中间排队，仔细回想昨天见了哪些人，如果我感染了，那些人也会被我影响……最好检查结果很幸运：是急性肾炎，需要住院一周。住院的第三天，我收到了威尼斯电影节入围的邀请函，那是一个没有调色混音的版本。我躺在床上，看着那封英文邮件，觉得是幻梦一样，这一年我四十岁。

人生的又一个愿望近乎完满的实现了。我拍摄了童年的记忆，作为电影工作者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确认和认可。但是从提笔写剧本，已是整整三年过去了。想到前路，我不再单纯的用明亮或者灰暗或者绝望来勾画。

以后的日子就是写剧本，筹备，拍摄，剪辑，后期，一个周期三年，四年。作为职业导演工作是在第二部电影《果然》的制作过程中。2021年到2024年上半年是创作果然的四年。同时在2024年下半年开始写第三部电影《粉红色大鸟》的剧本，24年12月5日开机，拍摄八十天，只有少数的朋友投资，拍摄周期严重超出了预算。直到现在仍然在剪辑，好不容易通过在大学教书把《妈妈和七天》的债务还完，这一次又再一次负债。

2025年11月，我决定在老家去开一个香肠作坊…… 今天，这一次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五写在最后

我常常在经济和精神的双重困顿里问自己：这一切是非如此不可的吗？如果人生重来，你是否还会选择这样的轨迹。

我想是的。

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我没有别的选择。我唯一能做的，只有遵循内心最真实最热烈的渴望。即使道路曲折险峻不安，为了抵达灵魂的某处神圣之地，我必须要远行。远行以抵达，远行以回归。

导筒专访导演李冬梅

导筒：您卖香肠的缘起是什么？

李冬梅：从2015年电影学院毕业以后，我一直在为第一部长片准备，写了四个长片电影剧本。从2018年到现在，完成了三部电影的制作。所以这些年我都一直在写剧本，筹备，拍片，剪辑，做后期，做后期中间又要路演。我的生活都几乎被电影工作完全占据。这样的工作就是大量的脑力劳动和抽象思考。所以我急需要从比重太大的脑力劳动中缓一缓。

另外也是更重要的原因，因为我在过去的十年都在拍片，只有一部电影是有收入的。再说我也总是拍一些服务意识不够强的电影，那么我在电影上的收入就越来越少。每个电影的周期又很长，中间也很难去做别的事。《妈妈和七天的时间》周期是七年，所有流程我都要跟。然后是第二部电影《果然》，《果然》的周期是四年，和《妈妈和七天》在最后的三年有一部分重叠。《果然》刚定剪就开始了《粉红色大鸟》的剧本筹备和拍摄，一直到现在。

这十年中，几乎只有第二部电影是作为职业导演和编剧能拿到报酬，其他两部片子不但没有报酬，自己还要额外拿钱去完成电影。没有时间做别的事，同时还有生活开支以及电影里投入的钱。所以最后经济上的压力越来越大。我是一个行动派，当我意识到我需要去做一些事情去缓解在脑力上的疲惫和经济上的压力的时候，我就想到了卖家乡的特产。因为如果我什么都不做，我就会多方陷入到困顿当中。宁愿做一些不确定结果的事，也不能坐着等待奇迹发生。

我第一个想法是卖我们巫山老家的脆李，但当时因为要剪辑新片，就错过了卖脆李的时机。我又不是很想拍短剧啊，或者是去做不是电影的一些工作。后面我们又觉得小时候吃香肠的那个记忆，所以决定说来卖香肠。大概是这样。

导筒：和做电影相比，卖香肠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呢？

李冬梅：电影制作的过程，大部分时候我们都在进行非常抽象的思考。但是做香肠和卖香肠都是很具体的，容易被量化的。从选择合适的猪的品种，到肥瘦肉的配比，调料配比的不断尝试改进。办理手续，购置机器。制作过程中洗肉，切肉，灌肠，系绳，挂肠，打包。销售端，挂车，寻找销路…… 这些事都很具体，也是需要体力劳动的工作。

但是经过十多年的电影工作之后，我其实很享受做这些事。在老家和家乡的婶婶阿姨一起，她们是很乐观开朗接地气的人。我和她们交谈也很愉快，制作香肠有时候甚至能进入到一种心流状态，进入心流状态以后，我就能彻底的忘记电影。暂时忘记电影是一件快乐的事。

但是具体到卖的这个动作，我们没有专门为香肠做很多推广，也没有投流，所以销售的面很窄。主要依靠朋友们在微信里转发，公众号，或者吃过的朋友口口相传。

要挂车，然后又要投流，要找流量，找销路，其实也有很多不是单纯的体力活动。那些活动也并不是我很擅长的，比如说怎么推销香肠，怎么去找到自己的这个目标的受众。

总的来说，要是不考虑成本压力的话，做香肠还是要轻松一点，但是因为这个领域是全新的，我没有经历过的，所以也是在探索，在摸索。

导筒：为什么你不去做短剧或者其他印象变现的工作？

李冬梅：首先我和短剧行业之间的距离还是很远。我周围做短剧的朋友非常少，当然如果想要做这个，也能找到一些联系。我内心里面也不会觉得电影和短剧有高下之分。只是我会有一些担心：第一，我不一定能把短剧拍的很好。因为我之前的叙事节奏，审美，可能和一些短剧观众的审美之间会有很大的差距。所以我拍出来的东西不一定有人买账。第二，从我自身出发，我会担心拍短剧会让我对电影的感受产生一些影响。因为我自己还是想要非常忠于自己对于电影的理解和表达。如果是拍短剧，那免不了要有很强的观众服务意识。这样的服务意识，会不会磨损掉我对电影的某一些很细微的感受。因为拍短剧不是一天就能拍完，那几个月一年下来，我还能不能回得去。其实这个事情我也会有些担心。另外，我觉得短剧市场竞争也越来越激烈，我还是希望能够更把自己沉浸在电影里面。我当下也有电影的后期要做，所以我的时间也比较紧。但是做香肠，我可以70%的时间用在电影上，30%的时间经营香肠，能做到一定的平衡。但是如果我拍短剧就不一定能做到。因为我是一个一次只能投入做一件事的人。做香肠也不用担心它会耗损掉我对电影的一些感受。和具体的生活以及具体的人之间产生的连接也能对我产生滋养。最重要的是做香肠的周期很短。我一年最多花三个月的时间在卖香肠上，这样我平时大部分的时间都可以交给电影。做香肠的时候我又可以过一种非常具体的生活，回到我的老家生活，那种体验也对我很重要，这些都是做短剧不确定的事。

导筒：据我所知，你之前在上海温哥华电影学院做讲师，那是一份稳定的工作，你为什么要离开？

李冬梅：那是电影学院毕业之后我找到的最好的一份工作。其实我当时在那做老师是很开心的。收入稳定，也很充实。但是后来因为要拍《果然》，我意识到我的精力有限，我只能全心全意的做一件事情。要么就是好好教书，全心全意的陪伴学生和他们创作，要么就是认真的做电影。因为本来做电影，它就是一个需要你全力以赴的事情。如果是心里还有别的事要牵扯到精力，包括拍电影的周期都很长，我觉得是对学生不负责任的。就是感觉还是要做个取舍。所以就决定暂时的离开那里，然后专心地做电影。

导筒：你之前有过几次创业经历，分别是怎么样的？

李冬梅：我第一次创业是在09年，我从公办教师辞职以后，我和我妹妹当时在深圳的南山区，做了一个幼儿园。后来把那个幼儿园转让，回到重庆继续做幼教这一块。

第二次创业，我认为是拍摄《妈妈和七天的时间》。因为从电影学院毕业之后，要去重新开拓一个全新的职业领域。我是制片人，有是出品人，所有的职责都是在自己身上，所有都从零做起。那个算是第二次创业。

第三次就是这次做香肠。每次创业都有不同的一种感受，因为都很不一样，跨度也很大。也都得从头开始，从零开始。

导筒：比起卖香肠之前，关于香肠，你现在有哪些深度的了解？

李冬梅：在卖香肠之前，我对香肠的了解很少，基本上还是我童年的一些记忆。我小时候家家户户灌香肠，灌完之后会挂在灶台的上面，一直挂在那里让它晾干，还有吃的时候的那种快乐的心情。

这次卖香肠是从选猪开始。首先要选很好的猪肉，我们都会选村民家里的粮食猪，吃玉米之类的粮食。喂养时间至少一年以上，这样的猪和半年几个月出栏的饲料猪口感很不一样。粮食猪更有嚼劲，口感更好。还有猪和猪的品种是很不一样的。因为我们香肠的配比是八瘦两肥，需要的瘦肉就很多，肥肉就要的少，所以我们要选三元猪。三元猪特征就是瘦肉很多，肥肉比较少。而且这种猪我们都会选择400斤以下的猪。因为400斤以下的猪的瘦肉，根据我们肥瘦的比例，基本上不会浪费，吃起来口感也不错，不容易腻。

另外一个是调料，我们做了不同的口味，麻辣、微辣、五香还有广味。在调料的配比上，我们在自己调配的过程中，觉得很有意思：白酒是什么品牌，它是酱香的还是浓香型的，这些也很重要。同样是辣椒面，有粗辣椒面，有细辣椒面，有不辣的辣椒面，有辣的辣椒面，花椒有管麻的花椒，还有一种管香的花椒。我们会把整粒的花椒辣椒磨成粉，在他们最香最新鲜的时候就灌肠。用糖也很讲究：可能很多人就是用白糖，但是我们用冰糖。其实冰糖的造价会高一些，但是冰糖的口感会更润，然后它做出来的肠颜色更红亮一些。这都是我在做香肠之前完全不知道的事情。

导筒：卖香肠的利润高吗？

李冬梅：关于卖香肠这个利润的事情，我在卖香肠之前真的没有好好去计算香肠的成本和利润。就是很大概的估算了一下，但后来发现有太多东西没有算在里面。

感觉是很简单的一笔账，肉，调料，人工，打包费用，包装费用，然后要做试验品，花费的时间成本，在网络上投流，这些要花钱和时间的地方我没有想的很清楚明白。直到现在价格基本定了，再反复的核算，才知道卖香肠的利润其实挺低的，毕竟你不能卖的很贵。

市场上可能有一些香肠，他们用的是喂饲料长大的猪，几个月就出栏了。但我们是在山里面收村民养的吃粮食长大的猪，这种猪都是他们养了一年的，肉质就会比短期出栏的饲料猪好很多。还有他们是用机器大量的生产，和我们这种纯人工的差别就很大。用机器烘干和自然风干的制作周期也不一样。自然风干需要至少15到20天，完全看天气决定。但是口感上，自然风干的风味会很特别，和机器烘干是不一样的。再说到灌肠用的酒，用的是几十块钱一斤的汾酒还是几块钱的白酒，用的调料是贵的还是便宜的，味道出来差别都很大。所以有些香肠能够把价钱压下来，但我们的香肠其实压不下来这个价格，利润并没有多少。所以最后你发现，如果是单纯的要赚钱，靠卖香肠赚很多钱真是做不到。

我现在最大的一个愿望就是，把我投进去的本钱给收回来，因为前期买猪和人工贴了不少本钱，希望不要亏钱就行了。因为做了这么多事情，不能亏本，但是现在还得继续努力才能够保本啊。

导筒：你目前最新的电影创作是在多久前杀青的，如今进入工作生活新阶段，你会如何总结过去的电影生涯？

李冬梅：我最新的一部电影是在2025年的3月份杀青的。现在因为开始在做香肠，然后同时要剪辑这个新片。

2012年去电影学院，15年电影学院毕业，从接触电影到现在已经是十五年了。这十五年里，基本上我生活的95%的时间都是和电影紧密相关。也因为这个原因，我觉得电影它变成了一个笼罩性的东西，它高于我的生活了。我去年年底开始觉察这件事情，就想说电影它应该只是我的一个部分，它不应该凌驾于我的全部的生活之上。

这样也会让我容易产生一种疲倦。因为过去的十年里，我19年拍摄《妈妈和七天的时间》，剪辑后期全程都是自己要跟；2023年拍摄《果然》；去年三月完成第三部电影的拍摄。从创作的内容和形式上，我都一直在坚定的按照我自己的目标在走。我想要在电影当中去探索和呈现的东西基本上也告一段落。过去的十年是非常充实的十年，也是很紧张创作的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