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三年的黑土镇，春天来得特别迟。清明已过，山头还残留着冬天的灰黄。贾正经踩着自行车，后座驮着行李，在土路上颠簸了十五里，终于看见林业站褪了色的木牌。
父亲在站门口等着，一身洗得发白的绿军装，背微微佝偻。“来了？”老人接过行李，“从今儿起，你就是国家的人了。”
林业站站长钱大宝正在院子里修剪冬青，听见动静转过身来。这是个精瘦的中年人，眼睛很亮，像能看透人心。“老贾家的老大？”他拍拍贾正经的肩膀，“你爹在我这儿干了三十年，一棵树一棵树数过来的。好好干。”
最初的几年，贾正经真是在数树。跟着钱大宝跑遍黑土镇的十八个山头，学会了辨认油松和落叶松，学会了丈量胸径，学会了在造林规划图上标注每一个坐标。晚上就住在站里的值班室，煤油灯下写工作日志，窗外是黑黢黢的山影。
“小贾，知道树最重要的是什么？”有一次巡山时，钱大宝突然问。
“阳光？水分？”
“是根。”钱大宝蹲下身，扒开落叶层，露出盘根错节的根系，“根扎得深，多大的风都吹不倒；根要是烂了，再高的树也得倒。”
贾正经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一九八八年，钱大宝升任副镇长。调令下来的第二天，他找到贾正经：“党政办缺个写材料的，你来吧。”
那是贾正经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从林业站到镇政府，虽然只隔了一条街，却是两个世界。办公室里烟雾缭绕，电话铃此起彼伏。他坐在最靠门的位置，学会了给领导泡茶——书记要浓，镇长要淡，副书记喜欢加枸杞。
也是那年秋天，高中同学聚会。甄连杰也来了，一身军装，英姿飒爽。他在部队立了功，正要提干。酒过三巡，甄连杰端着酒杯说：“正经，咱们都要好好干，给母校争光！”两只酒杯碰在一起，咣当一声，啤酒沫子溅出来，像少年时的梦想一样溢出来。
九二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黑土镇也躁动起来。钱大宝已是一镇之长，在党委会上力主要搞开发区。“招商引资才是出路！”他的声音在会议室回荡。
贾正经被调到刚成立的招商办。第一个项目是个港商，要在镇东头建服装厂。谈判僵持在土地价格上，贾正经陪着熬了三昼夜，最后在酒桌上解决了——他连干九杯白酒，港商拍板签字。那晚他吐得昏天黑地，钱大宝拍着他的背说：“小子，有出息！”
从此他明白了，有些事在会议室谈不成，在酒桌上能成；有些字在文件上签不了，在宾馆房间里能签。
九八年，钱大宝调任汉东市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贾正经跟着去了，任招商科科长。临行前他回黑土镇林业站看了看，老房子已经拆了，原地盖起了三层小楼。父亲前年去世，坟就在后山，正对着那片他年轻时亲手种的松林。
新世纪的阳光照进开发区气派的办公楼。贾正经的办公室在八楼，落地窗外是日渐繁华的新区。他学会了打高尔夫，学会了品红酒，学会了在谈判桌上用沉默施压。钱大宝已是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偶尔会叫他去家里吃饭，饭桌上谈的都是大项目、大规划。
“正经啊，”有一次钱大宝抿了口茅台，“你知道为什么我走到哪儿都带着你吗？”
贾正经等着下文。
“因为你像年轻时的我，”钱大宝的眼神有些迷离，“肯吃苦，会来事。但记住，事可以做绝，话不能说绝；钱可以拿，但要拿得聪明。”
二〇〇五年，贾正经调任市招商局局长。任命文件下来那天，他站在镜子前看了很久。鬓角已有白发，眼角有了细纹，唯有眼神越来越像钱大宝——锐利，深沉，深不见底。
搬进市政府大楼那天是星期一。晨光透过玻璃穹顶洒在大理石地面上，光可鉴人。贾正经的新皮鞋踩上去，发出清脆的响声。就在他走向电梯时，有人叫住了他。
“贾正经？”
他回过头，看见门卫岗亭里探出一张黝黑的脸。那张脸有些熟悉——是甄连杰，但又不是记忆中的甄连杰。军人的挺拔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常年劳作形成的微驼；眼里的光芒暗淡了，只剩下温顺的疲惫。
“连杰？”贾正经停下脚步，“你怎么在这儿？”
“看大门。”甄连杰搓着手，那双手粗糙皲裂，“厂子倒了，托人找了这份工。你呢？来办事？”
“调到这儿工作了。”贾正经抬腕看看表，那块表是一个开发商送的，瑞士货，价值他三年工资，“赶着开会，改天聊。”
他转身走了，能感觉到背后那道目光。电梯门合上时，他从镜面里看见自己笔挺的西装，也看见远处那个蓝色的身影。有那么一瞬，他想起了高中毕业那年，两个少年在操场上畅谈理想。甄连杰说要去保卫国家，他说要建设家乡。
电梯上行，那个蓝色的身影越来越小，最后消失不见。
接下来的八年，贾正经像坐上火箭。他引进的项目一个比一个大，收到的赞誉一次比一次高。办公室的墙上挂满了锦旗和奖状，书柜里塞满了各种荣誉证书。只有深夜独处时，他才会从抽屉深处拿出一个铁盒——里面是父亲留下的林业站工作证，已经褪色发黄。父亲在照片里穿着绿军装，笑容憨厚。
他不敢多看，总是匆匆合上。
变化从二〇一三年秋天开始。先是钱大宝被实名举报的消息传来，接着是纪委进驻，然后是各种传言如野火蔓延。贾正经夜不能寐，每天照样上班，照样开会，只是眼下的乌青越来越重。
十一月七日，立冬。纪委的人出现在他办公室门口时，贾正在看一份项目书。他平静地合上文件，站起身，跟着他们走了。走廊很安静，平时那些总在门口转悠的下属都不见了。
调查持续了八十七天。他交代了一切：从第一个信封到最后一笔转账，从第一次在KTV的逢场作戏到后来固定的情妇，从最初的忐忑到最后的麻木。审讯室的灯二十四小时亮着，照得他无所遁形。有时恍惚间，他觉得自己又回到了黑土镇林业站的值班室，煤油灯下，父亲在说：“正经，树不能离了根。”
双开的决定下来那天，下着细雨。贾正经收拾了个人物品——其实也没什么可收拾的，公家的东西他一样没拿。最后环顾办公室时，他的目光落在窗台上那盆绿萝上。叶子有些黄了，该浇水了。
电梯缓缓下降。他想起这些年来，无数次乘坐这部电梯，有时意气风发，有时焦头烂额，但从没像今天这样，觉得电梯下落得如此之慢。
一楼到了。门开时，甄连杰正在拖地。看见贾正经，他直起身，握着拖把的手紧了紧。
四目相对。贾正经看着老同学身上的深蓝色制服，忽然想起父亲那身洗得发白的绿军装。这么多年，他一直想摆脱那种颜色，那种属于林业站、属于黑土镇、属于父辈的土气。可现在他觉得，蓝色很好，绿色也很好，都比他现在这身西装干净。
纪委的同志等在门外，没有催促。
贾正经走到甄连杰面前。他想说很多话，想问老同学这些年怎么过的，想说说高中那些往事，想问问他还记不记得毕业那天他们在操场上说的话。可最终，千言万语只化作一句：
“连杰，”他的声音很轻，轻得像怕惊扰什么，“老同学，再见了。”
甄连杰愣了一下，随即重重地点头。他没说话，只是伸出那只粗糙的手，在贾正经肩膀上用力按了按。那个动作里有温度，有重量，有这么多年沉默的岁月。
贾正经转身走向大门。雨丝飘进来，打在他脸上。他忽然想起很多年前，也是这样一个雨天，他跟着钱大宝在黑土镇的山上查看苗木。新栽的松树在雨里挺立着，钱大宝说：“你看，根扎稳了，雨再大也不怕。”
门外停着车。贾正经最后回头看了一眼这座大楼，看了一眼大厅里那个蓝色的身影。然后他整了整衣领——这个动作他做了半辈子，今天最后一次——弯腰上了车。
车子发动时，甄连杰还站在原地。雨水顺着玻璃窗流下来，模糊了那个蓝色的身影。贾正经忽然很想告诉儿子——儿子今年刚考上大学，学的是林业——告诉他：人这一生，最重要的是把根扎在正地方。根正了，风雨再大也能立住；根歪了，爬得再高也得倒。
但他没说。有些道理，需要自己摔过跤才明白。
车子驶出市政府大院，汇入街道的车流。雨刮器左右摇摆，像时间的钟摆。贾正经靠在座椅上，闭上了眼睛。恍惚间，他仿佛又回到了黑土镇，回到了十八岁的那个春天，他骑着自行车去林业站报到，路两旁是新栽的树苗，在春风里轻轻摇晃。
而此刻，市政府大楼的门卫室里，甄连杰继续拖地。他把每一块大理石地砖都拖得干干净净，能照见人影。拖到贾正经刚才站过的地方时，他停了一下，用力拖了三遍。
窗外，雨还在下。国旗在雨中飘扬，那抹红色在灰蒙蒙的天空下格外醒目。甄连杰站直身体，向着国旗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这个动作他每天要做四次，早中晚和下班时，雷打不动。
雨声中，他轻声哼起一首老歌。那是他们高中毕业那年最流行的歌：“我们是八十年代的新一辈……”
歌声很轻，很快就被雨声淹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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