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4月27日，平西根据地传出一声枪响。冀东抗日联军总司令高志远倒在
血泊中，开枪的命令来自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司令员萧克。一个曾带领数万民众揭竿抗日的英雄，就这样死在了自己人手里。这件事像一颗炸弹，炸得整个挺进
军四分五裂，也成了抗战史上最具争议的悬案之一。
高志远这个人，出身不简单。
1907年生在河北滦县，家里是当地富户。那个年代，有钱人家的孩子要么去读书当官，要么就窝在家里吃老本。但高志远偏偏喜欢舞枪弄棒，二十来岁时，枪法已经练到百发百中，双手能同时开枪，在当地是出了名的神枪手。
1935年8月4日，高志远干了件轰动冀东的大事。
大汉奸刘佐周仗着日本人撑腰，在地方上横行霸道。高志远看不下去，一个人，一把枪，乔装成厨师混进戒备森严的滦县火车站。就在日本守备队长和大群卫兵眼皮底下，"啪、啪"几枪，把刘佐周当场击毙。自己脚部中弹，还在朋友掩护下成功脱身。
这件事被天津《大公报》报道后，高志远一夜之间成了老百姓心中的孤胆英雄。
正因为有这样的声望和胆魄，1938年5月，华北人民武装自卫委员会在天津开会，推举高志远担任华北抗日联军第三军区总司令，李运昌、洪麟阁任副司令。这个决定其实挺微妙——论组织能力、斗争经验，共产党都占绝对优势，但为了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高指挥官的位子给了无党派的高志远。
1938年7月6日，冀东大暴动爆发。
李润民等人在滦县港北村首举义旗，随后高志远、洪麟阁相继起义。一个多月内，二十万人参加暴动，十万人拿起武器，其中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就有7万人。高志远率部攻克多座县城，一时间风头无两。
但好景不长。日军反扑来得又快又狠。
1938年10月，一个影响深远的决定作出了——西撤。
日军调集重兵围剿，八路军第四纵队党委决定主力西撤，到平西整训，留下三个小支队坚持游击战。高志远、李运昌、洪麟阁都提出了反对意见。高志远甚至对战士们承诺：只是暂时去平西整训，明年春天一定打回老家。
这条撤退路，走得异常惨烈。
前有日军堵截，后有追兵扫荡。队伍在行军途中不断被打散，有叛徒出卖了行军路线，高志远的司令部更是损失惨重，副司令陈宇寰等二十多位高级干部壮烈牺牲。原本数万人的队伍，到达平西时只剩下2000多人。
到了平西，问题就来了。
冀东抗联的战士大多是土生土长的冀东子弟，乡土情结极重。他们离家是为了整训后再打回去，可到了地方，日子一天天过，回家的希望却越来越渺茫。部队里开始流传"平西不是家，冀东才是根"的怨言，军心开始涣散。
1939年2月，局面又变了。
中央决定成立冀热察挺进军，萧克担任司令员兼政委，统一领导平西、平北、冀东三地的抗日武装。挺进军总兵力八千多人，装备七千多支枪，下辖高志远的冀东抗联支队、宋时轮支队和邓华支队。
按理说，这是件好事，力量整合了，可以更好地打鬼子。但萧克成立军政委员会时，没把高志远纳入委员名单——理由是他不是党员。这个人事安排，给后来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整训刚开始，高志远就去找萧克，要求率部返回冀东。
这个要求不算过分。当初宋时轮答应过，整训几个月就让他们回去。
现在整训完了，部下天天吵着要回老家，高志远作为司令，必须给兄弟们一个交代。
但萧克拒绝了。
挺进军刚成立，任务是巩固平西根据地，不能贸然分兵。一个要走，一个要留，战略分歧就这样产生了。
1939年初春，高志远身边的机要秘书陈飞向组织递交了一份举报信。
信里说：高志远对领导不满，正在暗中跟住在北平的北洋军阀吴佩孚联络，准备拉着队伍投敌叛变。
这个消息，对刚刚立足的挺进军领导层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
那个年代，内奸叛徒造成的破坏往往是毁灭性的。挺进军刚组建，正是最需要团结统一的时候，如果高志远真的叛变，带走三千多冀东子弟兵，后果不堪设想。
萧克设下宴席，请高志远来赴宴。
席间，萧克称赞高志远的配枪不错，高志远没多想，把手枪递了过去。就在这一刻，萧克下令：抓起来！
随后召开公审大会，公诉人杨春甫提出公诉，陈飞等人提供证据。审理很快有了结果——1939年4月27日，高志远和参谋处处长李荣久一起被处决。
在军政委员会表决时，萧克、马辉之、伍晋南三票赞成处决，宋时轮、邓华两票坚决反对。三比二，这个结果将一位冀东抗日英雄送上了刑场。
宋时轮和邓华都曾在冀东与高志远并肩作战，他们了解高志远的为人，坚信他不可能叛变。两人强烈建议把高志远送回延安审查，而不是就地处决。但萧克没有同意。
宋时轮脾气火爆，当场拍了桌子。
可木已成舟，谁也改变不了。
但这个案子的疑点，实在太多。
先说吴佩孚这个人。他是北洋军阀直系首领，势力最盛时控制大半个中国。但吴佩孚有个特点——民族气节硬。日本占领北平后，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三次登门拉拢，吴佩孚都严词拒绝。1937年10月，土肥原亲自出马，吴佩孚直接回答：要我出山可以，你们先退出中国，包括东北，行吗？
更关键的是时间。1939年4月27日高志远被处决，而吴佩孚直到1939年12月4日才因牙病去世——两件事相隔7个多月。
1939年1月，吴佩孚还在北平出席日本人安排的记者招待会，当着中外记者的面提出三个条件：日本无条件撤兵、中国保持领土主权完整、以重庆国民政府为议和对象。这样的人，会跟日本人合作吗？
再说证据。定罪的依据主要是陈飞的举报和口供，缺乏高志远直接与日伪通信的铁证。更让人起疑的是，陈飞这个人有个亲戚违反军纪被高志远处置了，心里一直怀恨。这举报的动机，到底纯不纯？
还有一种说法：高志远派人接触吴佩孚的旧部，是想通过这些旧关系筹点军饷，好早日打回冀东。压根没想过要投降日本人。
高志远的死，后果是灾难性的。
他手下那些核心老部下，根本不相信自己的总司令会当汉奸。冀东抗联第十团的官兵连夜出走大半，剩下的近千人人心惶惶，被派到平北后仍有大量人员开小差跑回冀东。一支能打硬仗的队伍，就这样散了。
宋时轮和萧克的矛盾已经无法弥合。
不久后，宋时轮被追究当年带头从冀东撤退的责任，受到处分，灰头土脸回到延安，坐了整整5年冷板凳，错过了最好的发展时期。
邓华也拿到了回延安的路条。老上级聂荣臻听说他的遭遇后很同情，想把他留在晋察冀独当一面。但邓华提出要带走当初跟自己去平西的第6团和第7团。贺龙也提出要宋时轮支队归建。
萧克不同意。把两个支队都交出去，自己就成光杆司令了。官司打到八路军总部，最后协调结果是：萧克交出邓华支队的第6团，把第7团留在平西。
高志远被处决后，冀东抗联支队的官兵跑了一大半，剩下的千余人加上王震支持的数百人，被编成挺进军第10团。程世才率这个团去平北开辟新根据地，结果遭遇日军重兵围攻，伤亡惨重，不得不退回平西。
到1942年挺进军番号撤销时，根据地只剩下涞水西部一小块地方。
萧克后来在回忆录中坦言："高志远事件使部队元气大伤，这是我在抗战期间最痛心的失误。"
这句话，说得太晚了。
历史有时候就是这么残酷。
高志远是个带有浓厚旧式豪杰色彩的抗日英雄，他勇敢、果断，在乡亲中威望极高，但他可能确实缺乏严格的政治纪律观念，习惯自己拿主意。而萧克是肩负重任的正规军高级统帅，他首要考虑的是整个组织的安全、纪律和战略统一。在那种"宁可错杀不可错放"的紧张氛围下，他选择了最严厉、最快速的方式来消除"致命威胁"。
两个人其实都是为了抗日，但他们的思维方式和所处立场，发生了致命碰撞。
70多年过去了，高志远至今没有得到正式平反。
这个案子的真相，或许永远埋在历史深处。但它留给后人的教训却很清楚：在敌后抗战的复杂环境中，如何处理内部矛盾，如何在纪律与人情之间找到平衡，始终是关系部队存亡的关键问题。
一颗子弹，射穿的不只是一个人的生命，还有一支部队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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