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考古发现进一步扩展了红山文化的时空框架。研究表明，在距今5300年前后，红山文化人群已经抵达桑干河流域，与本地人群的交流融合将红山文化核心区的信仰体系、礼仪秩序也带到了这一区域，成为红山文化向南影响的前沿。考古发现进一步拉近了史前考古与历史文献记载之间的关系，为红山文化是“中国文化的直根系”提供了新的证据。红山社会以自己的制度创造和精神信仰为中华文明的发展注入了重要的精神力量，红山文化时期形成的礼制成为历史时期完善礼制的源头，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中国考古学的发现与研究实证了世界稻作农业起源地位于中国长江中下游地区，也确立了考古学研究稻作农业起源的重要地位。严文明先生在《长江文明的曙光》中对稻作起源研究有过“两次飞跃”的阐述：“第一次飞跃”是从20世纪50年代在湖北京山屈家岭等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发现稻谷遗存到70年代在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发现“最丰富的史前稻谷遗存宝库”。“第二次飞跃”是从河姆渡遗址发现到20世纪90年代湖南澧县彭头山、八十垱等遗址发现距今约9000年的栽培稻遗存，与此密切相关的还包括同一时期发现的湖南道县玉蟾岩、江西万年县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它们把稻作起源的时间线索提早至距今1万年前。“两次飞跃”的观点基本奠定了稻作农业长江中下游起源的考古学认识格局。
夏商时期中原王朝势力的南下对赣鄱流域产生了深刻影响。早商时期，商文化势力扩张至长江以南，并开启了对江西北部铜、锡矿资源的开发利用。中原文化势力的南下带来了先进的物质文化与青铜生产技术，不仅推动了江西北部地区生产技术的变革与青铜工业的萌芽，也促进了该区域青铜文化的发展与演进。江西地区是夏商时期我国青铜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江西地区丰富的铜、锡资源源源不断输入中原，为璀璨的青铜文化提供了重要支撑。（）
长期以来，中亚的中世纪历史被描绘为两种根深蒂固的政治—经济体系之间的相互作用：一个是城市化的农业帝国，另一个则是游牧部落联盟（汗国）。考古与历史证据表明，作为生产、贸易、宗教传播以及政治权力的核心枢纽，中亚的城市数千年来一直是区域帝国发展与政治霸权的推动力量。然而，从概念上来说，草原与高地上的游牧政体通常被视为与城市化无关，其政治力量被认为源自快速机动的骑兵部队与农业区之外的部族联盟网络。同时，高地地区及其人口亦常被不加批判地假定为依附于低地中心的农业与科技生产力，并与低地中心的政治经济结构相对立。然而，考古研究者对这一说法提出了质疑。
线型地画与浮雕型地画并非对立形式，实乃互补的空间媒介，协同构建引导朝圣、感知与仪式实践的宗教景观。线型地画指示通往神庙与圣地的朝圣方向，由此建立大尺度行进秩序；浮雕型地画则凭借仅能在古道近距离识读的微妙轮廓，引导行进者关注图像本身，并在行走中实现感知的连续转化。通过这两种不同尺度空间引导形式的层级化布局，纳斯卡潘帕形成多层次宗教景观，行进过程与感知体验的流动均在空间中获得有序组织。除空间阐释外，尚需强调本研究的方法论意义。本研究引入的AI技术，系统性、广域性地获取传统调查技术难以识别的浮雕型地画，为重新审视其在景观中的功能提供新的基础。尤其在坡地等低能见度地形条件下，AI发挥联接大规模预测与实地调查的重要中介作用，显示出重建纳斯卡潘帕宗教景观的方法论潜力。
大神庙项目为理解墨西加宇宙观、国家形成、仪式实践与城市组织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解释框架。从建筑层面看，大神庙可以视作一个具象的宇宙模型。维齐洛波奇特利与特拉洛克的双神殿，将太阳与雨水、战争与丰饶、火与水等核心二元对立物化于石。台阶、朝向与平台布局共同构成了宇宙平衡的空间表达。祭品组合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对应关系。其内部结构与埋藏位置表明，建筑与礼仪是在同一符号体系下互相呼应、共同阐释神学原则的。大神庙同时也是仪式表演的舞台，其建筑设计有序组织着参与者的行走路径与观众的视线，许多仪式以从地面向塔顶的队列攀登为核心动作。科约尔沙乌基石雕被发现于维齐洛波奇特利神殿台阶之下，这一事实证实了关于神话故事在台阶上通过牺牲行为再现的解释。
考古学研究的核心任务之一是将“什么时候发生了什么”尽可能理清楚，比如，聚落何时出现扩张？稻作与家畜的利用何时强化？礼制与权力结构何时成形？这些问题看似宏大，但最终都要落到一条准确的时间轴上。因此，年代框架的可靠性对讨论技术传播、社会复杂化、区域互动等非常重要。
在众多测年手段中，碳十四测年因可直接测定有机体中碳交互的停止时间，而长期作为考古学研究中的关键测年方法之一。但传统碳十四测年也面临很多挑战。一方面，海洋及淡水碳库效应会使一些人骨、动物骨年代在检测中“偏老”。另一方面，在中国南方等酸性土壤环境中，骨骼内的骨胶原常被强烈降解，导致可供测年的有机组分极少甚至没有。近年兴起的单体氨基酸碳十四测年技术，为破解这些难题提供了新路径，也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带来精度更高、适用性更强与更可解释的证据链。
在考古出土文物中，纸质文物始终是一类特殊而脆弱的存在。相较于青铜器、陶瓷器、玉器及漆木器等较为常见的遗存，它们既脆弱又稀少。正是这种“少而珍”的特征，几乎每一件经由考古发掘提取的纸质文物都承载着不可替代的历史信息。
由于以植物纤维为主要构成，纸质文物本身的物理力学性能脆弱。在长期地下封闭或半封闭环境中，纸质文物极易发生结构塌陷、微生物侵蚀等劣化现象。而且，纸质文物出土时往往处于高度不稳定状态，不仅难以安全展开与读取，也显著增加了后续保护修复的难度。
正因其稀有性与不可逆的脆弱属性，考古出土纸质文物的保护修复无法简单套用一般意义上的文物“延寿”模式。传统书画装裱修复虽为纸质文物保护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基础，但在应对严重劣化的考古出土纸质文物时已显示不足，需要在尊重传统修复理念的前提下，引入科学检测分析手段，探索更加温和、可控且可逆的保护修复路径。
基于这一现实背景，考古出土纸质文物的保护修复已不仅是技术层面的操作问题，而要在传统修复经验与现代科学手段的融合中重构保护思路，以探索更加安全、稳妥且具有可持续性的保护路径。
这项研究的意义，不止于彩陶记录技术层面的效率提升，更在于它为考古学方法论带来的启示。首先，它推动了考古资源的资产活化。基于单张照片的三维重建技术使得大量封存在图录甚至历史老照片中的文物影像，都可以被低成本地转化为可交互、可测量的三维数字资产。其次，它促进了“计算考古学”的发展。人工智能的介入使得大规模的定量分析成为可能，当成千上万件彩陶或其他文物被转化为标准化的三维模型后，计算机就可以辅助学者发现人类肉眼难以察觉的形态演变规律，从统计学的角度揭示史前工匠的技术标准化程度及区域间的文化互动强度等问题。最后，它重塑了公众与文化遗产的交互方式。读者不再是被动地观看图录中的静态照片，而是可以在虚拟空间中任意翻转、缩放那些由历史影像复原而来的文物，观察其器型或纹饰特征。这种具身性的认知体验，极大地拉近了现代人与史前文明的距离。
来源 ： 中国社会科学报
责任编辑：武雪彬 张云华 徐鑫
新媒体编辑：程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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