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主播说了自己的亲身经历，并套用了一种说法，叫斩杀线。随之出现了网络讨论，出现了一些相关的数据进行佐证，这似乎表面这些信息具有一定的可信度。
首先是事实层面，这些经历的可信性如何？我们可以问，这些数据真实性如何，能够说明什么现象，能够得出什么结论？数据缺乏感性直观，于是接下来大家还根据影视剧、游戏和文艺作品的相关描述进行脑补。
我们要问的是，这种脑补合法吗？是不是可以作为一种证据。
如果限制在特定限度以及恰如其分的语境内，对这些间接的描述的脑补是合法的，可以作为例证。那么结合数据，我们就可以暂时得出结论，在美国存在某种对普通人生活不友好的现象，这种现象并不十分罕见。
至此我们占据了一些比较间接的材料，但是我们依然很难无法确定这个现象到底多广泛，因为我们需要把这种现象在一个更完整的美国生活图景中，而这对我们来说依然是比较隔阂的，但我们不能停留在这里，不能停留在模糊的事实，我们总是想要过渡到更明确的叙事。
因为这个现象需要解释，我们试图为现象归因，在这个阶段就会出现从个别到整体的较大的跳跃，很多人就无限扩大了现象的存在范围。
于是斩杀线这样简单直接的解释模型登场了。
有一个较高的阶段或者状态，一个则较低，二者泾渭分明，二者之间难以跨越，或者说存在坡度。
那么之前我们掌握的事实和佐证足以支撑这个结论吗？
并不能，准确说，不能支撑一种脑补过度的结论。
那么为什么会有脑补过度。
我们需要回到之前事实层面的现象，也就是为什么在中国在此时这种现象会得到这么多讨论、关注，这些都不是不言自明的。
这不是为了给美国辩护，而是为了看清到底发生了什么，到底跟我们有没有关系。
而且，没有一种纯粹干净的事实，我们必须考虑语境背景，考虑它如何进入并存在于我们的头脑。
对此一个解释是转移焦点，掩盖我们自己的问题，凸显我们自己的成就，简单说就是“赢学”。
赢学是对信息的简单化的处理方式。在现在制造这种叙事显然已经不难了，它是一种解释框架，可以用这个框架来填充我们的情绪。但是这会离事实越来越远，并进一步破坏我们的心智，影响我们的生活。
斩杀线等概念的传播已经清晰呈现出赢学化的主要面向。
那么，我们需要这种赢学吗？这就需要要回到对于“我们”的客观考察。
这个传播现象的核心是说存在一条统治机制的暗线，对普通人伤害性很高，之所以是暗线，是因为它隐匿于形式上合理健全的政治结构之下。
这表明我们对于这样一个探寻统治暗线的活动很感兴趣。
进一步，这跟我们的处境也有某些关联，我们处在全球性的危机、矛盾增长的时期中，我们隐喻期待某种新的对自己有利的方案，但更重要的是我们是这个系统中的一环，所以需要一种对于免于危机的幸存的幻想。
同时，对于西方的形式上合理健全的政治结构我们倾向采取简单直接的否认的态度，斥为伪善。
这表明“他们过得比我们更不好”这样的叙事可能有了更广泛的受众。
引发“他们过得比我们更不好”这种叙事（通俗讲就是比烂）的是一种维持现状的愿望。
在网络群体中可以观察到被称为“赢学”的情绪需求存在，而这是其生存的一个环节、一种效果，当然他们的生存状态又是各不相同的，总的来说这意味着任何结论都会沦为情绪化的结论，它必须浅薄因为它必须被到达，而且它就是目的，就是自己的起点与终点。
当然，也不仅仅是赢学，它本来也是一种试图认识社会现实和作为参照的欧美社会的正当需求，但是这种需求很快就被传媒、算法等（显然也是一种隐蔽的统治术）截胡了，总的来说我们可以看成是全球资本主义危机发展的不平衡在不同的民族国家内产生的局部效果。
另一种现象或许更加明显地表现这种效果的发展倾向。
比如在美国近期抗议活动中，Ice对抗议者粗暴执法的视频切片往往能够得到较多的传播。很多人试图引导大家形成这样的推论：“美国人可以合法持枪，美国人不反抗政府暴政，所以美国人奴性很重”。
“他们不敢反抗是因为他们奴性。”
但是这一归因明显不符合事实而只是一种片面的误导性的解读：
1、他们反抗了，但是“抗议”这一敏感词被自动忽略了；2、他们不拿枪对抗可能是因为他们基于自己的条件、目的而选择的最优策略；3、他们受到粗暴对待而处于总体较为弱势的一方，更大可能是因为他们长期处在系统性的压制之中，上面的奴性归因是倒果为因、倒因为果。
所以，为什么要引导这样的推论。在这个推论中，自我认同从弱势的抗议者开始。它对应的是“假如我有武器，我肯定表现得更勇敢”的自我安慰，但现实中我没有这样的武器，面对国家机器也没有这样的勇气，所以我选择通过对抗议者进行侮辱和俯视的方式扮演强者。
于是这样的推论能够安全、高效、丝滑地组织起围观者的快感，把潜在的矛盾都缝合起来。
而这让我们想起太平洋是流动的，美国精英玩弄百姓的技术不只有文绉绉的那套，还有民粹主义那套，而普通百姓则总是被迫成为鸵鸟或者斗鸡，鸵鸟与斗鸡的视差被用来加强彼此的隔阂、嘲笑、仇恨，但在主人眼里它们都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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