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秋，北京西单的中组部办公楼外，常能看到攥着申诉材料的老干部。他们冒着寒风排着队，眼神里满是期盼，可递上去的材料却大多石沉大海。“不是不给办，是上面有人卡着。”传达室的老陈私下叹气，这话很快在老干部圈子里传开。拨乱反正的号角已经吹响，全国都在盼着冤案昭雪，中组部里这位“卡壳”的负责人是谁？为何敢顶着形势不办事？
答案揭晓时，不少人倍感意外——这位负责人是时任中组部副部长的高淑兰，一个从车间工人一步步走上部级岗位的干部。
1942年，高淑兰出生在天津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日军的铁蹄踏碎了家乡的安宁，她的童年是在躲空袭、啃窝头中度过的。1949年新中国成立那天，17岁的她站在村口的土坡上，看着红旗招展的方向，攥紧了拳头：“以后要靠自己的双手过日子。”
这个愿望很快实现。1958年，16岁的高淑兰通过招工，走进了铁道部北京二七机车厂的大门。这座诞生过二七大罢工精神的老厂，当时正忙着赶制蒸汽机车支援国家建设。高淑兰被分配到装配车间，跟着老师傅学拧螺丝、校零件，别人下班就走，她总留在车间钻研技术，手上的茧子比男工还厚。
这份勤恳让她一路进步。1969年，她不仅升为车间调度，还戴上了党徽；1972年，30岁的她坐上车间党支部书记的位置，成了厂里最年轻的女干部。当时二七厂正筹备试制内燃机车，她带着女工班连续加班一个月，硬是啃下了电缆布线的技术难题。1973年党的十大上，她作为工人代表当选中央候补委员，厂里特意为她召开了庆功会，机床旁的红色横幅格外醒目。
晋升的脚步没有停下。1975年，她先是调任共青团北京市委书记，三个月后就接到调令，走进了中组部的大门，担任核心小组副组长。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全国进入拨乱反正的关键阶段，高淑兰被正式任命为中组部副部长，协助主持日常工作。此时的她，距离权力中枢只有一步之遥。
可没人想到，这位工人出身的干部，会在历史转折点上“掉了队”。当时的中组部，最紧迫的任务就是为“文革”及历次运动中蒙冤的干部平反昭雪。每天寄来的申诉信能堆满半间办公室，有的老干部在信里写道：“我不怕死，就怕带着骂名进棺材。”
中央明确要求“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可高淑兰却抱着旧思路不放。她在部里的会议上强调：“有些案子是经过上级批准的，轻易推翻会乱了章法。”有下属拿着平反草案请她签字，她翻了两页就扔回桌上：“证据不足，再查。”这一查，就把案子拖进了死胡同。
1977年夏天，《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明确呼吁打破平反阻力，可高淑兰依旧不为所动。这年8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大上，她作为中组部代表参会，面对老同志的当面质询，只以“按程序办理”搪塞过去。
积压的案件越来越多，老干部的呼声也传到了中央。叶剑英、邓小平、陈云等老同志明确提出：“中组部的工作必须调整，要找敢‘下油锅’的人来主持。”经过中央政治局常委研究，一份人事调整命令很快下达。高淑兰被免去职务，调回原单位北京二七机车厂工作。
此后，高淑兰先后在住宅环卫处、医院党支部、家属管理委员会等基层履职，慢慢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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