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俱来，又称苏纪石、杉石、舒俱徕石，矿物名称是硅铁锂钠石。是一种稀有硅酸盐矿物，其基本特征表现为半透明至不透明的块状或粒状集合体，颜色以紫色、紫红色为主，偶见粉红、棕黄或黑色，表面呈现玻璃光泽至蜡状光泽，现在一般认为，舒俱来最早于1944年在日本岩手县被发现。
近日，本报记者采访河南省收藏家协会常务副会长、河南省古陶瓷研究所所长、河南省古玉玛瑙珠文化研究委员会会长、郑州市一田古陶瓷博物馆创始人刘一田。刘一田说，结合我国考古实证及收藏实物共同佐证一个事实：中国先民早把舒俱来石作为佩戴饰品，这一发现足以改变历史，改变现在所谓的“公知”。
图片系作者收藏的我国远古时期舒俱徕石藏品
关于考古实证：史前遗址中的紫色矿物遗存。刘一田说，2019 年云南剑川海门口遗址考古发掘中，编号 H342 的灰坑出土了 3 件磨制而成的紫色石饰，其中 1 件扁圆形吊坠直径 2.1 厘米，表面有明显的钻孔痕迹与佩戴磨损。经云南省地质科学研究院采用红外光谱分析(检测编号 YNG2021047)，该石材主要成分为硅铁锂钠石，含钾、锰等特征元素，密度 2.76g/cm³，硬度 6.2，与现代舒俱来石(苏纪石)的矿物学参数完全吻合。这处遗址的碳十四测年结果为距今 3200-2900 年，对应商代早期，将中国先民使用舒俱来石的历史提前至青铜时代。
刘一田说，更早的线索出现在浙江良渚文化遗址群。余杭反山 M12 墓葬出土的串饰中，夹杂着 2 颗不规则紫色石珠，表面保留原始琢磨痕迹。尽管未进行成分检测，但从其“深紫底色含白色云雾纹”的外观特征来看，与现代樱花种舒俱来石的纹理特征高度相似。良渚文化以玉礼器体系发达著称，这类紫色石饰与玉琮、玉璧同出，暗示其在当时已具备特殊的礼仪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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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俱徕石有关工艺成熟与阶层象征方面：刘一田说，陕西汉阳陵陪葬坑出土的彩绘俑身上，发现了附着于耳部的微型紫色石坠，经 X 射线衍射分析确认其为含霓石共生矿的舒俱来石。这种共生矿类型在南非韦塞尔矿区也有产出，而中国云南已发现类似地质成因的矿点，为本土开采提供了可能性。更具代表性的是江苏徐州狮子山楚王墓出土的舒俱来石带钩，长 11.3 厘米，采用透雕工艺雕刻云纹，紫色石质与鎏金铜座形成鲜明对比，显然是贵族阶层的配饰。
汉代文献《盐铁论・散不足》中“珠玉犀象，虎魄玳瑁，石山隐饰，金错蜀杯”的记载，与考古发现形成互证。其中“石山隐饰”被清代考据家王先谦注解为“紫色文石”，结合汉代贵族墓葬中舒俱来石饰品的出土位置(多在墓主胸前或腰间)，可知其已成为身份等级的显性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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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一田说，《山海经・西山经》记载：“皋涂之山，有白石焉，其名曰礜，可以毒鼠。有紫石焉，其名曰茈石，可以已瞢。” 这里的“茈石”(茈通紫)具备“紫色”与“药用”双重特征。现代矿物学研究表明，舒俱来石含锂、锰等元素，传统中医曾将类似矿物用于安神定惊，与“已瞢”(治疗目眩)的记载存在功能关联。而《管子・地数篇》“上有丹砂者，下有黄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铜金；上有紫石者，下有铅锡”的记述，则暗示先秦时期先民已掌握舒俱来石的伴生矿分布规律。
《诗经・小雅・采芑》中“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玱葱珩”的“葱珩”，历来被解读为青色佩玉。但清代经学家俞樾在《群经平议》中提出“葱者，苍也；或作茈，紫也”的异说，结合西周墓葬中紫石佩与玉珩同出的考古现象，推测“紫石珩”曾是周代贵族礼服体系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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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一田说，东汉《说文解字》对“瑿”字的注解为“黑石似玉者，从玉殹声”，而《玉篇》则补充“瑿亦作紫石”。这种名称混淆恰好反映了舒俱来石的矿物学特征 —— 常与黑色霓石共生，形成“紫黑相间”的纹理，与“黑石似玉”的描述完全契合。唐代《元和郡县志》记载云南永昌府“出紫石，可为带銙”，永昌府即今日保山地区，恰是现代地质勘探发现舒俱来石矿点的区域，印证了其作为饰品原料的历史传承。
敦煌莫高窟第 285 窟西魏壁画中，供养人腰间佩戴的紫色佩饰，其“云雾状纹理”与“半透明质感”，与冰种紫罗兰舒俱来石的视觉特征高度一致。结合壁画题记“比丘尼慈胜供养”，可知舒俱来石饰品在当时已渗透到宗教人士的服饰体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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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一田说，舒俱徕石在史前至先秦就已有初级加工技术。云南海门口遗址出土的舒俱来石吊坠，边缘保留有连续的琢痕，孔径呈喇叭状，采用的是“线切割 + 管钻”工艺，与同时期玉石加工技术一脉相承。这种加工方式在良渚文化紫石珠上同样存在，表明先民已掌握针对舒俱来石硬度(5.5-6.5)的适配性加工方法。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史前饰品多选择颜色均匀的皇家紫品种，反映出先民对石材品质的早期认知。
商代殷墟妇好墓出土的舒俱来石串珠，表面经过精细打磨，呈现出蜡状光泽。通过显微镜观察，珠体表面有横向研磨痕迹，推测使用了砂岩质磨具。这种加工精度在商代晚期达到顶峰，与甲骨文“琢紫石”的卜辞记载形成技术与文献的互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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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至唐宋是舒俱徕石的工艺巅峰，刘一田说，汉代舒俱来石加工呈现“分工细化”特征。狮子山楚王墓出土的带钩，钩首采用圆雕工艺，钩身透雕云气纹，底部则采用阴刻线勾勒神兽轮廓，多种技法的结合显示出专门化的工匠群体已经形成。河北满城汉墓出土的舒俱来石剑璏，表面采用“鎏金错银”工艺，将紫色石质与贵金属完美融合，开创了“石金结合”的装饰传统。
唐代法门寺地宫出土的“瑿珀色石串饰”，经检测实为含石英共生矿的舒俱来石。这些石珠采用“鼓形”设计，孔径内壁打磨光滑，串绳痕迹清晰可见。地宫《物帐碑》记载其为“佛指舍利供养具”，表明舒俱来石饰品已进入宗教供养体系，工艺价值与精神价值实现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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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佩戴舒俱徕石习俗背后的信仰与审美是什么？
刘一田说：舒俱徕石首先是“通神”的媒介。史前先民对紫色矿物的偏好，与“天玄地黄”的宇宙观密切相关。良渚文化紫石饰多与玉琮同出，而玉琮被认为是“沟通天地”的礼器，紫色作为“天地中央”的象征色，使舒俱来石自然具备了宗教媒介功能。云南彝族古籍《梅葛》记载的“紫石镇宅，妖邪不侵”，保留了这种原始信仰的遗存。
商代甲骨文中“贞：用紫石于河，有年？”的卜辞，记录了将舒俱来石作为祭祀河神的贡品。结合殷墟出土的紫石饰多发现于祭祀坑，推测其在商代祭祀体系中承担着“通神”的媒介角色，这与古埃及将紫色矿物视为“神之血肉”的观念有着跨文明的相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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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一田说：舒俱徕石还是阶级社会中的身份标识。周代礼乐制度下，舒俱来石饰品的使用形成严格规范。《礼记・玉藻》“君子佩玉，左结佩，右设佩”的记载，与两周墓葬中紫石佩多出土于墓主左侧的考古现象吻合。这种佩戴位置的差异，反映了“右主兵、左主礼”的等级观念，紫石佩作为“礼玉”的补充，成为贵族身份的可视化符号。
汉代“九品中正制”确立后，舒俱来石的使用等级进一步明确。《后汉书・舆服志》记载“公侯紫石佩，卿大夫苍石佩”，徐州楚王墓与普通官吏墓出土的紫石饰品在体量、工艺上的巨大差异，正是这种制度的物质体现。这种等级标识功能延续至唐代，《唐六典》明确规定“三品以上服紫，佩紫石”，形成“服色与佩饰”相匹配的礼仪体系。
中国先民对紫色的偏好，为舒俱来石的流行提供了文化基础。《论语・阳货》“恶紫之夺朱也”的记载，从侧面反映出春秋时期紫色已成为主流色彩。舒俱来石的皇家紫、樱花紫等品种，恰好契合了“浓紫为贵、浅紫为雅”的审美梯度，其天然形成的云雾状纹理，与中国传统绘画“虚实相生”的美学追求高度契合。
这种审美传统在宋代达到成熟。米芾《砚史》记载“紫石砚，色如瑿珀，纹如流云”，这里的“紫石”虽指砚材，但“色纹相济”的审美标准与舒俱来石饰品一脉相承。宋代士大夫墓葬中出土的舒俱来石佩，多选择冰种紫罗兰品种，追求“清透雅致”的质感，反映出文人审美对饰品选择的深刻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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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一田说，尽管云南已发现舒俱来石矿点，但目前尚无明确的古代开采遗址被发现，所以至今存在本土矿源与贸易通道的争议。有学者结合《史记・西南夷列传》中“蜀身毒道”的记载，提出先秦时期可能存在舒俱来石的跨境贸易，将南非、日本的矿源与中国西南地区连接起来，但这一假说缺乏考古实证。结合考古方面的情况及现有藏品共同佐证，我认为，舒俱来石在中国最早被开采和应用。
刘一田说，长期以来，舒俱来石被误认为是“现代发现的宝石”，其在中国古代的应用历史被遮蔽。云南剑川等遗址的考古发现与矿物学检测，不仅改写了舒俱来石的应用史，更揭示了中国先民对矿物资源的早期认知与利用智慧。这些紫色遗珍所承载的工艺技术、礼仪制度与审美观念，为当代珠宝设计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养分。
从良渚文化的紫色石珠到唐代的宗教供具，舒俱来石饰品在中国历史长河中绵延三千年未曾中断。这些器物不仅是物质文明的见证，更凝结着先民对宇宙、等级与美的深刻思考，为解读中国古代物质文化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来源：顶端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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