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聂荣臻传》、《沙飞摄影作品集》、《晋察冀画报社史料》等史料文献
部分章节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请理性阅读
1950年3月4日清晨，石家庄郊外的刑场上，一个瘦弱的身影静静地站在那里。
执行官手中的判决书在晨风中微微颤抖，这个即将被处决的人，正是《晋察冀画报》社主任、副师级干部沙飞。
下令处决他的，是对他有知遇之恩的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
就在行刑前夜，聂荣臻含着眼泪对工作人员嘱咐道："给他点鱼吃，他是南方人，爱吃鱼，别让他饿着上路。"
这句简单的话语背后，承载着一段复杂而悲怆的历史。
【一】南国青年的摄影梦
沙飞原名司徒传，1912年5月5日出生于广东省开平县赤坎镇书楼村一个药商家庭。
他的父亲司徒伟是一位开明爱国的商人，经常向子女们灌输"勤奋学习，学有所成，报效祖国、振兴中华"的思想。
在广州这个中国早期民主革命的摇篮里，沙飞度过了自己的学生时代，并在心里播撒了革命的种子。
20世纪初的广州，正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前沿阵地。
孙中山在这里建立了同盟会，发动了数次起义；各种新思潮在这里激荡碰撞，马克思主义思想也开始传播。
年轻的司徒传从小就在这样的革命氛围中成长，目睹了传统社会的腐朽和新思想的兴起，心中早早地埋下了救国救民的种子。
司徒传幼年就读于广州市立初级小学，成绩优异，特别是在文学和艺术方面表现出了超常的天赋。
他喜欢阅读各种进步书籍，对社会现实有着敏锐的观察力。
高小毕业后，1926年初，年仅14岁的司徒传同时考取了广东省无线电专门学校和广州育才英文学校，这在当时是相当了不起的成就。
无线电技术在当时是最先进的通讯手段，掌握这门技术意味着有了一技之长。
在无线电学校里，司徒传不仅学习了扎实的专业技能，还接触到了更多的新思想。
学校里的老师大多具有进步思想，经常向学生们讲述国外的先进科技和民主思想，这对司徒传的世界观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1926年7月，正值北伐战争如火如荼地进行，年少的司徒传怀着一腔报国热血，毅然投身到国民革命军中，成为了军队中年龄最小的电台报务员。
他跟随北伐军先后转战上海、宁波、徐州、济南、北京等地，亲眼见证了这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
在军队中，司徒传接触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热血青年，大家都怀着同样的理想——推翻旧制度，建设新中国。
这段军旅生涯让他的视野更加开阔，也培养了他坚韧不拔的品格和敏锐的观察力。
他开始思考中国的前途和命运，思考自己应该为国家和民族做些什么。
北伐战争胜利后，司徒传在广西梧州的军用电台工作了3年时间。
梧州是西江流域的重要商埠，来往客商众多，各种信息汇聚。
在这里，司徒传接触到了更多的社会现实，看到了军阀混战给人民带来的痛苦，也看到了底层民众的艰难生活。
这些经历为他日后从事摄影工作，特别是关注社会底层民众的生活状况，奠定了思想基础。
1932年初，20岁的司徒传接受已升任汕头电台台长的族叔司徒璋的邀请，来到汕头电台担任特级报务员。
汕头是当时广东的重要港口城市，对外贸易发达，月薪150大洋在当时算是相当丰厚的收入。
工作相对稳定后，司徒传开始接触摄影艺术，并逐渐痴迷其中。
摄影对司徒传来说，不仅仅是一种艺术爱好，更是一种表达思想、反映社会现实的手段。
他认为摄影是忠于客观现实、追求真善美、反对假恶丑的艺术，是改造旧社会的斗争武器。
为了学好摄影，他几乎把除了寄给父母的钱以外的全部工资都用来购买摄影器材和学习材料。
他在家里专门辟出一间房子作为暗室，购置了洗印照片的全套设备，开始了系统的摄影学习和创作。
司徒传学习摄影的态度极其认真，不仅研究技术层面的问题，更思考如何通过摄影作品反映社会现实，唤起民众的觉醒。
他经常拿着相机走上街头，观察普通民众的生活，寻找值得记录的瞬间。
1933年3月30日，司徒传与电台同事王辉登记结婚。
王辉原名王秀荔，是一位思想进步的知识女性，同样关心国家命运和民族前途。
两人互称"振华"、"慕秋"，其中"慕秋"取"钦慕秋瑾"之意，可见他们对革命志士的崇敬之情。
婚后的生活是幸福的。1933年12月，他们的长子司徒飞出生；1935年3月，长女司徒鹰出生。
家庭的幸福并没有让司徒传安于现状，相反，父亲的责任感让他更加关注社会现实，更加思考如何为孩子们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这个时期的汕头，已经在日军侵略势力的阴影笼罩之下。
司徒传目睹了日军在中国犯下的种种暴行，看到了同胞们的痛苦，心中的民族仇恨和救国热情日益高涨。
他开始用手中的相机记录日军的罪行，记录人民的苦难，希望通过这些作品唤起更多人的觉醒。
【二】镜头下的觉醒之路
随着摄影技艺的不断提高，司徒传逐渐在摄影界崭露头角。
1935年6月，他以别名司徒怀加入上海黑白影社，这是当时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摄影团体之一，汇聚了众多优秀的摄影家和摄影理论家。
上海黑白影社成立于1930年，是中国现代摄影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摄影组织。
该社强调摄影的艺术性和社会性，主张摄影应该反映现实生活，关注社会问题。
司徒传能够加入这样的组织，说明他的摄影水平已经得到了专业人士的认可。
1935年7月，司徒传的作品《图案》、《渔光曲》参加了黑白影社第三届影展，在摄影界引起了一定的关注。
《渔光曲》这幅作品特别值得一提，它反映了渔民的艰苦生活，体现了司徒传对底层民众的关注和同情。
作品构图精巧，光影运用恰到好处，既有艺术美感，又有强烈的社会意义。
为了进一步提高自己的艺术修养，1936年，司徒传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辞去在汕头的稳定工作，前往上海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西画系。
这个决定需要很大的勇气，毕竟他已经有了稳定的工作和幸福的家庭，放弃这一切去追求艺术理想，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是很冒险的。
但司徒传认为，要想真正掌握摄影艺术，必须要有更深厚的艺术功底。
西画的学习可以帮助他更好地理解构图、色彩、光影等艺术要素，从而提高摄影作品的艺术水准。
在上海美专的学习期间，他不仅学习了绘画技法，还接触到了更多的艺术理论和美学思想。
上海这个远东第一大都市，是各种思想文化的汇聚地。
在这里，司徒传结识了许多左翼知识分子和文艺工作者，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现实主义创作思想。
这些理论和思想对他的摄影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让他更加明确了艺术为人民服务、为革命服务的方向。
1936年10月8日，在上海举行的第二回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上，发生了改变司徒传一生的事情。
这天下午，他来到展览会现场，远远地看到了一个清瘦的身影正在与一群年轻的木刻家们亲切交谈。那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文学巨匠鲁迅先生！
司徒传激动得手都在发抖。
鲁迅一直是他心目中的偶像，这位文学斗士用犀利的笔锋揭露社会黑暗，唤醒民众觉悟，正是司徒传希望通过摄影达到的效果。
他赶紧举起相机，小心翼翼地穿过人群，为鲁迅拍摄了一组珍贵的照片。
这组《鲁迅与青年木刻家在一起》的照片，生动地展现了鲁迅对革命青年的关怀和支持。
照片中的鲁迅虽然身体虚弱，但精神矍铄，正在认真地听取年轻人的汇报，不时点头表示赞许。
那种长者的风范和对后辈的关爱，通过司徒传的镜头被完美地记录下来。
司徒传拍摄这组照片时，运用了他在美专学到的构图知识和在黑白影社学到的摄影技法。
他选择了侧光拍摄，突出了鲁迅的面部表情；构图上采用了三分法则，让鲁迅成为画面的视觉中心；景深的运用也很到位，主体清晰，背景虚化，整体效果非常出色。
更重要的是，这组照片不仅仅是技术上的成功，更体现了司徒传对鲁迅精神的理解和敬仰。
他用镜头捕捉到了鲁迅作为革命导师的一面，展现了这位文学巨匠对青年一代的关怀和期望。
这组照片后来成为鲁迅生前影响最大的照片之一，也成为司徒传摄影生涯的代表作。
仅仅十多天后，1936年10月19日清晨，鲁迅先生因病去世的噩耗传来。
司徒传听到这个消息时，感觉天都塌了。他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带着相机赶到鲁迅家中。
此时，鲁迅的家里已经聚集了很多人，大家都是来向这位伟大的文学家告别的。
司徒传看到，二楼的卧室里围着许多人，男女老少，面色沉痛，有人甚至掩面哭泣。
床上静静地躺着鲁迅的遗体，他两颊深陷，面色青灰，完全失去了往日的生机。
司徒传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甚至感觉身体有些发软，但当他看到手中的相机时，突然有了一股力量：他要记录下伟人最后的瞬间！
拍摄遗容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不仅在技术上要求很高，在心理上也是巨大的考验。
司徒传必须克服内心的悲伤，以专业摄影师的素养来完成这项工作。
他选择了自然光拍摄，没有使用闪光灯，以免打扰到现场肃穆的气氛；构图上采用了庄严稳重的对称式构图；曝光控制也很精准，既保证了影像的清晰度，又营造了肃穆的氛围。
这张鲁迅遗容照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文献，为后人了解和纪念鲁迅提供了珍贵的视觉资料。
更重要的是，通过拍摄这张照片，司徒传深刻地认识到了摄影记录历史的重要意义，这也为他日后成为战地摄影记者奠定了思想基础。
1936年12月，司徒传在广州举办了个人影展，展出了包括鲁迅照片在内的数十幅作品。
这次影展在当地引起了很大反响，许多观众都被他镜头下的真实生活所感动。
1937年6月，他又在桂林举办了个人影展，进一步扩大了自己的影响。
这两次影展的成功，标志着司徒传在摄影界的地位得到了确立。
但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些展览，他认识到摄影作品具有强大的宣传教育作用，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社会现实，激发民众的觉悟。
这种认识为他日后投身革命事业，用摄影为抗日救亡服务，提供了思想准备。
【三】投身抗战的摄影记者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
消息传到上海时，司徒传正在美专上课。听到日军全面侵华的消息，他再也无法安心学习了。
面对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司徒传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放弃学业，投身抗日救亡运动。
司徒传认为，在这个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每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应该为抗战贡献自己的力量。
作为一名摄影师，他的责任就是用手中的相机记录抗战的真实情况，向全国和全世界展示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
他写信给在汕头的妻子王辉，详细说明了自己的想法。
王辉虽然担心丈夫的安危，但她深深理解司徒传的选择，表示全力支持。
她在回信中写道："国难当头，匹夫有责。你去吧，我会照顾好孩子，等你回来。"
1937年8月，司徒传告别了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孩子，告别了安稳的生活，踏上了前往抗日前线的道路。
他首先来到太原，加入了李公朴创办的全民通讯社，正式成为一名战地摄影记者。
李公朴是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全民通讯社是在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指导下建立起来的新闻通讯机构，致力于宣传抗日，团结各界力量共同抗战。
司徒传能够加入这样的组织，说明他的政治觉悟和专业能力都得到了认可。
当时的山西是国共合作抗日的重要战场，八路军驻晋办事处公开设立，承担起联络通讯和巩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职能。
办事处经常接待来自各地的记者，为他们介绍战争形势，阐明中国共产党的抗日立场，扩大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的影响。
9月25日，八路军115师在平型关取得大捷，歼灭日军1000多人，这是全面抗战以来中国军队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
消息传来，举国欢腾。司徒传立即向通讯社申请前往前线采访，希望能够用镜头记录这一历史性的胜利。
获得批准后，司徒传带着相机和采访器材，跟随其他记者一起前往平型关战场。
这是他第一次深入抗日战场进行实地拍摄，心情既兴奋又紧张。一路上，他看到了战争的残酷，也看到了八路军战士的英勇无畏。
在前往平型关的途中，司徒传来到了五台山脚下的河东村，这里是八路军115师师部所在地。
在这个普通的小山村里，司徒传第一次见到了改变他一生的人物——聂荣臻。
那是1937年深秋的一个下午，夕阳西下，金辉洒向大地。
聂荣臻正在师部的一间简陋房子里和几个指挥员研究作战地图。
当司徒传走进房间时，聂荣臻正用红蓝铅笔在地图上标注敌我态势，神情专注而坚定。
听说有记者来采访，聂荣臻抬起头来看了看这个瘦弱的南方青年。
聂荣臻的第一印象是，这个年轻人虽然身材不高，但眼神特别坚定，那种眼神里透露出的热忱和责任感让人印象深刻。
采访过程中，司徒传被聂荣臻的人格魅力深深震撼。
这位八路军高级指挥员不仅具有深厚的军事素养，更有着坚定的革命信念和质朴的人民情怀。
聂荣臻详细介绍了平型关战斗的经过，分析了敌我双方的态势，展望了抗战的前景，话语中充满了必胜的信心。
更让司徒传感动的是，聂荣臻对普通战士的关怀。
在谈话过程中，有几名伤员被送到师部，聂荣臻立即放下手头的工作，亲自察看伤员的情况，安排医疗救治。
这种对战士如亲人般的关怀，让司徒传看到了一位真正的人民军队指挥员的风范。
司徒传还深入到八路军的连队中，与普通战士交谈，了解他们的生活和战斗情况。
他发现，这支队伍和他以前见过的军队完全不同。这里没有等级森严的官僚作风，没有欺压百姓的恶习，有的只是官兵一致、军民一家的和谐氛围。
战士们虽然装备简陋，生活艰苦，但精神状态非常好。
他们为了民族解放而战，为了保卫家乡而战，每个人的眼中都闪烁着坚定的光芒。
司徒传用相机记录下了他们训练、生活、战斗的各种场面，这些照片后来成为反映八路军精神风貌的珍贵历史资料。
采访结束后，司徒传的内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他深深地被八路军的精神所感动，被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所吸引。
他开始思考，作为一名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应该如何在这场民族解放战争中发挥自己的作用。
经过深思熟虑，司徒传郑重地向聂荣臻提出了一个请求：加入八路军。
他说："司令员，我想加入八路军，用我的相机为抗战服务，为人民服务。"
聂荣臻看着这个眼神坚定的年轻人，心中涌起一阵暖流。
经过考察，1937年10月，聂荣臻亲自批准了司徒传的申请。
从此，司徒传正式改名为沙飞，成为八路军的一员，也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第一位专职新闻摄影记者。
这个改名很有象征意义："沙"字象征着广阔的大地，"飞"字象征着高远的理想，沙飞这个名字体现了他要在祖国大地上展翅高飞，为民族解放而奋斗的志向。
1937年12月，沙飞被分配到晋察冀军区《抗敌报》编辑部任副主任。
聂荣臻还把缴获敌人的一台德国韦尔脱照相机交给沙飞使用，这台相机后来陪伴沙飞度过了许多艰难的战斗岁月，记录了无数珍贵的历史瞬间。
【四】战火中的光影记录者
加入八路军后，沙飞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从过去安稳的电台工作和学校生活，到现在艰苦的战地生活，这个转变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巨大的挑战。
但沙飞没有退缩，他以顽强的意志适应着新的环境，学习着新的技能。
首先需要解决的就是交通工具问题。
在战地，徒步行军是最常见的，但作为摄影记者，沙飞经常需要快速转移到不同的采访地点，因此必须学会骑马。
沙飞以前从没骑过马，第一次上马就摔了下来，摔得鼻青脸肿，相机也差点摔坏。
但他没有放弃，在老战士的帮助下，一次次练习上马、下马、控制马匹。
每天训练结束后，沙飞总是浑身酸痛，但他咬牙坚持，从不叫苦。经过一个多月的刻苦练习，他终于掌握了骑马技能，能够跟上大部队的行军速度。
更大的挑战是适应战场环境。
战地摄影和一般的摄影创作完全不同，需要在枪林弹雨中工作，需要在瞬息万变的战况中捕捉最有价值的瞬间。
沙飞必须学会在保护自身安全的同时，完成摄影任务。
在阜平狙击战中，沙飞第一次真正体验了战场的残酷。
当时，日军正在向八路军阵地发起猛烈攻击，炮弹在头顶呼啸而过，子弹在身边嗖嗖飞舞。许多人都趴在战壕里不敢抬头，但沙飞却举着相机，寻找拍摄角度。
他跟着战士们往前冲，用镜头记录下了八路军与日军白刃战的惨烈场面。
在混乱的战斗中，他一边要注意自身安全，一边要抓住稍纵即逝的拍摄机会。
一场战斗下来，沙飞的棉袄被打穿三个大洞，帽子也被子弹打飞了，但他浑然不觉，只是专心地保护着相机和底片。
战斗结束后，当战友们发现沙飞的险情时，都为他捏了一把汗。
团长杨成武看着这个南方来的知识分子，既心疼又敬佩，专门派了一个警卫员保护他，还配了一个马夫帮助他照料马匹。
在黄土岭围歼日军中将阿部规秀的战斗中，沙飞再次展现了战地记者的职业精神。
这是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战斗，击毙日军"名将之花"阿部规秀，对鼓舞全国抗战士气具有重要作用。
连指导员考虑到沙飞的安全，命令他撤回相对安全的二梯队，但沙飞坚持要留在前线。
他说："我是来参加战斗的，拍你们连战斗场面的，到后面怎么完成任务？"
这句话体现了沙飞对工作的高度责任感。
他始终坚持在最前线，用镜头记录下了这场著名战斗的珍贵影像，为后人了解这段历史提供了重要资料。
战斗结束后，天空飘起了雨夹雪，天气非常寒冷。
营首长请沙飞到营部取暖，但沙飞拒绝了，坚持要跟战士们挤在连部。
他说："我是八路军的一员，应该和战士们一起。"这种与士兵同甘共苦的精神，赢得了大家的尊敬。
聂荣臻对沙飞的表现非常满意，看出了这个南方知识分子身上蕴藏着的巨大潜力。
1939年2月，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宣传部设立新闻摄影科，这是中国人民革命摄影史上第一个正式的摄影机构，沙飞被任命为科长。
这个任命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标志着中国人民军队摄影事业的正式起步。
同时，沙飞还被破格提拔为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编辑社副社长，这在当时是很高的职位。
一个参加八路军才一年多的知识分子，能够得到如此重用，充分说明了聂荣臻的知人善任，也说明了沙飞的才能得到了充分认可。
在新的岗位上，沙飞更加忙碌了。他不仅要完成自己的摄影任务，还要组织和指导整个军区的摄影工作。
他开始系统地培养摄影人才，建立摄影工作制度，为根据地摄影事业的发展奠定基础。
沙飞在战地摄影实践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创作理念。
他提出了"摄影武器论"，认为摄影作品应该像武器一样，能够打击敌人，鼓舞人民。
他强调摄影必须真实地反映现实，必须为政治服务，为人民服务。
在随军拍摄的过程中，沙飞创作出了一系列经典作品。
《塞上风云》展现了八路军在长城脚下与日军激战的场面；《沙原铁骑》记录了八路军骑兵部队驰骋疆场的英姿；《战斗在古长城》表现了中华民族在民族危亡时刻的不屈精神；《八路军铁骑通过平型关》再现了平型关大捷后八路军的威武雄姿。
这些作品不仅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更以其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激励着根据地军民的抗战斗志。
沙飞运用自己在美专学到的艺术知识，结合战地摄影的特殊要求，创造出了独特的摄影风格。
他的作品构图大气，用光精妙，既有纪实摄影的真实感，又有艺术摄影的美感，达到了思想性、艺术性和纪实性的完美统一。
而当沙飞按下快门，定格下一幕幕反映八路军英勇战斗的珍贵瞬间时，谁也不会想到，多年后当他再次举起手中的武器时，面对的却不再是敌人，而是一个想要救治他的人......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