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渡，台湾作家、诗人，代表作有《在台湾发现历史》《一百年漂泊：台湾的故事》等，曾任台湾《中时晚报》总主笔。
他笔下“有温度的台湾史”中，有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母亲那代女性撑起的经济奇迹；也有“渡海传灯人”的文脉传承，还有被忽略212年清朝治理的台湾历史，他用个人记忆串联起大时代的变迁。
台湾的经济奇迹
是“头家娘”和女工们的奉献
《水田里的妈妈》是杨渡的代表作之一，2016年这本书在大陆以《一百年漂泊：台湾的故事》出版。书中的核心内容聚焦于作者母亲在1970年代因父亲经商失败牵连而逃亡的真实事件，通过个人与家族的经历，展现台湾社会转型的历程。
你当时出版台湾的《水田里的妈妈》时，是什么样的心态选了这样的题目？
杨渡：在台湾写的时候我更感念的是母性，而且我很感念我的母亲。因为我14岁时，我妈妈被通缉，警察来抓捕，我妈妈从水田里爬出来的那个瞬间，仿佛一个人在农田里面要爬出来，开始走向漂泊的生命，那是一个生命巨大的转变。
妈妈因为票据法，被通缉入狱以后，发觉在这里的人都是为了家里的男人。
杨渡：因为男性先用他的支票，他的支票已经跳票了，必须把票据换回来，才能不被起诉，就拿了以妻子名义开的新支票，把旧的票换回来。
你说这不是一个个体，很多的中小企业主都这样。
杨渡：当时在台湾很多女人承担着男人闯荡失败的后果。男人在外面接业务、喝酒、交际应酬，仿佛是一个天下英雄，可真正拿到业务回来，后面有一个，闽南话叫“头家娘”，帮他把整个工厂照顾得好好的。我妈妈还要帮我爸爸运作他的金融，去跟银行借钱、调度。
你妈妈好厉害，比你爸爸还有开拓精神。
杨渡：她其实是掌握工厂全盘的，我说她是厂长兼CEO兼会计、财务。其实不止我妈妈，很多台湾中小企业主的“头家娘”都是这样，所以有一个学者高承恕，他研究台湾中部地区的中小企业，他说台湾经济奇迹有一个秘密，就是中小企业的“头家娘”。还有一个学者刘进庆，他说还有另外一个秘密也是女性，就是台湾的女工。1960、1970年代，女孩子在“国中”毕业后就到纺织厂、电子厂，那时候很多美国企业像RCA、电视机、各种厂来台湾，让这些很年轻的女孩子视力最好的时候，在工厂里做电焊之类很细的工作，等到她们20来岁结婚后就离开了，回归到家庭，因此它不用付任何退休金，也没有福利。女性在现代化过程中所承担的，其实一直没有被细致地书写过，这也就是为什么想取一个《水田里的妈妈》的标题。
但是到了大陆，你就决定用《一百年漂泊：台湾的故事》这个书名，是你自己取的？原因是什么？
杨渡：对。台湾的近代历史里面，或者说现代化过程里面，其实人是在漂泊的。那么多农村的年轻孩子到城里来打工，年轻的女孩子到城里来打工，你是在漂泊，我就想写这样的一种心灵的漂泊，而且我觉得台湾是特别鲜明的。
为什么特别鲜明？
杨渡：因为台湾本来就是一个移民的社会，这个移民社会使得我们不断漂泊，然后你可以随时移居到其他的城市。那本书其实是我在美国做访问学人的时候被触发的，那个时候是1995年，美国正在歌颂亚洲经济奇迹，在斯坦福大学那么漂亮的校园，俊男美女都是有钱人的小孩，在漂亮的草坪上，晒他们漂亮的皮肤，可是他们在讨论的是亚洲经济奇迹，说亚洲赚了多少钱，多么了不起。
我就在想我们的亚洲，我的家乡，1990年代的时候，有那么多的空气污染，河流的污染，海边这种毒的污染等等，所以我在想，我们的家乡不是像你们讲的那种天堂，而我们在经济成长过程中，所有付出的代价是你们所不知道的。
台湾用了30年的时间走向现代化，到1990年几乎都完成了。欧洲的现代化走的路程是400年，所以我觉得我必须去记录这段历程，特别是要从人的生命去记录这段历程。因此我后来写《一百年漂泊：台湾的故事》就想记录，这是一个转型极端的历程。
2016年在大陆出版的时候，销售得很好，我没有想到大陆的回响那么多，我常常跟文化界写作的年轻朋友说，我们值得记下来，为什么？因为我们在一个巨大的现代化转轮里面，我们被迫用10倍数的速度，去走向现代化，所以人性也好，价值观也好，经过很多扭曲，可是我又觉得我们这一代是很幸运的，一个人一生中能够经历过农业文明，又经历过工业文明，然后走入资讯时代，你仿佛经历过三种文明，唯有你知道它的差别。
用手中的笔对抗现实的忧伤和苦闷
杨渡：写作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我知道你14岁被迫长大后很苦闷，你说你写日记、写诗是为了抒发这些苦闷，能够书写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你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上文学、写作，决定要把它当成终生事业？
杨渡：在日记里面去记载内心的各种秘密，包括苦闷、忧伤、难以为外人道的内在世界，包括对于一个女孩子的单恋。我后来觉得写作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因为当我们写作时，要把原来的忧伤、苦闷化为文字时要经过一层转化，你就仿佛站在一个距离之外。
在看情绪的时候，你就是第三者，情绪对你来说就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了。
杨渡：让自己变成另一个自己，我才真正学到原来写作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你在辅仁大学时读的是中文系，当时的理想是什么？
杨渡：我的愿望是当一个作家。因为我父亲一直希望我跟他去做生意，所以他希望我念商科，可是我对商科实在没有兴趣，我觉得那是一个很没有人情、道义的世界。我宁可去从事文学创作。
再来就是我在高中的时候读到了陈映真的小说。他的小说集叫《将军族》，里面有一篇小说叫《我的弟弟康雄》，康雄因为家道中落，要去寻找生命的出路，就在脑子里面建构了许多，平民医院、平民学校、平民的托儿所等等，所以我就开始追寻这样的一个乌托邦。
陈映真（1937-2016），台湾作家，社会活动家，创办、主编《人间杂志》；代表作品有《夜行货车》《将军族》《人间风景》《赵南栋》等。
陈映真是对你文学启蒙最重要的一个导师，你把他的照片还放在自己的书房，提醒自己不忘初心。他对你最大的影响是他的哪一些作品？
杨渡：因为阅读了《我的弟弟康雄》，我开始知道我所受到的家庭的遭遇、苦难，别人也有同样的感受，我知道我不是孤单的，我不是唯一受苦的人，内心里面会觉得有多一些的勇气，有一些新的理想。
后来跟陈映真认识，是我大学毕业之后，编杂志共事，我从他身上感受到的，是他对于人的关怀、对于时代的一种悲悯。我觉得一个文学作家对于时事的批判，他会怀着一种悲悯之心，我觉得他对我最大的影响，是他一直有这样的心情。
被忽略的212年
为什么要写有温度的台湾史？
杨渡：台湾绝对不会是一个攻打的据点
而应该是一个对外开放的“门庭”
是什么触动你要系统地写台湾历史？
杨渡：2006年陈映真在北京生病前一直想写台湾历史，要把台湾历史整理得更清楚，一直没有动手。后来他生病过世了，他写过许多理论，我们必须写一部历史是可以给年轻人看的完整的历史。所以我要写有温度的台湾史，我希望它是有历史的温情跟敬意，而不是现在被扭曲的、自我繁殖的、独派的台湾史。
你觉得现在台湾的年轻人会对台湾史有兴趣吗？他们的历史观是什么样的？
杨渡：我觉得现在台湾的历史观缺少一个总体的视野，台湾现在的历史被切割成荷兰、日本的殖民，但中间清朝治理时代的212年被略掉了。年轻人在阅读这段历史时缺少总体的视野，看不到未来的趋势。因此我在写这些历史的时候，其实是想说明未来的方向。
我正在写一本书叫《台湾大历史》，我希望有一个超脱的总体的大视野，台湾是从欧亚大陆跟菲律宾板块挤压出来的，很像是欧亚大陆的“门庭”，面对着太平洋，背靠着欧亚大陆。台湾糖业在清朝已经做得非常好，所以在学者的研究里，台湾在日本来之前是一个小小的糖业帝国，那就是日本觊觎它的原因。
你觉得现在台湾的年轻人缺乏了清朝的这一大段历史，希望在台湾史中能够把这一段历史说清楚。
杨渡：当我们把台湾作为大历史来看的话，就会比较看清楚它长远的历史定位跟地缘政治，以及它未来可能的走向。它绝对不会是进去攻打的一个据点，而应该是一个“门庭”，是一个对外开放的角色。
所以我们作为学人，应该把所有的功课跟思路补回来，让大家可以把问题想清楚，把命运想得更清楚。
像比如说日据时期，我研究日据时期的农民运动、文化协会的运动，你就会了解，日本怎么把台湾当成二等公民，那么在台湾光复的时候，这些知识分子他们如何看待光复之后自己的角色？他那种内心，就像作家吴新荣讲的，他说他马上把日本的神道社牌位拿掉，拿他家的祖先牌位出来摆，拜完之后他跟祖先说，以后我们不要再当二等公民了，我们自由了，就是这样的一种心情，必须找回自己跟祖先、跟自己所从来的文化的一个连接，而不再是一个孤立的，仿佛被切割成为殖民下的一个被教育者。
所以我后来写有温度台湾史的时候，我就找了许多的人的回忆录，他们回忆在那个时刻，尤其是在1945年光复的那个瞬间，他写下来的日记，你就看到他真实的心情。
杨渡谈两岸青年：
生活文化已贴近
不屑于大人们吵政治隔阂
2015年，杨渡出版人物纪实作品《暗夜的传灯人》；2017年，出版历史著作《在台湾发现历史》；2022年出版历史著作《缺席的岛屿故事》。
蒋介石当时带了很多的知识分子过来，您称之为“渡海传灯人”，对于台湾的传统文化、艺术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启蒙、传承作用，系统地写这个群体的书多吗？
杨渡：只有杨儒宾写过，其他的比较少。我去演讲的时候收集了不少，不仅仅是我在书里面提到的，还有很多艺术家，像“渡海三家”溥心畬、张大千、黄君璧，还有书法家台静农，他们有各自的生命故事。而且不仅仅是他们，还有财经界李国鼎、孙运璿，他们都曾经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觉得要动笔了？
杨渡：年少时并不觉得有什么，长大后我在读一些历史书时，才想起其实齐治平老师当年给我们那种启蒙，在其他地方是碰不到的。我突然发现原来那个年代来了那么多的知识分子，当时台湾只有台湾大学，其他都是工学院，所以这些知识分子就流落到各方高中去。经历过那么多，一无所有之后重新站在讲坛上，面对那些剃着青青小平头的年轻高中生，从头开始传授，是什么感觉？仿佛是很多使命，很多生命中的内在精神想要传递出去，而这一方教席就是他安身立命的所在。
齐治平老师上的第一堂课，他说各位同学你们要按照课本看，还是要我告诉你们真正的历史。我们说当然要讲真正的历史。
你说两岸现在网络是没有地域之分的，很多的流行、艺术、文化、戏剧，其实都在看，你觉得两岸之间的年轻人现在还有认知上的隔阂吗？
杨渡：快要贴得很近了，唯一的认知隔阂就是政治上，但其实在生活、文化上很贴近。
有一群学校搞科技的年轻人，他们看的网络是什么呢？他会去清华大学，看清华大学老师介绍，你可以去哈佛上什么课，台湾没有这样的老师说，你可以在哈佛上哪些课，特别是你做资讯产业的，你是可以免费学的，大陆很多这样的视频。大人都以为自己的政治界限很厉害，其实对年轻人来讲，他们有些不屑，他们就直接跨领域，直接出去寻找他们要的知识了。
我总觉得我们这个时代太急速，未来的年轻人会面对一个巨变的时代，要有很强的节制、自制的能力，看清楚情势，要看大局，也要看局部的格局。在这个大局里找到自己生命的定位，才不会彷徨。
来源 | 凤凰卫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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