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杰，钱会不会就这么没了？”姑姑紧抓着我的胳膊，声音发抖。
一百二十万拆迁款，是她养老和给儿子换房的全部指望，可邻居们都拿到了，唯独她的迟迟不到账。
我带她去问个究竟，办事员查了许久，最终却说出让姑姑如坠冰窟的一句话……
一
老城区改造的消息，像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激起了一圈又一圈的涟漪。
这片被城市发展遗忘的角落，名为“红星里”。
我姑姑王桂兰，在这里的平房区住了一辈子。
她那间仅有三十平米的小屋，墙皮斑驳，屋顶漏过雨。
小屋见证了我表哥周浩从呱呱坠地到长大成人。
它也默默送走了我那位因病早逝的姑父。
如今，这片承载了红星里居民半个世纪记忆的砖瓦，即将在推土机的轰鸣声中，换成一串银行账户里的数字。
邻居们都沉浸在一种混杂着不舍与期盼的复杂情绪里。
巷子口开小卖部的李大爷，见人就咧着嘴笑。
他计划拿着这笔钱，带老伴去一趟向往已久的北京，看看天安门。
住在姑姑家隔壁的张婶，是行动派。
她早在协议签完的第二天，就去新城区看好了楼盘。
她说等钱一到账，立刻就去付首付，再也不用忍受夏天的闷热和冬天的阴冷。
拆迁办公室门前的小黑板上，用红色粉笔写着“第一批次款项预计发放日期”。
那个日期，像一个节日，被所有人牢牢记在心里。
日子一天天临近。
巷子里开始出现搬家公司的卡车。
叮叮当当的打包声，邻里间高声的道别，旧家具被搬上卡车的摩擦声，交织在一起。
曾经在傍晚时分坐满摇着蒲扇闲聊人群的巷子，一天比一天空旷。
只有我姑姑王桂兰，像一株被遗忘在墙角的植物，日渐沉默。
她是第一批签字的。
她和李大爷、张婶，是在同一天，同一个办公室，签下的拆迁补偿协议。
约定的发放日期到了。
李大爷的手机收到了银行短信，他激动得给每个亲戚都打了电话。
张婶第二天就拉着女儿，兴高采烈地去售楼处办手续了。
巷子里其他几户人家的款项，也都在随后的两三天内陆续到账。
唯独我姑姑的那个银行账户，始终没有任何动静。
那个数字，纹丝不动。
她开始整夜整夜地失眠。
我下班后去看她，她总是坐在那张吱呀作响的旧藤椅上。
她手里握着一部屏幕已经有些刮花的旧手机。
手机的待机画面，是表哥周浩穿着学士服的毕业照。
她会一遍又一遍地解锁手机，点开那个熟悉的银行APP。
她输入密码的动作，因为重复了太多次，已经带上了一种机械的麻木。
登录，刷新，余额不变。
她盯着那个数字看很久，然后长长地叹一口气，再默默地退出程序。
那个印着银行标志的蓝色图标，成了她全部的希望，也成了她所有焦虑的源头。
“小杰，你说是不是我哪里弄错了？”
她抓住我的手，粗糙的手心里全是黏腻的冷汗。
她的手指关节因为常年操劳而有些变形，此刻却在无法控制地微微发抖。
“不会的，姑姑，流程多，可能就是银行处理得慢了点。”
我只能用这种连自己都不太相信的理由来安慰她。
她嘴里开始反复念叨着那笔钱的用途。
她把每一个数字都规划得清清楚楚。
“二十万，我自己留着，看病养老，肯定是够了。”
“剩下的一百万，全都给浩浩。”
“他现在住的那个房子，太小了，才六十多平。”
“将来结了婚，有了孩子，家里来个人都转不开身。”
“给他换个大点的，三室的，让他媳妇儿在娘家那边也有面子。”
表哥周浩，是她生命的全部支柱。
她念叨这些话的时候，原本浑浊的眼睛里会透出一种近乎于信仰的光芒。
仿佛那一百二十万，不是一笔钱。
那是能保证她儿子后半生幸福无忧的灵丹妙药。
她自己也给拆迁办打过几次电话。
每一次，电话那头都是同一个年轻又极度缺乏耐心的声音。
“在走了，在走了，催什么催啊。”
“我们这边几百户人家，都要按顺序来的，就你特殊？”
“等着吧，到了会通知你的。”
随后，电话就被“咔哒”一声挂断。
那种不容置疑的敷衍，比直接的拒绝更让人感到无力和煎熬。
又过了三天，巷子里最后一户人家也搬走了。
我再去姑姑的临时住处，她整个人又瘦了一圈。
出租屋里光线昏暗，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潮湿的味道。
桌上摆着几乎没动过的饭菜，已经彻底凉透了。
她正拿着一块干净的软布，反复擦拭着一个红色的绒面文件夹。
那里面，是拆迁协议的原件，和所有相关的证明材料。
她把那几页纸看得比自己的命还重要。
我看着她花白稀疏的头发，和那双因严重睡眠不足而深陷下去的眼睛，再也无法忍受这种无望的等待。
“姑姑，别等了。”
我拿起她的手机，当着她的面，拨通了我的部门主管，请了第二天一整天的假。
“姑姑，您别哭了，明天我请假，我带您去！”
我对着电话那头几乎要碎裂的声音，用力地说道。
电话里安静了几秒，只剩下被极力压抑的抽泣。
她用带着浓重鼻音的腔调问：“小杰，他们……他们会不会真的就不给咱们了？”
我心头猛地一紧，但说出口的话必须像一块石头。
“不会的，白纸黑字的协议在那里，他们不敢。”
二
第二天一早，天刚蒙蒙亮，我就开着车到了她楼下。
她早已等在路边。
她穿了一件自己能拿得出手的、最体面的深蓝色外套。
花白的头发用发胶固定过，梳得一丝不苟。
可那张蜡黄憔悴的脸，和那双布满红血丝的眼睛，却怎么也掩盖不住她的疲惫与惶恐。
她手里紧紧地攥着一个厚实的帆布袋。
我能感觉到，袋子里的文件被她捏得变了形。
车子平稳地行驶在城市的早高峰里。
姑姑一言不发，只是紧张地看着窗外飞速掠过的街景。
阳光透过车窗，在她脸上投下斑驳的光影。
我看到她鬓角那些新生的白发，在晨光里显得格外刺眼。
办事大厅里比我想象的还要拥挤。
空气中混杂着纸张的油墨味、人身上的汗味和廉价消毒水的味道。
冰冷的电子叫号声在头顶上方的喇叭里循环播放。
“请A073号到三号窗口办理。”
“请B125号到五号窗口办理。”
每一个被喊到的数字，都伴随着一阵椅子挪动的声音和匆忙的脚步声。
我们取了号，前面还有三十多个人。
姑姑坐在冰凉坚硬的塑料联排椅上，身体绷得笔直。
她的手反反复复地伸进帆布袋里，触摸那个文件夹的轮廓，仿佛只有这样才能获得一丝安全感。
“小杰，你说……他们会不会为难我们？”她压低了声音，嘴唇凑到我耳边。
“不会，我们是来咨询情况的，占着理，您别怕。”我拍了拍她的手背。
她的手冰凉得像一块石头。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
大厅里的等待，像一只无形的手，在慢慢收紧每个人的喉咙。
我看到一个男人因为材料不齐和柜员吵了起来，脸涨得通红。
我也看到一个老太太因为听不清柜员的话，急得快要哭出来。
这里的每一个人，脸上都写满了焦虑。
终于，喇叭里喊到了我们的号码。
“请A098号到三号窗口办理。”
姑姑像是被电击了一样，猛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因为起得太急，她的身体不受控制地晃了一下。
我赶紧从旁边扶住了她。
三号窗口后面，坐着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
他戴着一副厚重的黑框眼镜，脸上挂着一种程式化的冷漠。
我几乎可以肯定，他就是电话里那个声音的主人。
我把姑姑的身份证和拆迁协议的复印件，从窗口下方的小槽里递了进去。
“同志，您好，我们想查一下，王桂兰，红星里三巷十二号，拆迁款为什么还没到账？”
年轻人接过材料，眼皮都没有抬一下。
他熟练地把身份证在读卡器上一刷，然后在键盘上漫不经心地敲了几下。
“在流程里。”他吐出四个字，眼睛依旧死死地盯着电脑屏幕。
“同志，跟我们同一批签字的邻居，上周就都到账了，就只差我们这一家，您能不能帮忙看看，是不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我耐着性子追问道。
他似乎对我的问题感到有些不耐烦。
“都跟你说了在流程里，系统就是这么显示的，我怎么知道是哪个环节？”
他的手指在桌面上不轻不重地敲了敲，发出的声音很烦人。
“下一个！”他冲着我们身后喊了一声。
姑姑的脸一下子涨得通红，她想说些什么，但嘴唇只是哆嗦着，一个字也发不出来。
常年与人为善的她，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应对这种场面。
我心里的那股火，“噌”地一下就顶到了脑门。
我把双手按在柜台的玻璃上，身体微微前倾，迫使他不得不抬起头来看我。
“同志，我们今天来，不是为了听你重复‘在流程里’这四个字的。”
我的声音不高，但每一个字都说得非常清晰。
“我们只想知道三个问题：第一，钱，为什么没到。第二，具体卡在了哪个环节。第三，什么时候能够解决。”
我的举动引来了大厅里其他一些人的注意，几道目光朝我们这边投了过来。
那个年轻人大概没料到我会如此坚持，他脸上的冷漠出现了一丝裂缝。
他皱起了眉头，似乎有些不情愿地，又在键盘上敲打了一阵。
“我的系统权限不够，这里只能看到最终的审批状态，看不到中间过程。”他嘟囔了一句，算是一种让步。
“那谁的权限够？谁能看到？”我紧紧地逼问，不给他任何回避的机会。
他被我问得彻底烦躁了，终于抬起手，朝着大厅里侧一间挂着“审核科”牌子的办公室扬了扬下巴。
“去找赵科长吧，最终的审核都是他签的字。”
说完，他不再理会我们，直接按下了下一个叫号键。
三
我拿起材料，扶着还有些发懵的姑姑，朝着那间办公室走去。
办公室的门是深棕色的，木门上有一块小小的黄铜牌，刻着“审核科”三个字。
门紧紧地关着。
我整理了一下情绪，抬手轻轻地敲了三下。
“进。”里面传来一个略显疲惫的中年男人的声音。
我推开门，一股浓重呛人的烟味扑面而来，熏得我忍不住眯了下眼睛。
一个穿着白色短袖衬衫、头发有些稀疏的中年男人，正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面打电话。
他看到我们进来，没有说话，只是用眼神示意我们自己找地方等一下。
他应该就是赵科长。
他的办公室不大，靠墙的文件柜里塞满了各种牛皮纸档案袋，桌上也堆着小山一样的文件。
姑姑显得非常局促不安，她站在门口，手脚都不知道该往哪里放。
我拉着她的胳膊，让她在靠墙的一排长椅上坐了下来。
那通电话打了很久很久。
赵科长一直在说“对对对”、“这个事情要慎重”、“我马上再核实一下具体情况”。
姑姑坐在椅子上，双手紧紧地绞在一起，背挺得笔直。
我能清晰地听到她因为紧张而变得粗重的呼吸声。
办公室里异常安静，只有赵科长打电话的声音，和墙上一个老式挂钟“滴答、滴答”的走动声。
每一秒，都像是在油锅里煎熬。
终于，赵科长挂断了电话，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身体靠在了椅背上。
他端起桌上那个印着“为人民服务”的大茶缸，拧开盖子，喝了一大口浓茶。
然后，他才把目光正式投向我们。
“什么事？”他的声音因为说了太久的话而显得有些沙哑。
我赶紧站起身，快步走上前，将我们带来的所有材料恭恭敬敬地放在了他面前的桌子上。
“赵科长，您好。我是王桂兰的侄子，这是我姑姑。她是红星里的拆迁户，她的拆迁款一直没有到账，想麻烦您给查查具体原因。”
赵科长“嗯”了一声，算是回应。
他拿起姑姑的身份证，又戴上了一副老花镜。
他凑到电脑屏幕前，把身份证号一个一个地输了进去。
他的手指在键盘上缓慢而有力地敲击着，不像那个年轻柜员的漫不经心，每一个动作都显得很沉稳。
屏幕上的数据和表格开始飞快地滚动。
办公室里再次陷入了令人窒息的寂静。
我站在他的办公桌边，连呼吸都下意识地放轻了。
姑姑也从椅子上紧张地站了起来，她伸长了脖子，似乎想从那块闪烁着蓝光的屏幕上看出点什么名堂。
赵科长的眉头，渐渐地皱成了一个川字。
他先是鼠标一点，放大了一个文件，凑得很近，仔细地看了看。
然后，他又切换到另一个完全不同的系统界面，输入了一长串复杂的查询代码。
他的表情，越来越凝重。
办公室的气氛也随之降到了冰点。
他拿起桌上的红色座机，拨了一个内线号码。
电话很快被接通。
“喂，小李吗？你现在立刻帮我查一下法院系统的协查平台，有没有一个叫王桂兰的被执行人记录……对，桂花的桂，兰花的兰。”
他对着话筒报出了姑姑的身份证号码。
“执行案号？我这里看不到具体的案号，你用身份证号进行模糊匹配，全面排查一下所有相关的冻结令和执行裁定。”
我的心，在那一瞬间猛地沉了下去。
法院？被执行人？
这些冰冷而陌生的法律词汇，和我姑姑这个本分善良了一辈子的普通退休妇女，怎么可能联系到一起？
我下意识地回头看了一眼姑姑。
她的脸色已经由刚才的紧张变成了煞白，嘴唇没有一丝血色。
她显然也听清了电话里的每一个字，眼神里充满了巨大的惊恐和全然的不解。
赵科长挂断了电话，他没有说话，只是用食指的指节，无意识地在桌面上轻轻敲击着。
他在等。
我们也在等。
那短短的几分钟，比之前在大厅里等一个小时还要漫长，还要难熬。
办公室的空气仿佛凝固了，沉重地压在每个人的心头。
墙上挂钟秒针走动的“滴答”声，被放大了无数倍，一下一下，都像是在敲击着我脆弱的神经。
桌上的红色电话铃声突然尖锐地响起，像一声惊雷，把我们所有人都吓了一跳。
赵科长立刻抓起了话筒。
“喂？……哦，查到了？……好，好，我知道了。”
他放下电话，缓缓地摘下了老花镜，用手用力地捏了捏自己的鼻梁。
他沉默了。
足足有十几秒钟，他就那么沉默着，眼睛盯着已经变暗的电脑屏幕，一言不发。
办公室里死一般的寂静。
我能清晰地听到自己和姑姑的心跳声，快得像要从胸腔里直接蹦出来。
终于，他抬起了头。
他的目光没有看我，而是越过了我的肩膀，直接落在了我姑姑那张因极度惶恐而扭曲的脸上。
他的语气很平静，平静得甚至不带任何个人感情的同情。
脱口而出的一句话，让姑姑整个人瞬间僵住了，仿佛被施了定身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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