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这轮动荡，表面原因很多，但真正绕不开的，是一个长期存在却很少被正面描述的现实：这个国家相当一部分关键财富，并不掌握在国家财政体系中，而是集中在一个封闭的权力—经济集团手里，其中最核心的，就是伊斯兰革命卫队。伊朗并非资源贫乏国家，相反，它拥有全球前列的石油和天然气储量，但资源型国家最致命的问题，从来不是有没有资源，而是资源收益流向了哪里。
革命卫队能够长期掌控经济，并非偶然。1979 年伊斯兰革命后，新政权对传统国家机构和市场体系高度不信任，大量产业被没收或国有化，而革命卫队被赋予了“革命资产看管者”和“国家安全工程执行者”的双重身份。法律和政策层面长期默许甚至明确允许其参与经济活动，理由是安全项目不能交给不可靠的市场，也不能完全暴露在审计之下。两伊战争期间，大量工程建设和物资调配直接由其体系完成，战后，这套临时经济结构不仅保留下来，还逐步扩展到能源、交通、通信和大型基建领域。制裁环境反而强化了这一机制，灰色贸易、绕道出口、地下物流、替代金融，这些普通企业难以触及的领域，全都成为革命卫队稳固生存、扩大版图的工具。
在伊朗，革命卫队早已不只是军事组织，而是一个高度成体系的经济主体。外界普遍估计，它直接或间接控制了伊朗约 20%—30% 的经济活动，激进估计甚至接近 40%。尤其是在高利润、强垄断、低透明度的行业，革命卫队的存在几乎是结构性的。能源、港口、铁路、高速公路、通信网络、电力设施、大型工程承包和基础设施建设，许多项目并不经过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竞争，而是以“国家安全”“战略工程”为名，直接交由具有革命卫队背景的企业承接。名义上，它们仍是国有或准国有企业，实质却是革命卫队经济网络的一部分。贸易、物流和港口节点同样掌握在体系内，这保证了在制裁下仍能维持现金流和资源循环。金融层面，一些关联基金会、投资机构和影子公司，则承担着资金调度和风险隔离，使经济收益在体系内部循环，而非回流公共财政。
这种结构直接导致一个长期存在的矛盾：国家预算持续吃紧、公共服务不断缩水、货币反复贬值，但体系内集团对制裁和通胀的敏感度明显更低。制裁压缩的是普通人的生活空间，却在客观上强化了掌握渠道和资源的少数集团。于是就出现一种看似矛盾、却完全真实的状态：油还在卖，工程还在做，钱却不再需要通过财政部分配，“国家没钱”和“体系不缺钱”可以同时成立。
当财富分配高度脱离社会结构本身，问题就不再是抗议能否被压下去，而是统治成本是否还能被持续支付。维稳需要现金流，忠诚需要补偿，一旦外部压力加重、内部效率下降，连“值不值得继续压下去”都要反复计算时，结构性的脆弱就已经显现。伊朗今天面对的，并不是某一轮情绪爆发，而是一套长期高度集中的经济—权力结构，正在承受它自身积累的反作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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