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的夏天，牛建第一次摸到了电影放映机。
那时他刚初中毕业，父亲牛老栓蹲在公社书记家门口抽了整整三包“大前门”，才给儿子换来了这个差事。牛建记得那天父亲回家时的表情，那张被太阳晒成古铜色的脸上，皱纹挤作一团：“建儿，爹给你铺了第一步，往后能走多远，看你自己了。”
电影放映员是个好差事。每当夜幕降临，牛建蹬着那辆“永久”牌自行车，载着放映设备和白色幕布，在乡间土路上颠簸。银幕亮起时，全村老小都仰着脸，那些光影在粗糙的幕布上跳动，也在牛建心里投下了最初的幻影。
他尤其爱放《红色娘子军》。不是因为剧情，而是每次放完电影，村支书总会拍着他的肩膀说：“小牛，有出息。”后来他明白了，村支书的女儿总坐在第一排。
两年后，在乡镇党委当副主任的表叔牵线，牛建调到了镇团委。表叔说：“要想往上走，得让领导记住你。”牛建记住了，而且超额完成——他不仅让领导记住了，还让领导的胃记住了。每个周末，他骑着车到二十里外的水库钓鱼，把最肥的草鱼送到领导家。领导夫人夸他“懂事”。
1991年，牛建成了镇党政办秘书。他学会了写材料，学会了“把三分成绩写成十分”，更学会了在酒桌上恰到好处地敬酒、恰到好处地挡酒、恰到好处地“酒后吐真言”——那些真言自然都是领导爱听的。
转折发生在1993年。新来的镇党委书记李明喜欢打篮球，牛建连续三个月每天提前两小时到镇政府，一个人练习投篮。当李明第一次看见这个汗流浃背的年轻人时，问了名字。三个月后，牛建成了李明的“自己人”。
“跟对人，比做对事更重要。”李明有一次酒后拍着他的肩膀说。牛建把这句话刻在心里。
1995年，牛建提拔为副镇长，分管乡镇企业。那年春节，第一个红包塞进他口袋时，他的手抖得厉害。送钱的是个做水泥预制板的老板，憨厚地笑着：“牛镇长，一点心意，给孩子买糖吃。”牛建推辞，老板按住他的手：“咱们镇里镇亲的，见外了。”
那一夜，牛建盯着天花板到天明。第二天，他用那笔钱给父亲买了件羊毛衫。父亲摸着柔软的面料，浑浊的眼睛里闪着光：“我儿有出息了。”那一刻，牛建觉得，值了。
1998年，汉东市黑涂镇的开发浪潮开始了。这个曾经以晒盐和捕鱼为生的小镇，一夜之间被划为省级旅游度假区。牛建调任黑涂镇镇长，李明已是市委常委，分管城建。
“小牛，黑涂是块肥肉，也是块烫手山芋。”临行前，李明在办公室意味深长地说，“把握好度。”
最初，牛建确实想把握这个“度”。但当他看到，一块海边荒地因为规划调整，价值翻了一百倍；一个养殖户因为拆迁，拿到了三套商品房和两百万补偿款；那些来自省城、京城的开发商，提着整箱现金在他办公室外排队时，他心中的某个堤坝开始溃决。
2002年，黑涂镇正式更名为“金海湾旅游度假区”，牛建任管委会主任、党工委书记，党政一肩挑。那一年，他在海边有了第一栋别墅，开发商说“成本价”，他知道，那成本是土地，是规划，是政策。
别墅面朝大海。牛建最喜欢站在落地窗前，看潮起潮落。妻子有些担忧：“老牛，这房子太大了。”牛建摆摆手：“这是经济发展的正常红利。”
他学会了新词汇：干股、咨询费、项目合作。他建立了一套体系：工程给表弟的材料公司，设计给连襟的咨询公司，绿化给小舅子的苗木基地。度假区建成了，牛家的家族企业也成型了。
2005年，李明提拔为汉东市委书记。三个月后，牛建升任汉东市副市长，进了常委班子。任命文件下来那天，他在办公室坐了很久，然后给父亲打电话。父亲在电话那头沉默良久，只说了一句：“建儿，别忘了你是农民的儿子。”
牛建没忘。他给村里修了路，建了小学，翻新了祠堂。每次回乡，乡亲们敲锣打鼓，他坐在车里，看着窗外那些和他父母一样黝黑的脸庞，心里既满足又有些发虚。
副市长任上，牛建分管住建、国土、规划。汉东市迎来了真正的开发狂潮。地产商、矿老板、投资客，各路人马如过江之鲫。他的办公室永远排着队，他的手机永远在响，他的饭局永远排到三个月后。
2012年，十八大召开了。妻子拿着报纸给他看反腐败的新闻，牛建扫了一眼：“风暴刮一阵就过去了。”他把更多资金转移到海外，用亲戚的名字在各地购置房产，和商人的交往更加隐蔽。他觉得，自己在汉东经营二十年，根深蒂固，牢不可破。
2014年初，牛建调任市人大副主任。明眼人都知道，这是退二线的前奏。朋友劝他：“正好急流勇退。”他笑笑：“是该休息了。”
他没有休息。最后一班岗，他加快了动作。一个滨海地产项目，他在离任前三天特批了规划调整，容积率从1.5调到3.0。开发商往他指定的账户打了一笔“感谢费”，数字大得他自己都心惊。
这成了最后一根稻草。
那年秋天，汉东市的老百姓发现，市委大院门口的举报箱换成了新的。接着，省纪委专项巡视组进驻汉东的消息传开了。
起初，牛建并不担心。二十多年来，他经历过大大小小无数次检查，每次都有惊无险。但这次不同，巡视组公开了电话、邮箱、接访地点。更不同的是，那些曾经对他点头哈腰的企业家，那些被他打压过的下属，那些拆迁户、上访户，突然都有了声音。
举报信像雪花一样飞来。巡视组找牛建谈话，第一次是“了解情况”，第二次是“核实问题”，第三次，谈话地点换到了市纪委的廉政教育基地。
2015年3月18日，春寒料峭。牛建被带走时，办公室窗外的玉兰花正含苞待放。他回头看了一眼，那盆养了八年的兰花，刚刚抽出新芽。
审讯室里，牛建最初一言不发。直到办案人员拿出他儿子在国外账户的流水，拿出他情妇的证词，拿出那些他以为早已销毁的账本复印件。最后，办案人员播放了一段录像：他八十岁的老父亲，拄着拐杖，在破旧的老屋里，对着镜头老泪纵横：“建儿，咱把不该拿的都还了吧......”
牛建崩溃了。
庭审那天，他站在被告席上，听到了一个天文数字：受贿金额1.2亿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8000余万元。公诉人宣读完起诉书，法官问他是否认罪。牛建张了张嘴，看向旁听席。妻子、儿子、弟弟都在，唯独没有父亲。后来他知道，父亲在他被带走后的第二个月就走了，临终前一直喊着他的小名“建儿”。
“我认罪。”他说。
2016年秋，牛建在监狱里收到了儿子寄来的信。信很短，只有一句话：“爸，我在老家包了块地，种玉米。爷爷说过，土地最踏实。”
牛建把信折好，放在枕头下。那天晚上，他做了个梦，梦见自己又回到了1983年的那个夏夜，他蹬着自行车，载着放映设备，在乡间土路上颠簸。银幕亮起，全场安静，他站在放映机旁，胶片“嗒嗒”地转动，光影在幕布上跳跃，也在那些仰起的脸庞上跳跃。
梦醒时，东方既白。牛建坐起身，看着铁窗外那一方狭小的天空。远处传来号子声，犯人们开始出工了。他慢慢穿好囚服，突然想起很多年前，父亲蹲在公社书记家门口抽烟的那个下午。如果当时，父亲没有蹲那三个小时；如果当时，他安心做个农民；如果当时，第一次收到红包时，他退了回去......
没有如果了。
窗外，一群大雁正往南飞，排成人字形。牛建望着它们，直到最后一只雁消失在远山的轮廓后。他想起不知在哪本书上看过的一句话：所有命运的馈赠，早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
只是这价格，他付不起，也不想付，却不得不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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