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年，明朝灭亡，清朝来了。在拐点上，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大批山东籍官员选择归顺清朝。乾隆年间编修的《贰臣传》收录了50多名头部人员，其中近25%从山东走出。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片孔子故乡的土地上，涌现出如此多的“降清者”？
要理解山东士人的选择，首先要看他们在明朝末年的处境。
明朝近300年间，共录取进士约24595人。其中南直隶（今江苏、安徽、上海）3892人，浙江3697人，江西3114人——仅这三地就占了43.58%。而山东只有约1710人，还比不上福建的2374人。
再看状元数据：明朝89位状元中，南直隶24人，浙江20人，两地合计近一半。山东只有3位状元，整个北方诸省加起来不到20人。
科举成绩直接转化为官场权力。江南出身的官员们形成了紧密的利益集团。万历年间兴起的东林党，核心人物顾宪成、高攀龙都是无锡人；明末的复社，创始人张溥是太仓人，领导层几乎全是江南士子。
这些江南集团掌控了内阁、吏部、都察院等要害部门。天启初年东林党全盛时，内阁中江南籍大学士比例高达62%。吏部这个管官员升迁的部门，更是被他们牢牢把控。
北方士人在这种格局中处境尴尬。山东虽然也出了于慎行这样的礼部尚书兼大学士，但他始终难以融入江南士人的权力核心，最终心灰意冷辞官回乡。
这种权力失衡积累了两百多年。到明朝末年，北方士人对朝廷的不满已如暗流涌动。
1644年五月，清军入关。摄政王多尔衮面临一个难题：如何统治人口数十倍于己的汉地？
他的策略很明确——争取北方精英的支持，尤其是那些在明朝官场不得志的北方士人。
同年七月，多尔衮颁布“征聘隐逸”令，要求各地推荐有才德的隐逸之士。这道命令像一块石头，在北方士林中激起了巨大涟漪。
最先响应的是新任山东巡抚王鳌永。这位淄川籍官员深知清廷需要什么，也清楚山东士绅的影响力。他到任后，以同乡身份四处拜访士大夫，不到30天就给满清推荐了39位老乡。
几乎同时，沈惟炳（曾被李自成任命）也提交了一份35人的名单，其中山东籍16人，北直隶6人，山西9人，河南5人。两份名单有7个山东人是重合的。
多尔衮对山东士人给予了超规格的礼遇：先后有4人担任各部侍郎，2人升任两部尚书，这还仅仅是开始而已。
不仅如此，清廷还采纳了王鳌永“宽免山东赋税”的建议，免除了明末以来的“三饷”加派。1645年，孙之獬提出进一步减税，也获得了批准。
这些举措传递出明确信号：清朝不仅接纳山东士人，还要给他们实实在在的好处。
山东士绅的选择，不能简单用“变节”来解释。看看1640年代的山东，就能理解他们的处境。
山东当时呈现两极分化：运河沿岸的济宁等城市商贾云集，但中部和西南部的山区土地贫瘠，灾荒不断。在生存压力下，许多人沦为土匪。史书记载，从北京到徐州的官道上，“整村整村的人以抢劫为生”。
更可怕的是有组织的反抗。1622年，巨野人徐鸿儒以白莲教起义，自称“中兴福烈帝”，饥民们“携妇子、牵牛车、裹粮食，争相投奔”。这场起义虽然被镇压，却动摇了明朝在山东的统治根基。
1643年，李自成大军横扫中原，山东官府几乎瘫痪。士绅们为了自保，打造起了自己的护卫力量，府邸成了碉堡。
李自成占领北京后，向山东派遣官员推行“追赃助饷”——说白了就是 systematic 抢劫。在德州，大顺政权官员对前明官员严刑拷打，索要钱财。罢官回乡的谢陞被勒令交十万两白银，他的夫人不堪受辱服毒自我了结。
山东士绅对大顺政权恨之入骨。那么南明呢？
这里有一段历史恩怨：万历以来，“东林党”和“齐党”斗了几十年，前者是南方集团，后者是北方或者山东集团。山东士绅清楚，即使南明站稳脚跟，掌权的很可能还是他们的老对手。
相比之下，清军入关时打着“为崇祯报仇”的旗号，军纪相对严明（至少在初期），主要攻击目标是他们痛恨的大顺军。选择清朝，成了山东士绅权衡利弊后的理性计算。
山东士绅的选择，很快收到了回报。
顺治二年（1645年），清朝在山东举行乡试，录取90人。次年，满人搞的首回会试，聊城人傅以渐高中状元，成为满人首粒状元。
到1645年夏天，清军取得了惊人战果：五月，大顺军基本被击溃，李自成在湖北被乡团打死；六月，清军进入南京，弘光朝廷覆灭。这些胜利背后，山东籍官员在后勤、招抚、治理方面的贡献不可忽视。
当然，山东士人的选择也付出了代价。最典型的是孙之獬，他为了表忠心，主动剃发易服，后来在山东起义中被杀，全家七口遇害。乾隆编修《贰臣传》时，这些人的名字被永久钉在了“武臣”的耻辱柱上。
回顾这段历史，有几个事实值得思考：
第一，山东士人的选择不是孤立的。在《贰臣传》收录的官员中，近三分之二是北方人。这反映了明朝长期南北照顾不周的结局。
第二，清初对山东士人的重用是战略性的。山东地处南北要冲，北连京畿，南控江淮，稳定山东就能屏障北京、威胁江南。
第三，山东士人的选择客观上加速了统一。当江南还在为“剃发易服”激烈抵抗时，北方已在山东等地士人的协助下逐步稳定，为清朝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
最后要说的是，历史评价往往因时而异。乾隆编纂《贰臣传》时站在道德高地谴责“武臣”，但清朝能在中原站稳脚跟，恰恰离不开这些“武臣”的帮助。山东士人在明清易代之际的选择，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既有个人利益的考量，也有对恢复秩序的期待，还掺杂着地域政治的恩怨。
这段历史提醒我们：王朝更替从来不是简单的忠奸二分。在时代巨变中，个人的选择往往被裹挟在更大的历史潮流里，其是非功过，需要放在具体的时空背景下才能理解。而对于山东这片土地来说，明清之际的特殊选择，成为了它历史记忆中复杂而深刻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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