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7月12日中午，明永村海拔四千多米的冰川上传来一声惊呼，“快看，这里有睡袋！”药农才旺曲姆蹲下身，抹去薄雪，鲜艳的尼龙布料里露出冰蓝色的手指，僵硬却依旧整洁。消息像冲击波一样传下山，村长折返回来，第一反应竟是“那些外地人回来了”。
回忆把所有人拉回1990年12月29日。那天傍晚，17名中日联合登山队员抵达村口，背包压得肩带吱嘎作响，话语里满是两国旗帜交错的自豪。村民摆上酥油茶，席间有人低声提醒：“神山不可冒犯。”年轻的登山者只是微笑着碰杯，并没有真正理解这句劝告的分量。
寒风在山谷中掀起高唱。31日清晨，他们沿明永冰川穿行到海拔5100米的三号营地。气象学家给出的曲线显示未来48小时内风力稳定，这让队伍决定在5900米再建四号营地，随后挑选五人突击顶峰。12月29日起笔的队内日记写道：“天如水洗，山顶近在咫尺，一切顺利得不可思议。”
谁料下午三点风向突变。零下三十度的气流夹杂雪粉横扫而来，突击队被迫在6470米处挖雪坑临时避险。夜色合上山脊，日记翻到新页：“外面有影子滑过，好像婴儿哭，还有女人笑。”字迹歪斜，显然书写者正与寒冷和缺氧搏命。
熬到凌晨两点，五名突击队磕碰着冰镐下撤，回到四号营地时，目光涣散。此后全队退守5100米，原打算等天窗再冲顶。1月3日晚八点，报话机里传来嘶哑的声音：“雪厚一米多，能见度接近零。”十分钟后，又一段杂音穿插的记录进入大本营日志：“她发烧胡言，说‘他们要来了’，快回家。”大本营指挥只来得及回答“保持冷静”，山上传回的是简单的“终止通信，再见”。
1月4日凌晨十点半左右，卡瓦格博峰南壁发生特大雪崩，宽度近两公里。三号营地顷刻被吞没。山下的报话机静默，十七台呼号再未点亮。1月6日，联合救援队飞抵德钦，随后五个月艰难搜索，却连一块帐篷布都没寻到，人们开始相信队员们“被山藏了起来”。
七年后的冰川显露第一具遗骸，当年失踪的谜团终于有了实体线索。随后被发掘出的相机、海拔表以及那本日记统统被妥善封存。日方专家佐藤信夫翻开第一页时下意识倒吸凉气，脆弱的纸张上记录着风暴、幻听、持续两夜的高烧以及“影子”的出现。医学界随后给出推测：在海拔六千米以上，高原脑水肿可能引发幻觉，尤其在极端疲劳下更易出现集体症状。然而对明永村的年长者而言，“影子”只是神山警示的另一种形态，解释从来无需科学。
1999年至2003年，搜寻工作又找到五具遗骸，至第16具停留。最后一名队员的去向再无线索。2021年1月，小林尚礼在纪念碑前放下鲜花，他辞去公司职位多年，照片里常出现梅里雪山的剪影。他曾轻率挑战神山，如今替它拍照、为它守静。他说：“山不语，却句句都在回答。”
登山史里，卡瓦格博峰仍保持“处女峰”身份。海拔不过6740米，却拒绝所有脚印。对很多研究者来说，1991年的山难再次提醒，装备、体能、技术固然重要，但未知的气候窗口、高海拔心理极限以及当地文化禁忌同样决定成败。试想一下，若那日风雪延后四小时，人类或许已经站上峰顶；可假设终归是虚线，真实的坐标仍刻在纪念碑上。
梅里雪山下，香客年年转山，脚步轻微到几乎不留痕迹。对比之下，17名勇士的钢桩、绳索、金属冰锥显得刺眼。有人说这是一场关于敬畏的必修课，也有人感慨是高原疾病与极端气候的双重伏击。无论答案偏向哪头，日记中那些夹杂恐惧的句子仍在冰冷纸面上颤抖，提醒后来者：神山不会说话，但规则早已写在云层、雪檐和风口里。
登山的脚步不会停歇，卡瓦格博或许也终有被征服的一天。不过在此之前，任何攀登名单都该先写上两个词——风险与尊重。17位勇士的故事就留在雪线，留在他们亲手撰写却再也合不上的那本日记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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