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秘书班子换了一拨又一拨，我要等的人，就在这儿！”市长郑国平手指之处，让整个青林镇会议室鸦雀无声。
这句突如其来的评价，如同一道惊雷，劈开了基层汇报中惯常的粉饰与沉默。
一个因直言乡镇企业改制虚假、扶贫数字注水而“不合时宜”的镇党委副书记，就此被点将，命运齿轮开始转动。
第一章
一九九八年的春天，来得特别迟。
三月都快过完了，窗外那棵老榆树才稀稀拉拉冒出些芽尖。我坐在办公室里，手里转着那支用了三年的钢笔，笔杆上的漆都磨掉了一半。
三十二岁，镇党委副书记。这个位置，我坐了四年。
“陈书记，您又在发呆了。”
办公室的门被推开，党政办主任赵立民端着茶杯进来。他比我大十岁，在青林镇待了二十年，从办事员干到主任，脸上的皱纹比镇里的沟沟坎坎还深。
我收回目光：“有事？”
“市里刚来的通知。”赵立民把一份文件放在我桌上，“明天上午九点，郑市长要来咱们镇考察。重点是乡镇企业改制和扶贫工作。”
我拿起文件扫了一眼，右下角盖着市政府办公厅的红章。
“准备材料吧。”我说，“把这两年乡镇企业改制的进展整理一下，还有扶贫款的发放明细。”
赵立民没走，反而凑近了些：“陈书记，您听说了吗？郑市长这次下来，是要从基层挑人。市政府办公厅要充实力量，好几个岗位空缺着呢。”
我笑了笑，没接话。
这种话我听过太多次了。刚当副书记那年，就有人说我年轻有为，肯定能往上走。四年过去了，我还坐在这儿，看着窗外的老榆树发芽又落叶。
“做好分内的事就行。”我说。
赵立民摇摇头，出去了。
门关上后，我重新看向窗外。镇政府大院开始有人走动，几个年轻干部拿着扫帚在扫院子。其实昨天才大扫除过，但听说市长要来，又得再扫一遍。
我翻开抽屉，拿出一个笔记本。牛皮封面，边角都磨白了。翻开第一页，上面写着：1994年7月，到青林镇任党委副书记。
那时候我刚二十八岁，从市政策研究室下来，满脑子都是抱负。笔记本里记满了当初的想法：要修通镇里到县城的公路，要引进企业解决就业，要改善镇中学的教学条件……
四年过去了，笔记本快写满了，但真正做成的事，没几件。
公路修了一半，因为征地补偿问题搁置了；引进的企业倒是有两家，一家干了半年倒闭了，另一家还在勉强维持；镇中学的教室倒是翻新了两间，用的是我从县里争取来的特别经费。
手机响了。是我妻子林静打来的。
“明天回不回来？”她问。
“明天郑市长来考察，回不去。”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周末呢？”
“看情况吧。”
林静在市第二医院当医生，我们结婚五年，聚少离多。她总说让我想办法调回市里，哪怕平调也行。我说再等等，这一等就是四年。
挂掉电话，我继续看笔记本。翻到去年写的一页，上面记着：红山村扶贫款发放问题，需核实。
我拿起笔，在这行字下面划了两道横线。
窗外，天色暗下来了。
第二章
第二天早上七点，镇政府大院已经忙开了。
镇长李卫东站在院子里指挥，声音洪亮：“花坛里的杂草都拔干净！宣传栏的玻璃再擦一遍！小刘，你去看看会议室的热水够不够！”
我在二楼办公室窗前看着，手里端着刚泡的茶。茶叶是去年镇上茶厂送的，味道有点涩，但提神。
八点半，各村的支部书记都到了，在会议室里坐着等。他们大多四五十岁，穿着洗得发白的中山装或夹克衫，互相递烟，小声聊着今年的庄稼。
李卫东推门进来：“陈书记，都准备好了。您的汇报材料我再看看？”
我把文件夹递给他。他翻开认真看了一遍，眉头微微皱起：“这个……会不会太直接了？郑市长第一次来，咱们是不是……”
“实事求是就行。”我说。
李卫东欲言又止，最后把文件夹还给我：“那行，您把握分寸。”
九点整，三辆黑色轿车驶入镇政府大院。
郑国平市长下车时，我第一眼注意到的是他的鞋。黑色的皮鞋，沾了些灰尘，但擦得很亮。他个子不高，大概一米七左右，穿着深灰色的夹克衫，头发梳得很整齐。
“郑市长，欢迎欢迎！”李卫东迎上去握手。
郑国平握了手，没多寒暄：“直接去会议室吧，下午还得去下一个镇。”
会议室里，李卫东先做镇情汇报。他讲了二十分钟，从经济发展讲到社会稳定，从农业生产讲到乡镇企业，全是成绩，全是亮点。数据详实，例子生动。
郑国平全程没说话，偶尔在笔记本上记几个字。
轮到我了。
我翻开文件夹，看到第一页上那些精心斟酌过的措辞。然后我合上了文件夹。
“郑市长，我汇报一下分管工作的实际情况。”我说。
会议室安静下来。几个副镇长抬起头看我，李卫东的脸色有点僵。
“过去两年，我们镇乡镇企业改制，名义上完成了六家，实际上真正转型成功的只有两家。”我的声音很平静，“另外四家，一家换了块牌子继续经营，一家把设备卖了分钱散伙，还有两家改制后效益更差，工人工资都发不出来。”
我听到有人倒吸冷气。
“扶贫工作方面，”我继续说，“我们上报的脱贫户有二百一十七户，经过核实，有六十三户是算账脱贫。什么叫算账脱贫？就是扶贫款发下去，买了猪仔羊羔，年底一算账，人均收入超过贫困线了。但第二年猪羊病死，或者卖不出去，又重新返贫。”
李卫东忍不住了：“陈书记，这些情况……”
郑国平抬起手，示意他不要说话。市长的目光落在我身上：“你接着说。”
“我们还存在一个问题，”我说，“就是重发钱轻帮扶。扶贫款发下去了，任务就算完成了。但很多贫困户缺的是技术、是销路、是长期稳定的增收渠道。这些后续工作，我们做得不够。”
我说完了。
会议室里静得能听到窗外的风声。坐在我对面的红山村支书老张低着头，手里的烟都快烧到手指了。
郑国平放下笔，看着我：“既然知道问题，有没有想过怎么解决？”
这个问题我没想到。
“想过。”我说，“但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时间，需要真正沉下去做事。可现在从上到下都要短期见效的政绩，基层没办法，只能做表面文章。这是个死循环。”
我说出了这句话。四年来的憋屈、无奈、不甘，都在这句话里。
郑国平沉默了很久。
然后他站起身，走到我面前。他的目光很锐利，像能看透人心。
他转过身，指着我对随行人员说：“秘书班子换了一拨又一拨，我要等的人，就在这儿。”
第三章
郑国平市长当天就回了市里。
送走市领导的车，李卫东回到会议室，脸色铁青：“陈书记，你今天这是什么意思？”
“我说的是事实。”我收拾着桌上的材料。
“事实？”李卫东压低声音，“你这是在打镇里的脸，打我的脸！郑市长让你去市里，你以为真是好事？说不定就是要整治你这种不守规矩的！”
我没争辩。回到办公室，赵立民跟了进来。
“陈书记，您真要去市里？”他关上门。
“市长发话了，能不去吗？”
赵立民犹豫了一下：“我听说，郑市长之前换过三个秘书。第一个是省里领导的亲戚，干了两个月走了。第二个是某局长的女婿，三个月。第三个是研究生毕业的高材生，四个月。您这……”
“该来的总会来。”我说。
下午，我回宿舍收拾东西。说是宿舍，其实就是镇政府后院的一间平房，十五平米，一张床一张桌子，还有个简易衣柜。
林静打电话来：“我听说了。郑国平市长点名要你？”
消息传得真快。
“嗯，明天去报到。”
“这是机会。”林静说，“但你得小心。郑市长在咱们市是出了名的严厉，之前几个秘书都没干长。”
“我知道。”
“周末回来吗？我给你做点好吃的。”
“看情况吧，刚去肯定忙。”
挂了电话，我坐在床边。屋子里很安静，能听到远处公路上卡车驶过的声音。
我想起四年前刚到青林镇的时候。那天也是春天，我拎着行李箱走进镇政府大院，老榆树刚发芽。当时的镇党委书记拍着我的肩膀说：“小陈啊，你是市里来的高材生，好好干，前途无量。”
四年过去了。
我拉开抽屉，里面塞满了各种材料：调研报告、会议记录、工作计划。最下面压着一本相册，是我和林静的结婚照。照片上的我们都还年轻，笑得没心没肺。
窗外天色暗了。我打开灯，开始收拾行李。
其实没什么好收拾的，几件衣服，几本书，一些日常用品。四年积累下来的东西，一个行李箱就装完了。
躺在床上，我失眠了。
脑子很乱，一会儿想明天去市里会遇到什么，一会儿想这四年在青林镇的经历。那些想做没做成的事，那些做了一半搁置的事，那些根本没法做的事。
凌晨两点，我起床倒了杯水。窗外的老榆树在夜风中轻轻摇晃，树影投在墙上，像一幅流动的画。
我想起郑国平市长看我的眼神。那不是责备，不是愤怒，而是一种……审视？或者说，是找到了什么的眼神。
手机亮了，是林静的短信：不管怎么样，我支持你。
我回了两个字：谢谢。
第四章
第二天早上七点，我坐上了去市里的班车。
青林镇离市区六十公里，班车要开两个小时。车上大多是去市里办事的农民，带着大包小包，操着浓重的方言聊天。我坐在最后一排，看着窗外的农田向后掠去。
九点半，我站在了市政府大门口。
门卫看了我的介绍信，指了指主楼：“三楼，办公厅秘书一处。”
市政府办公楼是栋七层的建筑，白色外墙，蓝色玻璃窗。院子里种着松柏，修剪得很整齐。进出的人大多穿着正装，步履匆匆。
秘书一处处长姓周，叫周志刚，五十岁左右，戴一副黑框眼镜，说话慢条斯理。
“你就是陈明同志？”他上下打量我，“郑市长专门交代了。但我丑话说在前头，秘书一处不比基层，这里的规矩严，要求高，你要有思想准备。”
“我明白。”
“明白就好。”周志刚递给我一摞文件，“这是郑市长下周要参加的三个会议，你负责准备讲话稿。后天中午十二点前交给我。”
我接过文件，掂了掂分量，至少一百多页。
“有参考吗？”我问。
“以前的稿子在档案室，你可以去看。”周志刚顿了顿，“但郑市长不喜欢照搬。他要的是有思想、有针对性的东西。前面几个人，就是因为写的东西没思想，被调整了。”
我回到安排给我的办公室。房间不大，一张办公桌，一把椅子，一个文件柜。窗子对着后院，能看到几棵梧桐树。
放下行李，我开始看材料。第一个会议是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第二个是扶贫工作推进会，第三个是城市建设规划研讨会。
中午去食堂吃饭，同桌的几个人都是办公厅的。他们听说我是郑市长的新秘书，眼神都有些复杂。
“陈秘书是基层上来的？”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问。
“嗯，在青林镇待了四年。”
“基层经验好啊。”另一个年纪大点的说，“郑市长就喜欢了解实际情况的。”
吃完饭，我去了档案室。调出郑市长以前的讲话稿，厚厚一沓。我翻了几篇，发现确实像周处长说的，都是很务实的风格，没多少空话套话。
回到办公室，我继续看材料。看了三个小时，笔记本上记了十几页要点。
下午四点，周志刚打电话来：“陈秘书，郑市长要见你。”
我心里一紧。这么快？
郑国平的办公室在三楼东头，面积不大，书柜占了一面墙，里面摆满了书。办公桌上堆着文件，但很整齐。
“坐。”郑国平没抬头，还在看一份报告。
我在沙发上坐下，等了两分钟。
他终于抬起头：“材料看了？”
“看了三分之一。”
“有什么想法？”
我想了想：“关于国企改革那部分，我觉得可以结合基层实际，谈谈改制后遗留人员安置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改革就推不动。”
“具体点。”
“比如我们镇原来的农机厂，改制后三十多个工人下岗。政府给了补偿金，但光给钱不行。很多人年纪大了，找不到工作，坐吃山空。应该配套培训，或者开发公益性岗位。”
郑国平点点头，在本子上记了点什么：“扶贫会议的呢？”
“扶贫工作要避免数字脱贫。不能只看发了多少钱，要建立长效机制。比如产业扶贫，不能光给钱让农户搞养殖种植，要解决技术和销路。”
“继续说。”
“第三个会议是关于城市建设的。”我斟酌了一下，“我觉得城市建设不能光盯着新区开发，老城区改造同样重要。而且要考虑实际承受能力，不能一味举债搞建设。”
郑国平放下笔，看着我：“这些都是你自己想的？”
“结合了基层工作的一些体会。”
“好。”郑国平说，“稿子按你的思路写。写完直接交给我。”
“不经过周处长？”
“他那里我会打招呼。”
离开市长办公室，我松了口气。但压力更大了——稿子要直接交给市长，这意味着不能有任何差错。
回到办公室，我继续工作。晚上八点，大楼里已经没什么人了。我去食堂吃了碗面条，回来接着写。
凌晨一点，国企改革那篇稿子写完了。我读了一遍，改了三次，才保存关电脑。
躺在办公室的折叠床上，我睡不着。
这不是镇里那间平房，这里是市政府。窗外的灯光透过百叶窗缝隙照进来，在天花板上划出一道道影子。
我想起白天周志刚说的那句话：前面几个人都没干长。
我能干多久？
不知道。
第五章
稿子交上去的第二天，郑国平把我叫到办公室。
“写得不错。”他说，“以后我的讲话稿，你都按这个风格来。”
“是。”
“明天跟我去调研，准备一下。”
“去哪里？”
“临时决定，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第二天早上七点，我到了市政府大院。一辆中巴车已经等在门口，除了司机，还有政府研究室的两个同志，以及郑国平的警卫员小刘。
七点半，郑国平准时出现。他穿了件深蓝色的夹克，背着个黑色挎包。
“出发。”他上了车。
车子驶出市区，往南走。路上，郑国平一直在看材料，没说话。车厢里很安静，只有翻纸页的声音。
一个小时后，车子拐下国道，驶上一条乡村公路。路况不好，颠簸得厉害。
“郑市长，咱们这是去哪里？”研究室的老王问。
“柳树沟乡。”郑国平头也不抬。
老王脸色变了变：“柳树沟？那不是原定的调研点啊。”
“原定的点都准备好了，看什么？”郑国平说，“要看就看没准备的。”
车子在坑洼的路上开了半小时，停在一个村子口。村口的牌子上写着：柳树沟村。
村子很破。土路，两旁是低矮的土坯房，有些房子的墙裂了缝，用木棍撑着。几个老人坐在门口晒太阳，看见我们的车，都往这边看。
郑国平下了车，径直走向一户人家。院墙塌了一角，院里堆着柴火。
“有人吗？”他喊了一声。
屋里出来个老太太，六七十岁，穿着打补丁的棉袄：“你们是……”
“大娘，我们是市里来的，路过这儿，讨口水喝。”郑国平笑着说。
老太太犹豫了一下：“进来吧。”
屋里很暗，窗户小，糊着塑料布。炕上铺着破席子，被子叠得整整齐齐。墙角堆着几个麻袋，装的是粮食。
“大娘，家里几口人？”郑国平在炕沿上坐下。
“就我一个。”老太太说，“老头走了五年了，儿子在城里打工，一年回来一趟。”
“日子过得咋样？”
“还成。”老太太从暖壶里倒水，“有低保，一个月一百二，够买米买面了。”
“身体还好？”
“老了，浑身是病。”老太太咳嗽两声，“高血压，腿脚也不好。”
“去医院看过吗？”
“去不起。”老太太摇头，“药太贵，吃不起。”
郑国平沉默了一会儿：“村里没有卫生室？”
“有是有，但没啥药，医生也三天两头不在。”
从老太太家出来，我们又走了几家。情况都差不多，老人多，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房子破旧，生活困难。
中午，我们在村口的小卖部买了面包和矿泉水，坐在路边吃。
“陈明，你怎么看？”郑国平问我。
我想了想：“三个问题。一是空心化严重，劳动力流失。二是基础设施落后，路、房、卫生都跟不上。三是社会保障没到位，老人看病难。”
“怎么解决？”
“要综合施策。”我说，“光给钱不行，得改善基础条件，发展产业留住人，还要完善农村养老和医疗。”
郑国平点点头，没再说话。
下午，我们又去了两个村，情况大同小异。晚上七点才回到市里。
郑国平让我去他办公室。
“今天的调研，你有什么感受？”他问。
“比我想象的还困难。”我实话实说，“在镇里的时候，也知道农村穷，但没想到这么穷。”
“那你觉得，我们这些当领导的，责任在哪里？”
这个问题很重。我斟酌着词句：“制定政策要更接地气，落实政策要更到位，监督考核要更严格。”
“说得容易。”郑国平苦笑，“你知道这中间有多少阻力吗？县里、乡里、村里，每一层都有自己的算盘。一个好政策，从上到下，层层打折，到了老百姓手里，可能就剩一半了。”
“那也得做。”我说，“不做，连一半都没有。”
郑国平看着我，眼神里有种复杂的东西：“你有这股劲是好的。但要记住，在这个体制里做事，光有劲不行，还得有方法，有策略。要懂得保护自己，不然你还没做成事，就先被淘汰了。”
“我记住了。”
“下个月开始，我要推动几项改革。”郑国平说，“农村医疗改革，乡村道路建设，还有扶贫工作机制调整。你要做好思想准备，这会触动很多人的利益。”
“明白。”
离开市长办公室，已经晚上九点了。
走在回家的路上，我想着今天看到的那些破旧的房子，那些老人浑浊的眼睛。也想着郑国平说的话。
林静在医院值班，家里没人。我煮了碗泡面，坐在沙发上吃。
手机响了，是赵立民打来的。
“陈书记，哦不，陈秘书。”他笑呵呵的，“在那边怎么样？”
“还行，忙。”
“跟你说个事。”赵立民压低声音，“你走了之后，李镇长把你那套办公室给重新装修了，说是要当接待室。”
“正常。”我说。
“还有，你之前推动的那个村小学翻修项目，停了。说是经费紧张，先缓缓。”
我心里一沉。那是我在青林镇最后想做成的一件事。
“我知道了。”
“陈秘书，你在上面，多帮咱们镇说说话。”赵立民说，“好歹待了四年，有感情。”
“有机会会的。”
挂了电话，我看着碗里已经泡软的面条，没了胃口。
窗外，城市的灯光一片连着一片，比镇里亮得多。但我知道，在那些灯光照不到的地方，还有很多像柳树沟那样的村子。
第六章
郑国平要推动的改革，果然遇到了阻力。
首先是农村医疗改革方案。方案提出要整合县乡医疗资源，建立巡回医疗队，定期下乡义诊送药。同时提高农村合作医疗的报销比例，降低起付线。
方案在市政府常务会上讨论时，卫生局局长赵建国第一个提出异议。
“郑市长，这个方案初衷是好的。”赵建国说话慢条斯理，“但实施起来难度太大。咱们市财政紧张，光是提高报销比例这一项，每年就要多支出两个亿。钱从哪里来？”
“从医保基金结余里出。”郑国平说，“去年全市医保基金结余八个亿，拿出四分之一来做这件事，没问题。”
“那是全市的结余，不能都用到农村去。”财政局副局长插话，“城市居民也有需求，要统筹考虑。”
“农村医疗条件差，群众看病难，这是主要矛盾。”郑国平态度坚决，“必须优先解决。”
会议开了两个小时，最后勉强通过方案，但赵建国提了个条件：先选一个县试点，效果好再推广。
我知道，这是缓兵之计。
第二个阻力来自交通局。乡村道路建设方案要求三年内实现所有行政村通硬化路，资金由市、县、乡三级配套。
交通局局长孙长海是个老资格，在交通系统干了三十年。他在会上直接说：“郑市长，这个目标不现实。咱们市有三百多个行政村，一半以上在山区，修路成本太高。按现在的财政状况，十年都完不成。”
“那就想办法。”郑国平说，“可以争取省里资金，可以动员社会力量，可以采取以工代赈的方式。办法总比困难多。”
“说是这么说……”孙长海摇头，“实际操作起来，问题太多了。”
第三个阻力最大，是扶贫工作机制调整。郑国平提出要建立扶贫资金直达机制，减少中间环节，避免截留挪用。同时要引入第三方评估，杜绝数字脱贫。
这个方案动了太多人的奶酪。
一天晚上，我加班整理材料，周志刚走进我办公室。
“小陈，还没走？”
“马上就走。”
周志刚关上门，在我对面坐下：“郑市长这次推动的改革，阻力不小啊。”
“改革总会遇到阻力。”我说。
“道理是这样。”周志刚推了推眼镜，“但你知道这些阻力背后都是谁吗？卫生局赵局长，他姐夫是省卫生厅的副厅长。交通局孙局长，在本地经营了三十年，门生故旧遍布各县。还有扶贫办那些人，哪个没有点背景？”
“您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你要提醒郑市长，适可而止。”周志刚说，“触动太多人的利益，最后可能改革推不动，自己还惹一身麻烦。”
“这话您该直接跟郑市长说。”
“我说过。”周志刚苦笑，“他听不进去。你是他看中的人，也许你的话他能听进去一点。”
周志刚走后，我坐在办公室里想了很久。
他说得对，这些阻力背后都是盘根错节的关系。但郑国平说得也对，如果不触动这些利益，改革就推不动。
第二天，我把周志刚的话转告给了郑国平。
郑国平听完，冷笑一声：“老周这个人，就是太圆滑。什么事都想四平八稳，不得罪人。但改革能不得罪人吗？不得罪既得利益者，就得罪老百姓。你选哪个？”
我没说话。
“小陈，你知道我为什么选你当秘书吗？”郑国平看着我。
“因为我敢说真话。”
“对。”郑国平说，“在基层干过，知道实际情况，还能保持说真话的勇气，这很难得。我希望你能保持这份勇气，不要被同化。”
“我会的。”
话虽这么说，但我能感觉到压力在增大。
有一次去卫生局送文件，赵建国把我叫住：“陈秘书，年轻有为啊。郑市长这么器重你，好好干。”
语气很热情，但眼神很冷。
还有一次在电梯里遇到孙长海，他拍拍我的肩膀：“小陈，听说你爱人是市二院的医生？我有个亲戚在二院当副院长，要不要关照一下？”
这是示好，也是警告。
我都客客气气回应了，不接话，也不得罪。
林静察觉到了我的压力。
“你这段时间瘦了。”她说，“是不是工作太累？”
“还好。”
“别骗我。”林静看着我，“你们市政府的事，我也听说了一些。郑市长在搞改革，得罪了不少人。你是他秘书，肯定被卷进去了。”
“这是我的工作。”
“我知道。”林静叹气，“但你要保护好自己。你这个人太直，不会拐弯，容易吃亏。”
“吃就吃吧。”我说，“有些亏，吃了心里踏实。”
林静没再劝我，只是那晚做了很多菜，都是我喜欢的。
第七章
改革推进到第三个月，麻烦来了。
一天上午，周志刚脸色凝重地走进我办公室：“小陈，纪委的同志找你。”
我心里一沉。
来的是市纪委的两个同志，一个四十多岁，姓王，一个三十多岁，姓李。
“陈明同志，我们接到举报，反映你在青林镇工作期间的一些问题。”王同志说，“需要你配合调查。”
“什么问题？”
“涉嫌在乡镇道路建设项目中收受好处，以及在扶贫款发放中优亲厚友。”李同志说得很直接。
我脑子嗡的一声。这两项罪名，随便坐实一个，我的政治生命就结束了。
“我没有。”我说。
“有没有，调查了才知道。”王同志说，“从今天起，你暂停工作，配合调查。暂时不能离开市区，随时保持联系畅通。”
他们走了。
周志刚拍拍我的肩膀：“别太担心，清者自清。”
话是这么说，但我能看出他眼里的同情——或者说，是怜悯。
消息很快传开了。一上午，好几个平时见面打招呼的同事，现在都躲着我走。去食堂吃饭，周围几桌都没人坐。
下午，我回了家。
林静在医院值班，家里空荡荡的。我坐在沙发上，脑子一片空白。
举报我的人是谁？李卫东？赵建国？孙长海？还是其他人？
我在青林镇四年，确实得罪过一些人。修路征地时，有几个村干部想多要补偿，我没同意。扶贫款发放时，有亲戚托关系想多领，我拒绝了。
但收受好处？我连饭都没吃过别人一顿。
手机响了，是郑国平打来的。
“在家？”他问。
“嗯。”
“等着，我过来。”
二十分钟后，郑国平来了，一个人，没带司机。
他坐在我对面，点了根烟。我注意到，他夹烟的手指有些发抖——那是气的。
“是我连累了你。”他说。
“郑市长，别这么说。”
“就是连累。”郑国平深吸一口烟，“那些人动不了我，就动你。这是给我警告，让我收敛。”
“那您……”
“我收敛个屁！”郑国平爆了句粗口，“他们越是这样，我越要干到底！”
他看着我：“你怕不怕？”
我想了想：“怕。但我没做错事，不怕查。”
“好。”郑国平掐灭烟，“我已经给纪委打了招呼，必须彻查，还你清白。在这之前，你受点委屈。”
“我明白。”
郑国平走后，我给林静打了电话，简单说了情况。
她沉默了很久，然后说：“我去请假，回来陪你。”
“不用，你忙你的。”
“你是我丈夫。”林静声音很轻，“这个时候，我不陪你谁陪你？”
晚上林静回来了，还买了菜。她做饭，我帮忙打下手，像什么都没发生。
但我知道，她在担心。切菜时差点切到手，炒菜时盐放了两遍。
吃饭时，我们都没怎么说话。
“如果真的……”林静开口，又停住了。
“没有如果。”我说，“我没做过，就是没做过。”
林静点点头，眼泪却掉下来了。
那晚我失眠了。躺在床上，睁着眼睛看天花板。脑子里反复回想在青林镇的点点滴滴，想有没有什么地方疏忽了，留下了把柄。
想到凌晨三点，确定没有。
然后开始想，如果这次挺过去了，以后怎么办？继续跟着郑国平干？还是找机会调走？
想着想着，天亮了。
调查进行了半个月。纪委的人去了青林镇，走访了村干部、村民，查了账目，核对了项目资料。
那半个月，我每天待在家里，看书，看电视，偶尔出门买菜。碰到邻居，他们看我的眼神都有些异样。
林静请了年假，在家陪我。她不说安慰的话，就是陪我坐着，或者拉着我出去散步。
第十六天，王同志打来电话：“陈明同志，调查结束了。举报内容查无实据，你可以恢复工作了。”
挂了电话，我坐在沙发上，很久没动。
林静走过来，抱住我：“结束了。”
“嗯，结束了。”
第二天，我去上班。走进市政府大楼，很多人看我的眼神都变了——有惊讶，有同情，也有敬佩。
周志刚在办公室等我：“小陈，受委屈了。”
“没事。”
“郑市长在办公室等你。”
我去了郑国平办公室。他正在看文件，见我进来，指了指沙发：“坐。”
“调查结果出来了。”我说。
“我知道。”郑国平放下文件，“但事情没完。他们这次没扳倒你，下次还会想别的办法。你要有心理准备。”
“我不怕。”
“不怕就好。”郑国平站起身，走到窗前，“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了。接下来每一步，都会更难。”
第八章
郑国平最终没能完成他所有的改革计划。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省委组织部找他谈话。谈话内容没人知道，但谈话后第三天，调令就下来了：郑国平同志调任省农业厅副厅长，不再担任市长。
明面上是平调，实际上是明升暗降。
消息传开那天，市政府里气氛很微妙。有人惋惜，有人庆幸，更多的人保持沉默。
郑国平离任前，把我叫到办公室。
“我走了，你有什么打算？”他问。
“听组织安排。”
郑国平笑了：“这时候就别打官腔了。说实话。”
我想了想：“我想继续把您没做完的事做下去。”
“难。”郑国平摇头，“新来的市长叫吴启明，是从外地调来的。这个人我了解过，很稳重，不会像我这么激进。”
“那改革就停了？”
“不会停，但会慢下来。”郑国平说，“你要有耐心。改革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有时候需要迂回，需要等待。”
“我等不了。”我说，“老百姓等不了。”
郑国平看着我，眼神复杂：“你跟我年轻时很像。有热血，有冲劲，想改变世界。但你要记住，在这个体制里，光有热血不够，还得有智慧，有韧性。”
“我记住了。”
“我已经跟吴市长谈过了，建议他继续用你。”郑国平说，“他对你印象不错，应该会留你在办公厅。但你也要调整心态，适应新的领导风格。”
“明白。”
郑国平离任那天，我去送他。车子开走前，他握着我的手：“好好干。以后的路，靠你自己走了。”
“郑厅长，您也多保重。”
车子驶出市政府大院，消失在街角。
我站在那里，很久没动。
回到办公室，周志刚来找我：“小陈，吴市长要见你。”
新市长吴启明五十岁左右，个子很高，戴金丝眼镜，说话声音温和。
“陈明同志，坐。”他指了指沙发，“郑市长走前，特别跟我推荐了你。说你是个人才，了解基层，敢于直言。”
“郑市长过奖了。”
“不过奖。”吴启明微笑，“我看过你写的材料，确实有思想。这样，你还继续在秘书一处工作，主要负责综合材料的起草。”
“是。”
“另外，”吴启明顿了顿，“郑市长在任时推动的一些改革，我们要继续推进。但方式方法要调整，要更稳妥，更注重实际效果。”
“我理解。”
离开市长办公室，我知道，一个时代结束了。
果然，接下来的几个月，改革明显放缓。
农村医疗改革试点还在继续，但范围没有扩大。乡村道路建设资金被压缩了三分之一。扶贫资金直达机制虽然保留了，但增加了审批环节。
郑国平在时制定的很多措施，都被打了折扣。
我在秘书一处的工作也变了。吴启明不喜欢太尖锐的材料，喜欢四平八稳的表述。我写的稿子，经常被他改得面目全非。
周志刚私下跟我说：“小陈，你要适应吴市长的风格。他这个人，喜欢稳妥，不喜欢冒险。”
“但有些问题，不冒险解决不了。”
“那是领导考虑的事。”周志刚说，“我们的职责是把领导的想法落实好。”
我无话可说。
那段时间，我过得很压抑。每天写那些不痛不痒的材料，参加那些没有实质内容的会议，感觉自己像个工具人。
林静看出来了。
“要不，换个岗位？”她说，“你这样下去，会憋坏的。”
“换到哪里？”
“你们办公厅内部不是有轮岗吗？或者去局委办也行。”
我想了想，摇头：“现在换，别人会说我受不了郑市长调走的打击。再等等。”
这一等就是半年。
一九九九年六月，市里发生了一件大事。
第九章
北郊的化工厂发生了泄漏事故。
那是个生产农药的厂子，已经经营了十几年。事故发生在凌晨三点，一个储存罐破裂，有毒气体泄漏，顺风飘向下风向的三个村子。
天亮时，已经有上百人出现中毒症状，被送往医院。
市政府紧急召开会议。吴启明脸色铁青，会议室里烟雾缭绕。
“事故原因查清楚了吗？”他问。
安监局局长擦着汗：“初步判断是设备老化，加上操作不当。”
“伤亡情况呢？”
“目前有三十七人住院，其中五人重症。还有很多人有轻微症状，在观察。”
“污染范围？”
“已经扩散到三个村，约两千人受影响。”
各部门负责人开始汇报，但说来说去，都在推卸责任。安监局说企业主体责任没落实，环保局说日常监管有困难，工信局说这是历史遗留问题。
我听不下去了。
“吴市长，各位领导。”我站了起来，“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当务之急是救人，是控制污染，是安置受影响群众。”
所有人都看着我。
吴启明皱起眉头：“陈明同志，现在是紧急会议……”
“就是因为紧急，我才要说。”我打断他，“这个化工厂的问题不是一天两天了。三年前环保检查就发现存在隐患，要求整改，但一直没落实。如果我们当时就下决心关停，就不会有今天的事故。”
会议室安静了。
“你说什么？”吴启明问。
“我说，这次事故不是偶然，是必然。”我豁出去了，“北郊一带的化工企业，普遍存在环保和安全问题。但我们一直以保就业、保税收为由，放任不管。这次是泄漏，下次可能就是爆炸。到时候，谁来负责？”
没有人说话。
“那你说，现在该怎么办？”吴启明终于开口。
我深吸一口气：“我建议立即成立事故处置指挥部，统一指挥。第一，全力救治中毒人员，费用先由市财政垫付。第二，彻底关停肇事企业，并对其余化工企业进行排查，该关的关，该停的停。第三，做好受影响群众的安置和赔偿工作。”
“这样做，会影响经济发展。”有人提出。
“如果经济发展要以群众的生命健康为代价，这样的发展有什么意义？”我反问。
又是沉默。
吴启明看着我，看了很久。然后他说：“就按陈明同志说的办。成立指挥部，我任总指挥，陈明同志任副总指挥，具体负责现场处置。”
散会后，周志刚拉住我：“小陈，你太冲动了。”
“我说的是事实。”
“事实是事实，但……”周志刚叹气，“你知道这个化工厂是谁的吗？是孙长海的外甥开的。”
我一愣。
“孙局长虽然退了，但关系还在。”周志刚说，“你这么搞，会得罪很多人。”
“得罪就得罪吧。”我说，“总不能看着老百姓中毒不管。”
接下来的一个月，我几乎住在指挥部。
救治工作很顺利，所有中毒人员都得到了及时治疗，没有死亡病例。但关停企业遇到了巨大阻力。
化工厂老板，也就是孙长海的外甥，带着几十个工人围堵指挥部，说关厂就是砸他们的饭碗。
“陈指挥，我这厂子开了十几年，养活了上百号人。你说关就关，这些人怎么办？”他质问我。
“你的厂子造成了污染，让人中毒，必须关。”我态度坚决。
“我可以整改！”
“整改是以后的事，现在是停产整顿。”
“你这是不给我们活路！”
“是你不给下游群众活路。”我说，“你的厂子一天不关，污染就存在一天。你是要你一百多工人的饭碗，还是要下游几千人的健康？”
他答不上来。
除了工厂老板，还有很多人来说情。有县里的领导，有局委办的头头，甚至还有省里某位领导秘书打来的电话。
我都顶住了。
吴启明这次很支持我。他在一次会议上说：“环保问题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谁来说情都没用。”
一个月后，肇事化工厂被彻底关停。北郊另外七家存在问题的化工企业，三家关停，四家停产整顿。
污染治理也同步进行，受影响的三个村，水源和土壤都进行了检测和修复。
事故处理结束后，吴启明找我谈话。
“陈明同志，这次你做得很好。”他说，“我以前对你有偏见，觉得你是郑国平的人，不好用。但这次让我看到，你是真的想干事，能干事。”
“谢谢吴市长。”
“不过，你的性格还是太直。”吴启明说，“在体制内工作，要有原则，也要有灵活性。”
“我明白。”
“市里准备选拔一批年轻干部到基层任职。”吴启明说，“我打算推荐你去丰源县当副县长，主抓农业和扶贫。你觉得怎么样？”
丰源县是全市最穷的县之一。
“我愿意去。”我说。
“好。”吴启明点头，“基层需要你这样的干部。好好干，干出成绩来。”
第十章
二零零零年一月，我正式到丰源县报到。
丰源县在山区，从市里开车要三个小时。路不好走，一路颠簸，窗外是连绵的群山，光秃秃的，没什么树。
县长叫周海涛，四十多岁，黑黑壮壮，说话带着浓重的本地口音。
“陈副县长，欢迎欢迎。”他跟我握手，“咱们丰源条件差，你从市里来，要受苦了。”
“周县长客气了，我就是来干事的。”
“干事好。”周海涛笑笑，“不过陈副县长，我得先给你打个预防针。丰源穷，不是一天两天了。这些年来过多少干部，哪个不是满怀信心来，最后灰头土脸走？有些事，急不得。”
“我明白。”
我的办公室在县政府二楼，朝北，冬天很冷。屋里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个文件柜，很简单。
安顿下来后，我开始调研。
第一个月，我跑了全县十二个乡镇。越跑心里越沉。丰源的贫困，比我想象的还严重。
山多地少，土地贫瘠，粮食产量低。交通不便，很多村还不通公路。教育落后，很多孩子上完小学就不读了。产业单一，除了种地就是外出打工。
但也不是没有希望。
丰源山多，山里有很多野生药材和山货。猕猴桃、板栗、核桃、野生菌，还有天麻、茯苓等中药材。只是没有销路，卖不上价钱。
调研结束后，我写了一份报告，提出发展特色种植养殖业，打通销售渠道，增加农民收入。
报告交上去，周海涛看了，摇摇头。
“陈副县长，你这个想法，前任也提过。”他说，“但实现不了。山货是有，可咱们离市场太远，运输成本高，没人愿意来收。老百姓辛辛苦苦采了东西，卖不出去，最后还是烂在家里。”
“我们可以主动去找市场。”我说。
“找过。”周海涛叹气，“我去省城跑过三次，人家一听是丰源来的，连门都不让进。太偏了，运输是个大问题。”
“我想再试试。”
周海涛看了我一会儿：“你真想试？”
“真想。”
“那行。”他说，“需要县里支持什么，你说话。”
我带着县农业局的两个人，准备了样品，去了省城。
第一站是省农产品批发市场。我们找到一家做干果批发的店铺，老板是个中年女人，很精明。
“丰源来的？”她看了看我们的样品，“东西倒是不错，但你们那儿太远了。运费太高，不划算。”
“我们可以组织货源，集中运输，降低成本。”我说。
“那也不行。”女老板摇头，“你们产量不稳定，今天有明天没有的，我没法跟客户交代。”
连跑了三家，都是这个结果。
第四天，我们找到一家药材公司。老板姓刘，五十多岁，戴着老花镜看我们的天麻样品。
“品相不错。”他说，“就是量太小。”
“量可以上去。”我说，“只要您收，我们可以组织农户扩大采集。”
“价钱呢？”
“按市场价。”
刘老板想了想：“这样吧，我先收一批试试。如果质量稳定，咱们可以签长期合同。”
我们当场签了五千斤天麻的订单。
回到丰源，我立即召集各乡镇开会，布置采集任务。
刚开始，很多农户不信。
“又是领导搞形式吧？”一个老农说，“前年也说收山货，我们采了，最后说不要了，白忙活。”
“这次不一样。”我说，“我们有订单，签了合同的。”
“合同？那东西能信吗？”
我没办法，只好让村干部带头。青山乡的乡长李大山第一个响应，组织村民上山采天麻。
半个月后，第一批天麻送到省城，刘老板验收合格，当场付款。
钱拿回来那天，李大山给我打电话，声音激动得发抖：“陈副县长，钱到了！采得最多的那户，挣了八百多！”
消息传开，全县都轰动了。
第二个月，采集山货的农户增加了一倍。
第十一章
山货销售打开局面后，我开始推动第二步：发展种植业。
野生资源有限，要持续增收，必须搞人工种植。我选了三个品种：天麻、茯苓和食用菌。
但很快就遇到了问题。
首先是技术。很多农户没种过这些东西，不知道怎么种。县农业局的技术员也不懂，只能照本宣科。
其次是资金。买菌种、建大棚需要钱，很多农户拿不出来。
我向市里申请了五十万扶贫资金，又请了省农科院的专家来讲课。
技术问题解决了，资金问题也解决了，但新的问题又来了。
有些村干部把扶贫资金挪用了。绿水乡的一个村，支书拿买菌种的钱去修了村里的祠堂。等我们发现时，菌种季节已经过了。
还有些农户不配合。觉得种药材太麻烦，周期长，不如种粮食稳当。
我意识到，光给钱给技术不够，还得有好的组织方式。
我提出了一个新的办法：成立专业合作社。县里出资金和技术，村里出土地和劳力，合作社统一管理，收益按比例分配。
这个想法一提出来，就遭到了反对。
“合作社？那不是又回到大集体了？”周海涛第一个质疑。
“不一样。”我说，“合作社是自愿加入，自主经营，不是强迫命令。”
“农民能愿意？”
“试试看。”
我选了全县最穷的石头乡试点。石头乡在深山里，全乡八千多人，贫困户占了一半以上。
石头乡的乡党委书记叫王德发，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党员，在乡里干了三十年。
我去找他时，他正在地里帮村民收玉米。
“王书记,我是县里的韩副县长,想跟你商量个事。”
王德发直起腰，擦了擦汗:“陈副县长，您这是要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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