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宝林自话丨不断驱动自己去勾勒“承宗化今”的宏大艺术疆域|中国画|姜宝林|山水画|李可染|陆俨少|黄朴存

2025年末，书画频道美术馆内，一场名为“承宗化今”的展览正处于最后的布展阶段。墙上的作品时间跨度超过一个甲子，它们的作者——八十四岁的姜宝林，正在对此次展览的作品进行最后的调整，如同梳理自己一生的艺术年轮。从何处起笔，又在何处抵达？这满墙的笔墨轨迹，记录的远不止是一位画家的成长，它们是时间的线条，是文化的根脉，也是一段从泥土里生长、在心灵中延伸的无尽行旅。

姜宝林：“我每画一幅画，都是有我自己的冲动、有我的热情，我才画。画完这个作品，又要找到一种恰当的笔墨形式，来表达我的感受。我的观念是，既要笔墨，又要现代，不与人同，不与古人同，不与今人同，我自己的作品，一幅一幅也不能相同。”

姜宝林先生的声音平静而笃定，道出了他艺术生命最本真的原点。激情，是创作的种子，而让这颗种子生根发芽、长成独特风貌的，则是一场持续一生的探索。如何用笔墨这古老的语言，诉说现代的精神图景？这不仅仅是一位画家的创作心法，也是一位求索者用尽一生时间，写给时代的精神答卷。

创作中的姜宝林

这份独一无二的答卷，最初的笔墨落在了山东平度——一片被深厚农耕文明浸润的土地。1942年，姜宝林出生于此，他的家族是地道的农民，但一个奇特的现象仿佛暗藏着某种文化基因的密码。

姜宝林：“‘宝’字辈出了好多画画的，都是农民。你看，我一个堂兄姜宝鼎，我们对面的大爷叫姜寿千，还有一个堂兄姜宝申，他哥哥姜宝贵，还有我二哥姜宝星。后来我画画，也是在我小哥姜宝星的培养下，一步步走上这条路。所以你看，农民家庭能出这么多画画的人，这个现象也很奇怪、很独特，谁也讲不清楚。”

1954年平度七里河小学初小毕业时

1954年姜宝林小学毕业时，血脉中流淌的或许并非具体的技艺，而是对美最朴素的感知。年幼体弱、喜静的姜宝林，将全部心思寄托于双手。

姜宝林：“我那个时候年幼体弱，还经常生病，不像有些男孩子那么蹦蹦跳跳、很调皮。我喜欢静，喜欢做手工。那个时候家家户户墙上，都贴着用布做的小胖孩、小动物，我当时就做这个。也喜欢画画，在台阶上用石笔画，有时候弄点纸，自己做个小本子，用铅笔、颜色画点花花草草。那个时候完全是自发的，没人启发我，就是喜欢画画。”

这份无需启蒙的自发热爱，如破土的新芽，在岁月中顽强生长。家乡的庙台、彩绘的梁栋、镇水的铁牛，这些无声的启蒙老师，将美的种子悄然种入幼小的心灵，成为姜宝林艺术人生最纯粹的起点。一颗艺术的种子，需要阳光雨露才能破土。幸运的是，少年姜宝林在平度一中求学期间，便遇到了他艺术生命中第一位至关重要的引路人——美术老师彭健。童年的懵懂热爱，在遇见彭健老师的那一刻有了清晰的方向。

姜宝林：“彭健老师给我们示范，画了这么个小册页的山水，我当时看了以后非常吃惊，也觉得非常神秘。因为在农村里，哪里见过国画呀？这是用毛笔蘸着墨在上面画，我感到非常神奇、特别激动。所以那个时候我就下决心，这辈子要画山水。我画山水，完全是彭健老师给我的‘第一口奶’，这口奶滋养了我的终生。”

就是这方寸之间的水墨氤氲，完成了一次决定性的启蒙，一个关乎一生的志向在那一刻被照亮。1959年，姜宝林从平度一中初中毕业，站在人生的第一个十字路口。父母希望他读技校，早日工作，为贫寒的家庭分忧，而哥哥姜宝星却看到了弟弟身上不同寻常的光亮，将他带到了青岛，让他继续学习绘画。

姜宝林：“我当时违背了父母的意愿，考到了青岛九中。我早上吃完早饭就去九中上学，晚上下了课以后，就到文化宫的职工画室学素描、学水彩。我在这个画室不但学到了基本功，而且我哥哥还会给全国知名的专家学者办画展、请他们讲课。有一次，请到了中央美院的油画家侯一民和他的夫人邓澍，我就陪着他们到崂山写生；还有一次，鲁迅美术学院的王盛烈到青岛来，我陪着他到前海沿写生，去鲁迅公园画礁石、画大海，我就在旁边看；还有一次，中央美院的山水老师陆鸿年到青岛来写生，我又能看他们写生。这个机会确实特别好，所以我在青岛读高中的这个阶段，就打下了初步的西画基础。”

姜宝星与姜宝林

与名家同行求学，多元的艺术滋养让姜宝林开阔了眼界，也为日后的中西融合埋下伏笔。与此同时，姜宝林的哥哥又为他引荐了青岛国画界的翘楚，传统中国画的另一套深厚语法开始在他心中生根发芽。

姜宝林：“因为我特别喜欢国画、喜欢山水，所以我哥哥非常支持我、非常理解我。他又给我找了当时青岛画山水最好的两个老师，一个是青岛一中的赫保真，一个是青岛二中的陈寿荣。我每个星期找一天，带着老师布置的作业、画的东西，轮流到两个老师家，听他们指导、看他们示范。我不但跟老师学书法、学山水、学花卉，而且还学篆刻。高中刻的那个《宝林图章》，现在都还在，是对老师的一个纪念。所以我在青岛高中这三年，也打下了初步的笔墨基础。”

从书法、山水到花卉、篆刻，三年深耕，让姜宝林的笔墨根基日渐扎实。1962年，承载着家人的期望、背负着生活的重压，姜宝林远赴杭州，考入浙江美术学院（现中国美术学院），拜在潘天寿、陆俨少等大师门下。

姜宝林：“那时候家里很贫困，我哥哥就靠一点工资要养全家三个孩子，还要供我上学，日子过得非常困难。我来杭州的时候，嫂子自己做的火烧，我背了一书包，还有两块疙瘩头咸菜，就这么上路了。那个时候青岛到上海有轮船，我是第一次坐船，在海上晕船晕得简直呕吐不止，连水都喝不进去，我当时都觉得这命要活不出来了，心里特别悲观，觉得肯定考不上。后来结果考试很顺利，我是我们班上第一个被高考录取的，开心得不得了。那个时候我根本没想到自己将来能画得这么好、能有什么成就，就是单纯爱好这个，想着毕业出来至少能有份工作，挣钱赡养父母。”

就读浙江美术学院时的姜宝林（1965年）

西湖畔、南山路，潘天寿先生主持下的浙江美术学院有着深厚的传统学脉。在这里，姜宝林接受了系统的中国画训练，深入临摹宋元明清诸家，同时受顾坤伯、陆俨少等先生影响，锤炼了以线造型、讲究笔墨韵味的南方笔墨体系，这为他日后将南宗笔线的精微与北派山水的雄浑相结合提供了可能。

姜宝林：“我觉着在浙江美院，主要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一个是对中国画有比较深入的理解；第二个是通过临摹教学，对中国画的笔墨不但有体会，而且有把握。所以在浙江美院这五年，对打下中国画的基础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这五年，对姜宝林而言是一次对传统的深潜，他触摸到了中国笔墨的根脉，也找到了自己未来艺术革新的起点。

临顾坤伯山水90.5×49cm

1969年，姜宝林从浙江美术学院毕业，被分配到浙江奉化，在基层文化馆一待就是十年。谁也未曾想到，这段看似偶然的经历，竟成为他艺术转型的重要契机。在文化禁锢的年代，他如饥似渴地搜寻着一切能汲取的养分：没有画册，就研究仅有的《阿尔巴尼亚画报》中的作品；借来日本出版的梵高、莫奈画册，用水墨临摹；偷偷观摩馆藏的黄宾虹真迹。同时，在走村串巷辅导农民画时，他反而从中汲取了更多艺术养分。

临陆俨少作品68×45cm

姜宝林：“我从农民画当中学到了东西。农民也好，渔民也好，他们看待事物很直接、很朴实、很热情，内心对生活的热爱和那种真切的欲望，直接反映在作品里。而且农民画里的平面效果、装饰效果、变形处理手法，对我影响很大。我也从农民画里汲取了营养，这对我中国画的转型起到了重要作用。”

中国画系67届学生与国画系老师们留念于大操场

传统、民间、西方三大艺术源流，在他困守奉化的岁月里交汇、碰撞、发酵，一个属于姜宝林自己的艺术构想破土萌芽。

姜宝林：“我的白描山水，这个萌芽就是在奉化冒出来的。一是咱们传统里就有白描山水这种形式；二是我从《阿尔巴尼亚画报》上剪下来的那些黑白插图，给了我很大启发；三是农民画的启发；第四个很关键的，是民间艺术。比如我山东老家的木版年画，我特别喜欢，我哥哥给了我很多他收藏的老年画，那些年画很多就是白描形式。再比如民间艺术里的剪纸、木雕，还有那些壁画、画像砖、画像石，早期的国画不少都是白描形式。这些给了我全方位的营养，我把这些养分融合之后，就慢慢走出了自己的艺术面貌。”

在奉化的十年，姜宝林完成了艺术生命中一次至关重要的沉淀。但他深知，个人的探索需要更广阔视野的启发和更高层次的锤炼。1979年，他毅然离开奉化，考入中央美术学院李可染先生主持的研究生班。这不仅是一次地理上的北上，更是一次艺术征程的归队与再出发。开学第一课，系主任叶浅予先生的话如雷贯耳：“你们不要都学李可染，你们是研究生，要走自己的路。”

80年春山水研究生班赴桂林写生前李可染先生在师牛堂讲课后合影，从左到右新西兰留学生、赵宁安、姜宝林、徐义生、李可染、张凭、詹庚西、龙瑞、万青力

姜宝林：“我们山水画的第一堂课就是在李可染先生家里上的。可染先生讲课，至少要提前一个星期准备，只讲一个专题，从不讲废话，一开口就直中艺术的要害，他讲的话本身就是一篇完整的文章。上课的时候，我注意到靠阳台窗户的书架底下，地板上放着一个镜框，里面是他四十年代画的一幅山水画，画风有点像石涛，左边题了一段长跋。长跋里，可染先生提出‘要以最大的功力打进去，要以最大的勇气打出来’——对待传统，打进去不是目的，打出来才是目的，打出来才能成为你自己。这话当时对我教育很大，我一下就醒悟了，这和我以前自己的追求是一致的。”

1981年姜宝林《秋艳》中央美院研究生毕业创作留校作品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姜宝林正式开启了属于自己的艺术探索。在中央美院学习期间，姜宝林系统地接触并参与到“中国画如何反映新中国、如何融合现实主义、如何进行形式语言现代转型”的探索中，这为他个人的革新意志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和丰富的实践参照。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开了中西艺术交流的大门，多元的艺术表达形式让姜宝林不再满足于传统山水画的固有模式。“笔墨当随时代”的信念，驱动着他在东西方艺术的交汇中寻找属于当代中国的艺术语言。

1981年姜宝林《秋兴》中央美院研究生毕业创作留校作品

冯远评价道：“这个时代国门大开，东西方文化的交流愈加活跃丰富，大量西方现代艺术的理念和作品被介绍到国内来。作为一个当代人，他以切身的体会看现代的山水，于是从这个时候起，我感觉他已经打开了思路。他就有意识地想：第一，不与人同，不跟别人同；第二，既要笔墨又要现代。他想从东西方不同的艺术观念中，找到一种相融合、能结合的路径，这是有难度的，探索有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

《燕山秋行图》

“不与人同、不与己同”的姜宝林，在艺术道路上不断探索、突破自我。然而，真正让他破茧的钥匙，是第一次面对贺兰山天地的那一刻——这是一场艺术与自然的双向奔赴。蓝天之下，闪光的石山褪去了植被的遮掩，露出最本真的骨骼。当姜宝林用钢笔勾勒出山石轮廓的那一刻，他寻觅已久的白描山水形态，终于在自然中找到了最鲜活的印证。

姜宝林：“我到了贺兰山以后激动极了，在那么蓝的天空下，阳光照射着，石头闪闪发光，没有一棵树、没有一个苔点，我激动得不得了。然后我就拿了钢笔、小本子画速写，光勾那个线，线勾下来一看，这不就是我追求的白描山水吗？”

1990《贺兰山一截》117×64cm

贺兰山的顿悟，让姜宝林的白描山水找到了最坚实的自然根基与最纯粹的形式语言。北方山石的铮铮铁骨，以极其纯粹的方式，彻底贯通了他从浙江美院继承的笔线传统、从奉化民间汲取的形式灵感，以及“笔墨当随时代”的革新意志。生活，给了他最后一把钥匙。从此，白描山水从朦胧的构想，走向了笔墨间的磅礴现实。

姜宝林：“我的白描山水，表达的对象就两个：一个是南方山水，比如现在被中国美术馆收藏的《寂》，那是我加了颜色的，就是这类风格；第二个是大西北的贺兰山，我画过一幅题为《贺兰山一截》的作品。画贺兰山时，我发现石鲁‘积点成线’的方笔最适合表现西北山石，所以我的这类作品都借鉴吸收了这种方笔技法，能贴切展现出大西北山石的质感。画南方山水，我就用南宗披麻皴的变体，以中锋圆笔来创作，比如《寂》系列作品，就是以南方山水为主题。我的白描山水能一步步走向成熟，除了前面提到的那些艺术元素，关键还在于源于生活，不是闭门造车、凭空想象，而是有大自然作为依据。所以山水画要是离开了感受、离开了真情实感、离开了创作冲动，根本画不出好作品。”

《寂》120×94cm

挣脱传统“十八描”的束缚，姜宝林将万千线条熔于一炉，创造出独树一帜的白描山水。然而，创新之路并不好走。

1987年秋“姜宝林画展”开幕后，李可染先生为姜宝林逐件点评作品，从左到右为李可染、邹佩珠师母、姜宝林、夫人凌韻华

姜宝林：“我在浙江画院的时候，画我这种创新的山水，包括白描山水，陆俨少先生第一次看了以后没表态，后来才说‘宝林，你这个笔墨功夫这么好，不要跟着那些小青年去跑’。可染先生在我读研究生时没看到我的白描山水，我毕业以后，1987年在中国画研究院第一次办个展，可染先生看到我这部分白描山水时，一句话都不讲。不管我怎么启发老先生，想听听他对这个路子能不能走下去的看法，他就是不表态。两位老先生都没有很积极地肯定，但我不管别人怎么说，认定了路子就坚持走下去。”

这次对传统的深邃回望，终究化作了一场面向现代的、孤独却勇敢的出走。1988年，姜宝林的画作被德国著名教授曼纽什·赫伯特看到，他感叹“不懂中国艺术就不知道世界艺术”，于是将姜宝林推荐给德国一位著名出版商，这也正式打开了姜宝林通往世界的大门。在瑞士伯恩，他的作品获得了国外专家的高度赞赏和认可；随后，他的个展直接进入了巴黎最传奇的亚洲古董商宅邸C·T·庐——这里曾是西方认识中国顶级艺术品的窗口，如今，一位中国在世艺术家的当代创作在此登场。也正是在这个展览上，姜宝林的《贺兰山一截》被巴黎高等美术院校的教授看到，进而被推荐到蒙特卡洛现代绘画世界大奖赛。

1991年初春西德曼纽什教授（左三）夫妇陪同罗曼斯基兴出版社社长（右二）夫妇首次来杭拜访姜宝林先生，在西湖合影留念

1992年，他的白描山水《贺兰山一截》从全球高手中脱颖而出。

姜宝林：“十三个外国评委评级，这幅画得了全票。一等奖里有三个奖项，咱们这幅画本应得大奖的第一奖，但因为他们有个规矩——不颁给画在纸上的作品。中国画画了几千年，都是画在卷上、纸上，所以他们考虑这个情况，破例把咱们的画从大奖第一奖挪到了第三奖，就是大公政府奖。这两个展览下来，验证了我走的路是对的，我就更加自信，更加坚定了信心，一定要把这条路走下去。”这份跨越国界的赞誉，不仅是对他艺术成就的肯定，更让他坚定了“既要笔墨，又要现代”的探索之路，证明了中国笔墨的世界价值。

杨晓阳表示：“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中华文化影响世界是一种必然。姜老师是这方面的先驱、代表、典型，他的绘画具有世界性、当代性、现代性。西方人认识姜老师，是透过他看到了背后的中国文化，他们对姜老师的认可是必然的。姜老师的艺术还在多方突破，还在不断变化，未来还会有新的成果，我们拭目以待。”

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浪潮中，姜宝林以先行者的姿态，用兼具民族性与当代性的作品，让西方世界透过笔墨读懂中国。之后多年，姜宝林的画作不仅在国内逐渐被认可，更频繁走出国门，被国外多家机构收藏，并不断在国际上获奖：2017年，瓷板画作品《东方之韵》获英国剑桥大学徐志摩诗歌艺术节“银柳叶奖”（终身成就奖）；2024年，姜宝林荣登首届福布斯中国·文化人物杰出艺术家榜。

瓷板画作品《东方之韵》

国际上的赞誉并未让姜宝林停下脚步，反而激发了他更为磅礴的创造能量。在“既要笔墨，又要现代”的核心信念驱动下，他将探索的疆域从白描山水拓展至积墨山水、大写意花卉乃至全新的抽象领域，构筑起一个气象万千的艺术世界。

姜宝林：“我的观念是‘既要笔墨，又要现代’。这个‘笔墨’，就是对整个传统艺术要深入研究，十八般武艺都要会，这样在面对表现对象时，才能够比较准确地把它表达出来。你看我这幅带着秋意的画，用了黄宾虹的笔墨技法，但变成了我自己的感受，这小空白留得，有点秋天那种闪闪阳光的感觉。”

薛永年评价他的积墨：“姜宝林的积墨，是把来自李可染的积墨追溯到黄宾虹的积墨，是皴、线条和点的交织编织组合。然后他根据自己在南北方山林里的感受，推出了一种新面貌——画密林里郁郁葱葱、有光斑的感觉，这种光都是前人没有表现过的。李可染表现的是逆光，他表现的是积墨中树丛里的光斑，整体画作有一种新面貌。”

2023·11号122x240cm

他的积墨非简单的浓淡堆砌，而是笔笔分明、相互生发，在混沌中营造出山川的呼吸与律动，使传统的浑厚苍茫焕发出具有现代结构感的磅礴气象。与此同时，他的大写意花卉则展现了另一番豪情。他将山水画中丰富的笔墨技法与构成意识注入花鸟题材，挥洒间兼具书法的写意精神与强烈的形式张力，笔墨纵横处，生机勃发。

姜宝林：“我的大写意花卉其实没有师承，就是因为喜欢、偏爱。开始是因为画山水画得很慢、很累，就画大写意痛快痛快，调节一下，没想到后来变成了我经常画的一个科目。这个大写意花卉，一是我参观博物馆或看画册时，对前人的作品都有认真深入的研究；第二个是我有山水画的笔墨根底——山水画的笔墨技法在人物、花卉、山水中是最多最丰富的，掌握了山水的各种笔墨经验，画什么都不成问题；第三个就是来源于生活，即使画相同的题材，比如荷花，也都是不同形态的。所以我有个图章，就是‘不与人同’——不与古人同，不与今人同，我自己的作品一幅一幅也不要相同。”

在姜宝林的艺术世界中，大写意花卉的奔放与积墨山水的深邃，共同于浑厚笔墨间建立起理性的视觉秩序；而新抽象创作，则进一步挣脱物象束缚，从笔墨的内核中淬炼出纯粹的精神图式。

姜宝林：“我不满足于白描这个表达方式，就又往前推，在上面加上颜色，就是赋彩，用的都是透明的中国画颜料，像花青、赭石、汁绿这些。再往下发展，还是不满足，就把积墨山水里皴擦的办法结合进去，所以越画越厚，越画越有新的样式，一步步画到现在。”

《大漠的追思》150×428cm

姜宝林的白描山水、积墨山水、大写意花卉与新抽象创作，并非各自独立，而是彼此呼应、相互生发，最终交融汇流，共同勾勒出他“承宗化今”这一宏大壮阔的艺术疆域。他总结出驱动自己创作的四大现代要素：满构图、平面性、等值性、适度的装饰性。这四大要素，如同他艺术世界的密码，统摄着他从传统笔墨中幻化出的万千气象。

《桌山》144x367cm

冯远评价道：“他在那个时期，能在巨大的艺术跨度中同时运用多种手法，既有白描、线描手法，也有具象、非具象表达，甚至融入了平面构成、抽象表现主义、抽象主义元素，还兼顾了装饰趣味，将这些风格兼容并蓄。同一时期呈现出多种艺术面貌，最终就面临一个问题：如何评价姜宝林先生的学术成就？正如他自己所言，他在传统艺术领域达到了相当高度，又在传统与西方现代艺术的融合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这在当代中国绘画领域中并不多见，甚至可以说是极为罕见的。所以我说，姜宝林的艺术为当代中国画的现代转型，为广大师生、艺术从业者提供了一个具有示范性的样板，值得我们研究，而且每个人都能从中找到不同的发展路向。”

《43号》145x367cm

从白描的筋骨，到积墨的魂魄；从大写意的酣畅，到新抽象的哲思，姜宝林用笔墨走出了一条看似分叉、实则汇流的艺术长河。他的艺术之路，是不断突破、永不止息的探索之路。他以“既要笔墨，又要现代”为纲领，以“不与人同，不与己同”为动力，在传统的深海中汲取养分，在时代的浪潮中勇立潮头。他的艺术，不仅为自己找到了鲜明的艺术语言，更为中国画的现代转型提供了一个充满启示的样板。前行者如斯，笔墨常新，姜宝林的艺术人生，仍在续写。

（来源：书画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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