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搁置八年的地基，一间漏雨的老旧出租屋，成为武汉新洲区六旬夫妇詹先生一家的生活注脚。合法获批的危房重建，却因邻里投诉与证件有效期争议陷入僵局，这场跨越八年的住房困境，不仅牵动着当事人的生计，更引发了关于民生保障与政策执行的广泛讨论。
据2026年1月16日的报道称，1987年，詹先生凭借单位福利分得的地基，在新洲区向东村建起两层半自建房，这本是承载家庭数十年记忆的居所，却在2012年因房屋基础沉降、墙体开裂等问题，被鉴定为D级危房。鉴定报告明确显示，房屋存在基础折断、竖向裂缝贯通、屋顶漏雨等多重安全隐患，已不具备居住条件。为保障居住安全，詹先生于2014年正式提交危房改建申请，经社区公示、街道备案及规划部门审批，2016年9月顺利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2017年5月国土部门完成建筑红线定位盖章，明确建设规模为144.2平方米，一切似乎都在朝着顺利重建的方向推进。
在此之前，詹先生已与房屋南、北、西三方邻居签署《建房协议承诺书》，明确地界无纠纷，这份带有签名、手印及身份证号的文件，成为当时审批通过的重要依据。2018年，詹先生着手拆除危房，满心期待新房落成，未曾想施工刚启动便因邻居投诉多次中断，后续疫情的爆发更是让重建计划雪上加霜。疫情过后，当他再次尝试施工时，却被街道办事处以“涉嫌违建”及“施工许可证过期”为由叫停，这一等，便是八年。
如今，詹先生一家租住的房屋已有三十年房龄，光线昏暗的房间里，老旧电线杂乱缠绕，屋顶瓦片破损导致雨天漏雨不断，每年一万元的租金对于退休夫妇而言，亦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而当初拆除危房后留下的地基，仅插着几根钢筋，被绿色围挡圈起，在文昌大道旁显得格外刺眼。更让詹先生困惑的是，2024年3月街道办事处出具的调查函已明确，其建设行为符合规划许可证批准内容，不存在违建问题，但停工通知仍未撤销。
关于许可证过期的争议，成为事件的核心矛盾之一。相关部门表示，该许可证有效期为两年，已于2023年9月失效，重办需征得四邻同意。但詹先生提供的许可证复印件上，并未标注任何有效期或施工期限条款，他直言，从办证到拆房，从未有工作人员告知证件存在有效期限制，若早已知晓，绝不会在拆除唯一住房后搁置施工。而当初已签署的邻里承诺书，如今也因部分邻居的反悔投诉失去效力，陷入“建不了、回不去”的两难境地。
事件曝光后，网友的讨论聚焦于政策合理性与执行细节，理性声音占据主流。不少网友质疑“四邻同意”作为重建前置条件的必要性：“自家合法宅基地危房重建，只要符合规划标准，为何要受邻居意愿束缚？若邻里矛盾无法调和，难道就该牺牲居民的基本居住权？”有网友指出，D级危房重建关乎生命安全，与空地新建不同，不应套用同一审批标准，“不超原面积、符合安全规范的重建，任何人无权干涉”。
更多声音指向政策执行中的漏洞：“许可证未标注有效期，却以过期为由叫停施工，部门是否尽到告知义务？”有网友认为，基层部门将邻里矛盾的化解责任转嫁给居民，是典型的不作为，“邻里有异议应通过调解评估合理性，而非简单以投诉为由一刀切停工”。还有网友从法律层面提出见解，强调生存权优先于邻里纠纷，“居者有其屋是基本权利，政策制定应向民生倾斜，而非给合法重建设置不必要的障碍”。部分网友结合类似案例建议，部门应主动介入调解，而非让居民独自承担矛盾化解的压力。
个人看法：詹先生的八年建房困境，本质上是政策执行刚性与民生需求柔性之间的失衡。危房重建本是保障居民安全的民生工程，合法审批流程的完成，已证明其建设行为的合规性。许可证未标注有效期、邻里承诺书已签署却因后续投诉失效、部门未及时告知延期途径等细节，暴露了审批与监管环节的衔接漏洞。基层部门在处理此类问题时，不应简单以“合规”为由推卸责任，而应秉持民生为本的原则，主动协调邻里矛盾、完善审批告知机制、优化过期证件处理流程。邻里和谐固然重要，但不能以牺牲居民的基本居住权为代价，政策的生命力在于灵活适配实际需求，让合法合规的重建之路不再漫长，才能真正实现政策初衷与民生保障的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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