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总以为这辈子就这样了。

守着这间老屋,看着门前那条土路慢慢变成水泥路,看着村口那棵老槐树黄了又绿。

直到2002年秋天,几辆黑色轿车开进村里。

喇叭声在安静的村庄里显得格外刺耳,孩子们追着车跑,扬起一路尘土。

村支书老罗慌慌张张跑来叫我,说投资商点名要见杨石头。

会议室的门推开时,我看见那个穿着米白色套裙的女人缓缓起身。

她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眼角有了细纹,可那双眼睛我一眼就认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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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1972年的秋天来得特别早。

刚过十月,风就刮得人脸疼。我是村里的民兵排长,那晚轮到我在村口值夜。

所谓岗哨,其实就是个草棚子。

煤油灯的火苗被风吹得忽明忽暗,我在本子上记着进出车辆——其实一整晚也过不了一辆车。

远处传来几声狗叫,又很快安静下去。

我搓了搓手,准备去棚子后面解手。刚绕过去,就听见草垛那边有窸窸窣窣的声音。

起初以为是野猫。

等我走近了,才看见草垛边蜷着个人影。是个女的,肩膀一抽一抽的,在哭。

“谁在那儿?”我压低声音问。

那人影猛地一僵,抬起头的瞬间,我借着月光看清了她的脸。

是上海来的女知青苏梦欣。

她脸上还挂着泪痕,眼睛红肿着,手里紧紧攥着一张纸。见我过来,她慌忙把纸往怀里塞。

“杨排长……”她声音哑得厉害。

“大半夜的,你在这儿哭啥?”我皱起眉头。

她咬着嘴唇不说话,只是摇头。风把她额前的碎发吹乱了,看起来像个迷路的孩子。

我把煤油灯凑近了些。

她犹豫了很久,终于把手里的纸递给我。那是张电报,皱巴巴的,上面就一行字:“母病危速归周”

“我妈……”她刚开口,眼泪又掉下来了,“她一个人把我带大……我要是回不去……”

她说不下去了,把头埋进膝盖里。

我捏着那张电报,不知道该说啥。知青探亲有规定,不是想走就能走的。这我知道。

“跟唐队长请过假了吗?”我问。

她点头,声音闷在膝盖里:“请了三次,他不批。说探亲要统一安排,最快也得等下个月……”

可电报上写的是“病危”。

“我该怎么办啊……”她抬起头看我,眼睛里全是绝望。

远处传来鸡叫声。天快亮了。

我把电报叠好还给她,想了想说:“先回去上工,别让人看出来。这事……我再想想。”

她愣愣地看着我,似乎没想到我会这么说。

我摆摆手让她赶紧走。她站起来,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回走,走了几步又回头看我。

那眼神我记了很久。

像个溺水的人,看着最后一根漂过来的木头。

02

第二天上工,我看见苏梦欣在妇女队里挑粪。

她个子小,扁担压得肩膀都歪了,可还是咬着牙一趟趟地走。脸上没什么表情,眼睛看着地上。

唐德顺队长背着手在田埂上转悠。

他是退伍军人,走路腰板挺得笔直,说话像打雷。村里人都怕他,我也怕。

休息的时候,我看见苏梦欣朝唐队长走过去。

她说话声音很小,我听不清,只看见唐队长摆了摆手,眉头皱成个疙瘩。

“小苏同志,跟你说多少次了?”唐队长的声音传过来,“知青探亲要统一安排,这是规定!”

“可是我妈她……”苏梦欣的声音带了哭腔。

“谁家还没个急事?”唐队长打断她,“上个月小王家奶奶去世,不也是等批下来才回的?”

“那不一样,我妈还在医院……”

“别说了。”唐队长背过身去,“好好劳动,思想不要滑坡。下个月就轮到你们这批了。”

苏梦欣站在原地,手指绞着衣角。她没再争辩,只是低下头,肩膀微微颤抖。

中午吃饭时,她一个人蹲在田埂尽头。

饭盒放在膝盖上,半天也没扒拉一口。有个女知青走过去跟她说话,她摇摇头,把脸扭开了。

下午挑水,她脚下一滑,连人带桶摔进了沟里。

等大家把她拉上来,她已经浑身湿透,头发黏在脸上。可她没哭,只是默默地爬起来,继续去挑水。

收工的时候,天已经擦黑了。

我故意走在最后,看见她落在队伍末尾,走得很慢。经过村口草垛时,她停了一下,朝那个方向看了一眼。

那眼神空空的,像丢了魂。

晚上我在队部开会,唐队长说起最近的纪律问题。

“有些知青同志啊,思想不够端正,老想着往城里跑。”他敲了敲桌子,“农村是需要建设的地方,不是旅馆!”

底下没人吭声。

散会后,我磨蹭着没走。唐队长看了我一眼:“石头,还有事?”

我舔了舔嘴唇,还是没敢开口。

“没事就回去歇着。”他摆摆手,点上支烟,“对了,这几天你看紧点村口,别让有些人钻了空子。”

我心里咯噔一下。

走出队部,月亮已经升起来了。秋风吹过打谷场,卷起几片枯叶。

我点起一支烟,没抽,就看着烟头那点红光在黑暗里明明灭灭。

远处知青点的窗户还亮着灯。

不知道苏梦欣现在在干什么。也许还在哭,也许在写信,也许就那么睁着眼等天亮。

烟烧到了手指,我猛地一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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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第三天夜里,有人敲我的门。

声音很轻,敲三下停一下,再敲三下。我从床上爬起来,披上衣服。

门一开,苏梦欣站在外面。

月光照在她脸上,惨白惨白的。她身上只穿了件单衣,在风里微微发抖。

“杨排长……”她声音哑得几乎听不见。

我让她进屋,把门掩上。屋里没点灯,只有窗外的月光漏进来一些。

她没坐,就那么站着。过了很久,她突然扑通一声跪下了。

我吓了一跳,赶紧去拉她:“你这是干啥!”

“求您帮帮我……”她抬起头,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淌,“我真的没办法了。我妈就我一个女儿,她要是……要是……”

她说不下去了,肩膀剧烈地抖动起来。

我拉不动她,她跪得死死的。那样子让我心里发酸。

“你先起来,有话好好说。”

她摇头,抓住我的裤腿:“我只求您帮我这一次。让我回去见我妈最后一面,见完了我就回来,该受什么处分我都认。”

“你起来说话。”我硬把她拽起来。

她站不稳,我扶她在凳子上坐下。她还在哭,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我知道这事让您为难……可我找不到别人了。”她抹了把眼泪,“您要多少钱,等我回去……”

“我不是图钱!”我打断她。

屋里安静下来,只有她压抑的抽泣声。

我走到窗边,看着外面的月亮。明天就是十五了,月亮特别圆。

“你想怎么走?”我问出这句话时,自己都吓了一跳。

她猛地抬起头,眼睛里有了光:“我打听过了,后天有运粮船去县城。只要能到县城,就能坐长途车……”

“唐队长查得很严。”

“所以只能偷跑。”她咬咬嘴唇,“我算过了,如果后天夜里走,等发现时我已经到县城了。”

她说得很快,像是早就想好了。

我转过身看她。她眼睛里那种绝望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近乎疯狂的执着。

“杨排长,我这辈子就求您这一件事。”她又想跪,被我拦住了。

我没说话,在屋里来回踱步。

灶台上的闹钟滴答滴答地响,每一声都敲在我心上。帮了她,我就是违反纪律。不帮她……

我看着她那双哭肿的眼睛,想起我妈去世那年。

我在县里上中学,接到信赶回去时,人已经入棺了。我没见到最后一面。

这事我从来没跟人说过。

“船工那边……”我艰难地开口。

“我可以给钱!”她急忙说,“我还有点积蓄,上海带来的……”

“不是钱的事。”我摆摆手,“船工老萧我认识,人还行。但你得想清楚,这一走,回来可能要受处分。”

“我认。”她说得斩钉截铁。

我又沉默了。灶膛里的余火明明灭灭,映在她脸上。

她站起来,走到我面前,深深地鞠了一躬:“杨排长,您的恩情我这辈子不会忘。”

我没接话,只是点了点头。

她眼睛里涌出泪水,但这次没哭出声,只是用力擦了擦。

送她出门时,外面起了风。她单薄的身影很快消失在夜色里。

我关上门,靠在门板上,心跳得厉害。

04

第四天,我请了半天假去镇上。

找到老萧时,他正在船头补渔网。听我说完来意,他手里的梭子停了下来。

“石头,你这是要犯错误啊。”他抬头看我,眼神复杂。

“老萧叔,就帮这一回。”我把准备好的两包大前门和十块钱塞给他,“那姑娘妈快不行了,就见最后一面。”

老萧看看烟,又看看钱,叹了口气。

“后天夜里两点,船在芦苇荡那边等。”他把钱推回来,只收了烟,“钱你拿回去,我不缺这个。”

“那怎么行……”

“就当积德了。”老萧摆摆手,“不过说好啊,就这一次。出了事我可不认。”

我连忙点头。

往回走的路上,我拐进供销社,买了信纸和印泥。

晚上在煤油灯下,我模仿唐队长的笔迹写请假条。练了七八遍,才勉强像样。

最难的是公章。

我用萝卜刻了个模子,试着盖了几个,轮廓有点像,但不够清晰。

最后我想了个办法——用红墨水先描个轮廓,再用萝卜章轻轻按上去。

虽然仔细看能看出破绽,但夜里检查应该能糊弄过去。

凌晨一点,我揣着假条去了知青点。

苏梦欣已经等在屋后,背着个小包袱。看见我来,她松了口气。

“这个拿着。”我把假条递给她,“要是路上有人查,就拿出来。记住,低着头,别多说话。”

她接过去的手在发抖。

我们一前一后往芦苇荡走。夜很静,脚步声显得特别响。

快到河边时,她突然停下脚步。

“杨排长,要是……要是被发现了,您就说是我逼您的。”她转过身,认真地看着我。

“别说傻话,快走。”

老萧的船已经等在岸边。他看见我们,招手示意快点。

苏梦欣上了船,站在船头看着我。月光照在她脸上,她嘴唇动了动,说了句什么。

我没听清,船已经撑离了岸边。

她一直看着我,直到船拐进河道,看不见了。

我站在原地,河风吹得我打了个寒颤。

回去的路上,天边已经泛起鱼肚白。村口传来鸡鸣声,新的一天要开始了。

我加快脚步,赶在天亮前回到了屋里。

躺在床上的时候,我才发现自己出了一身冷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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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苏梦欣走的第五天,出事了。

那天下午,我正在打谷场晾粮食,蔡俊峰慌慌张张跑过来。

“石头哥,唐队长让你马上去队部!”他脸色不太对劲。

我心里一紧:“啥事?”

“不知道,反正挺急的。”他眼神躲闪着,“你快去吧。”

我放下手里的耙子,往队部走。路上碰见几个村民,看我的眼神都怪怪的。

队部门口围了些人,见我来了,都往两边让开。

屋里除了唐队长,还有公社来的两个干部。桌子上摊着几样东西——我刻的萝卜章,用剩的红墨水,还有几张练习写的假条。

我脑袋嗡的一声。

“杨石头,这是你的东西吧?”唐队长沉着脸问。

我想否认,可那萝卜章上还刻着我名字里的“石”字。是我练习时刻着玩的。

“解释解释。”唐队长敲了敲桌子。

屋里很安静,所有人都看着我。窗外的阳光照进来,灰尘在光柱里飞舞。

“我……我就是刻着玩的。”我听见自己干巴巴的声音。

“刻着玩?”公社来的年轻干部冷笑一声,“那这些假条呢?也是写着玩的?”

我没说话。

唐队长站起来,走到我面前:“苏梦欣去哪了?”

“我不知道。”

“杨石头!”唐队长提高了声音,“现在坦白还来得及!”

我低着头,看着自己的鞋尖。鞋帮上还沾着早上踩的泥。

“有人举报你协助知青逃跑。”唐队长放缓了语气,“你把事情说清楚,组织上会考虑从轻处理。”

我抬起头:“谁举报的?”

“这个你不用管。”

我忽然明白了,看向门外。蔡俊峰躲在人群后面,不敢跟我对视。

他是去年和我一起竞选民兵排长的,落选了。

“苏梦欣的母亲病危,她只是回去看看。”我说,“是我帮她的,跟她没关系。”

“胡闹!”唐队长拍桌子,“你这是无组织无纪律!”

公社干部在本子上记着什么。钢笔划过纸面的声音,沙沙的,刺耳得很。

那天下午,我被停职检查。

晚上开全村大会,唐队长宣布对我的处分决定:撤销民兵排长职务,取消今年推荐上大学的资格。

底下鸦雀无声。

散会时,唐队长叫住我:“石头,你太让我失望了。”

他摇摇头,背着手走了。

月光下,我一个人站在打谷场上。远处的山黑黢黢的,像蹲伏的巨兽。

蔡俊峰从旁边经过,脚步匆匆。

“为什么?”我问。

他停了一下,没回头:“你太爱出风头了,石头。”

说完就走了。

我站在原地,忽然觉得特别累。

风吹过来,带着秋天的凉意。我裹紧了衣服,可还是冷。

06

半个月后,我收到一封信。

信封上的字很秀气,寄件地址是上海某医院。我躲到屋后拆开,信纸只有半张。

“石头哥:母亲昨日去世,见了最后一面。现已安排至郊县工厂,一切安好。您的恩情此生必报。苏梦欣。”

信很短,字迹有些潦草,有些地方被水渍晕开了。

我不知道那是眼泪,还是写的时候手抖滴上去的墨水。

我把信反复看了好几遍,最后折起来,塞进枕头芯里。

日子一天天过,转眼到了冬天。

民兵排长换成了蔡俊峰。他戴着红袖章在村里转悠,见了我也只是点点头。

开春时,村里来了通知,说可以推荐一个知青去县里当老师。

大家都说该轮到苏梦欣了,她文化程度最高。

可最后去的是另一个知青,据说他舅舅在县教育局。

我再没收到苏梦欣的信。

有时夜深人静,我会把枕头芯里那封信拿出来看看。纸已经软了,折痕处快要破掉。

但我一直留着。

1975年,我娶了邻村的曾秀云。

她是个老实巴交的姑娘,话不多,干活勤快。结婚那天晚上,她看见我从枕头里拿出那封信。

“谁的?”她问。

“一个朋友。”我说。

她没再问,转身去铺床了。

我把信收进箱子最底层,和结婚证放在一起。箱子锁上时,咔哒一声,像是把什么关在了里面。

改革开放后,村里陆续有人出去打工。

蔡俊峰也走了,听说在南方做生意,发了点小财。

我留在村里,种地、养猪,偶尔去镇上打零工。秀云生了两个女儿,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1990年,女儿们去县城上中学。

送她们走的那天,我站在村口,看着长途车扬起尘土远去。

秀云在旁边抹眼泪:“孩子大了,留不住了。”

我没说话,只是拍了拍她的肩膀。

晚上收拾东西时,我又翻出那封信。二十多年过去,纸张已经泛黄。

“此生必报”。

这四个字我看了很久,最后笑了笑,把信放回原处。

报什么呢?谁还指望这个。

1998年发大水,村里好多地都淹了。

我家的猪圈塌了,压死两头猪。秀云愁得整夜睡不着,头发白了一大半。

我去信用社贷款,人家要抵押。我们家除了老屋,没什么值钱的。

最后还是女儿寄钱回来,才渡过难关。

那段时间我常想,要是当年没被取消上大学资格,现在会是什么样?

也许在城里有个工作,也许能把秀云接出去,也许……

想多了头疼。

我把这些念头压下去,继续每天下地干活。日子总要过下去。

转眼到了2002年,我五十五岁了。

腰不太好,阴雨天就疼。秀云说该歇歇了,我说再干两年,等女儿们都稳定了。

秋天收玉米时,我听见村里人说,要有大老板来投资。

说是要搞什么生态农业,把整个后山都包下来。

大家都盼着,说这下有机会去项目上打工了。

我听着,心里没什么波澜。这些事离我太远了。

直到那天下午,村支书老罗慌慌张张跑来找我。

“石头!快!去村委!”

他拉着我就走,我手里还拿着锄头。

“啥事这么急?”

“来了!投资商来了!”老罗喘着气,“点名要见你!”

我愣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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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村委会议室里挤满了人。

镇领导、村干部,还有几个穿着衬衫西裤的人。桌上摆着水果和矿泉水,这在村里很少见。

我一进门,所有人都看过来。

我衣服上还沾着泥,鞋也没换,站在门口有些局促。

“这就是杨石头同志。”老罗介绍道。

坐在主位的一个中年女人站起来。

她穿着米白色套裙,头发挽在脑后,戴着一副金边眼镜。

看起来很干练,和村里人完全不一样。

她朝我走来,脚步有些急。

走到我面前时,她停下,摘下眼镜。我看见她眼睛红了。

“石头哥。”她声音很轻,还有些发颤。

我愣在原地,脑子里一片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