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姨,这盒子你拿着,算是这几年的一点心意。”

林太的声音依旧清冷,听不出什么情绪。

她递过来一个深蓝色的丝绒礼盒,眼神在我脸上停留了两秒,补了一句:

“记住了,路上别拆,到了家,只有你一个人的时候再看。”

我接过盒子,手心全是冷汗,心脏在那一刻漏跳了半拍。

这究竟是临别的馈赠,还是一份迟到了三年的“审判书”?

01

广州的十一月,天还是热得让人心燥。

我站在珠江新城这套两百平的大平层客厅里,最后一次环视这个我工作了六年的地方。

地板擦得锃亮,能照出人影。

真皮沙发上一丝褶皱都没有,冷冰冰地泛着光。

这里的一切都显得那么高贵,又那么缺乏人气。

就像这里的女主人林太一样。

我的行李箱已经立在门口了,磨损的轮子和这里的大理石地面格格不入。

我在等林太从书房出来。

这六年,我从五十二岁熬到了五十八岁。

腰更弯了,头发也白了一半。

但我终于要走了,要回四川老家了。

我是来辞职的,理由很体面:儿子要结婚,我要回去带孙子。

其实只有我自己知道,我是逃跑。

我是逃离这个让我每天晚上做噩梦的地方。

书房的门“咔哒”一声开了。

林太走了出来。

她穿着一身剪裁得体的真丝家居服,脸上化着淡妆。

即使是在家里,她也时刻保持着一种战斗般的精致。

“东西都收拾好了?”她问,语气淡淡的。

“都收拾好了,林太。”我低着头,双手交叠在身前,这是我多年养成的习惯。

“这是你这个月的工资,还有五千块钱的奖金。”

她把一个厚厚的信封放在茶几上。

我有些意外。

因为林太是个非常精明的人,说难听点,就是抠门。

买菜的钱,她精确到角。

家里的洗洁精用得快了,她都会随口问一句。

这六年,她从未多给过我一分钱。

“谢谢林太。”我赶紧收下信封,没敢当面点。

就在我以为告别仪式结束,准备去提行李箱的时候。

林太突然转身,从背后的博古架上,拿出了那个深蓝色的礼盒。

也就是引言里提到的那一幕。

那个盒子不大,却很沉。

深蓝色的丝绒面料,上面系着银色的丝带。

看着很高档,不像是普通的伴手礼。

当她说出“路上别拆,回家再看”的时候,我心里“咯噔”了一下。

一种说不清道晦不明的恐惧感,瞬间爬满了我的脊背。

我甚至想拒绝。

我想说我不要了,我只想赶紧走。

但我不敢。

在林太面前,我总是有一种天然的压迫感。

“拿着吧。”她把盒子塞进我手里,指尖冰凉。

“陈姨,这六年,辛苦你了。”

这是她第一次叫我“辛苦了”。

但我听不出温暖,只听出了某种意味深长的终结。

我抱着盒子,拉起行李箱,逃也似的离开了那个小区。

电梯门关上的那一刻,我看到林太依旧站在客厅中央。

像一尊精美的雕塑,冷冷地注视着我。

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后背的衣服已经湿透了。

去广州南站的地铁上,人挤人。

我护着那个蓝色的礼盒,生怕被挤坏了。

它就像个定时炸弹,揣在我怀里。

坐上回四川的高铁,我把盒子放在小桌板上。

窗外的风景飞速倒退,高楼大厦变成了农田山野。

我的思绪也被拉扯得越来越远。

我叫陈淑芬,一个普通的四川农村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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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前,为了给儿子攒彩礼钱,也为了给家里盖新房,我经人介绍来了广州。

林太是我遇到的第三个雇主,也是最难伺候的一个。

她是个单亲妈妈,自己经营着一家外贸公司。

她很忙,经常出差,家里大部分时间只有我和她,还有偶尔回来的女儿。

她有严重的洁癖,还有强迫症。

毛巾必须折成三叠,边角要对齐。

地板每天要跪着擦两遍。

最重要的是,她对钱看得极重。

其实这也难怪,一个女人带着孩子在大城市打拼,每一分钱都是血汗。

但她的精明,常常让我感到窒息。

她会在冰箱上贴便利贴,记录鸡蛋的个数。

她会在买菜回来后,把小票一项一项地核对。

如果哪天葱买贵了两毛钱,她都会皱着眉头问我为什么不去隔壁那个摊位。

在这种高压环境下,我小心翼翼地过了两年。

我以为只要我勤快、老实,就能安稳地挣钱。

直到那件事发生。

那是三年前的一个夏天。

那个夏天,成了我这辈子挥之不去的噩梦。

02

三年前的七月,也是这样的闷热天气。

那天中午,我正在拖地,老家的电话突然打来了。

是我儿子带着哭腔的声音。

“妈,爸出事了!开三轮车翻到沟里了,腿断了,内脏也出血,在县医院抢救!”

“医生说要马上手术,要交五万块钱押金!家里只有三万,还差两万啊!”

我当时脑子“嗡”的一声,差点晕倒。

两万块。

对于林太来说,可能就是一只包,一顿饭。

但对于当时的我来说,那是救命钱。

我每个月的工资都寄回去了,手里只有几百块零花钱。

我拿着手机,在阳台上急得团团转。

我给亲戚打电话,大家都支支吾吾,没人肯借。

我给儿子打电话,那边全是嘈杂的哭声和医生的催促声。

“妈,你想想办法啊!再不交钱爸就没命了!”

那一刻,我真的绝望了。

我看向客厅。

林太出差了,要去三天,今天刚走。

家里只有我一个人。

魔鬼就在那一瞬间,钻进了我的心里。

我知道林太的主卧里有个梳妆台。

她平时首饰都锁在保险柜里,但有些常戴的,会随手放在抽屉里。

我颤抖着手,推开了主卧的门。

房间里有一股淡淡的香水味,那是林太的味道,平时闻着很香,那天闻着却让我想吐。

我拉开了梳妆台最下面的那个抽屉。

里面有些零碎的发夹、胸针。

我的目光锁定在一个丝绒盒子上。

打开,里面是一枚金色的胸针,镶着几颗红宝石。

我不懂珠宝,但我见过林太戴过几次,听她朋友夸过,说这东西值好几万。

我的心跳得快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

我拿起了那枚胸针。

它沉甸甸的,像一块烧红的烙铁,烫得我手疼。

“就借一下,等发了工资,等家里缓过来,我就赎回来。”

“她出差三天,这三天我只要把它当了,换了钱寄回去,回头再想办法。”

我不断地给自己洗脑,给自己找借口。

我拿了一个几十块钱买的地摊货——一个看起来有点像的假胸针,放进了盒子里。

然后,我带着那枚真胸针,像做贼一样冲出了家门。

我不敢去大店,怕人家要发票。

我找了一个城中村的小当铺。

老板是个戴着老花镜的老头,拿着放大镜看了半天。

“死当还是活当?”

“活当!我要赎回来的!”我急切地喊道。

“活当只有一万八,利息按天算。”老板报了个数字。

“行!行!”

我也顾不上讨价还价了,我只要钱救命。

拿着那一万八千块钱,我又凑了自己的两千私房钱,给儿子转了过去。

丈夫的手术很成功,命保住了。

电话那头,儿子千恩万谢,说妈你真有本事。

挂了电话,我瘫坐在路边的马路牙子上,嚎啕大哭。

我知道,我完了。

我这辈子清清白白做人,老实本分,就在这一刻,我成了小偷。

我也知道,那个假胸针根本骗不过林太。

只要她拿起来看一眼,甚至只要稍微掂一下分量,我就露馅了。

我必须在三天内把胸针赎回来。

可是,一万八啊!

我去哪里弄这一万八?

丈夫后续治疗还要钱,家里已经空了。

我根本赎不回来。

那三天,我过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

我吃不下饭,睡不着觉。

我无数次想过去自首,想过去跟林太坦白。

但我怕坐牢。

我坐牢了,这个家就彻底散了。

我也怕丢人,如果村里人知道我在外面当保姆偷东西,我儿子以后怎么抬头做人?

于是,我选择了侥幸。

我把那个装着假胸针的盒子,往抽屉的最深处推了推。

我用其他的杂物盖在上面。

我祈祷林太忘记这枚胸针。

祈祷她永远不要打开那个盒子。

三天后,林太回来了。

那一刻,我觉得审判日到了。

她进门的时候,我看都不敢看她一眼。

她换鞋,洗手,然后径直走向了卧室。

我在厨房洗菜,水开得很大,为了掩盖我发抖的声音。

每一秒都像一年那么漫长。

十分钟过去了。

二十分钟过去了。

林太从卧室出来了。

她手里没有拿那个盒子,脸色也很平静。

“陈姨,今晚炖个汤吧,我有点累。”

那一瞬间,我有一种死里逃生的虚脱感。

她没发现?

还是她根本没看那个抽屉?

但我很快发现,事情没那么简单。

从那天开始,家里的气氛变了。

林太以前虽然挑剔,但很少盯着我干活。

但自从那次出差回来后,她突然在客厅装了一个摄像头。

正对着沙发和走廊。

她说:“为了防盗,最近小区不太平。”

我看着那个摄像头的红点,觉得它就像一只眼睛,死死地盯着我。

不仅如此。

她开始变得更加严苛。

以前买菜的账,她一周对一次。

现在,她要求我每天晚上把小票贴在账本上,一笔一笔地给她过目。

有一次,我买的一把青菜,小票弄丢了。

她盯着我看了足足三分钟,看得我后背发凉。

“陈姨,做人要诚实,账目不清,是最大的忌讳。”

她说这话的时候,眼神锐利得像刀子。

我当时吓得差点跪下,以为她要摊牌了。

但她没有。

她只是扣了我那一天的菜钱,然后转身回了房间。

这三年,我就生活在这种无形的恐惧中。

我总觉得她知道了。

那个假胸针那么轻,做工那么粗糙,她怎么可能不知道?

可如果她知道了,为什么不报警?为什么不辞退我?

这种猜疑,比坐牢还难受。

为了赎罪,也为了掩饰心虚,我拼了命地干活。

以前我只擦两遍地,后来我擦三遍。

衣服我都坚持手洗,熨烫得整整齐齐。

她加班回来晚了,不管多晚,我都给她煮宵夜。

我甚至连续三年过年都没回家,主动留下来照顾她和孩子。

我想用我的劳动,去偿还那两万块钱的债。

我想用我的卑微,去换取她的“不知情”。

林太似乎很享受我的这种“懂事”。

她虽然依旧冷淡,依旧挑剔,但再也没有提过东西丢失的事。

那个抽屉,仿佛成了我们之间的禁区。

她不打开,我更不敢碰。

直到今天。

直到我要辞职离开。

直到她给了我这个盒子。

03

“前方到站,成都东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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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里的声音把我拉回了现实。

车厢里的人开始躁动起来,大家都在收拾行李。

我看着窗外熟悉的四川盆地,心里却没有一丝回家的喜悦。

那两万块钱的当票,早就过期了。

那是死当,东西肯定已经没了。

我欠林太的,这辈子都还不清了。

我甚至在想,这个盒子里会不会是一封律师函?

或者是一张报警回执?

林太那么精明的人,怎么可能让我这么轻易地走掉?

也许警察已经在车站等我了?

我越想越怕,手脚冰凉。

下了火车,转大巴,又坐了儿子的车。

回到村里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

家里新盖的两层小楼,亮着灯。

那是用我这几年的血汗钱盖起来的。

丈夫拄着拐杖站在门口,笑呵呵地迎我。

儿媳妇抱着大孙子,甜甜地叫着“妈”。

这一幕,本该是我梦寐以求的天伦之乐。

可我却笑得比哭还难看。

我觉得我是个罪人,是个骗子。

我用偷来的钱救了丈夫,用带着愧疚的钱盖了房。

我浑身不自在。

晚饭我也没吃几口,大家以为我是坐车累了。

“妈,你去休息吧,房间给你收拾好了。”儿子体贴地说。

我点点头,抱着那个蓝色的礼盒,逃进了我的房间。

这是新房的主卧,宽敞,明亮。

但我却把窗帘拉得严严实实。

我把那个礼盒放在旧木桌上。

在昏黄的台灯下,那个深蓝色的盒子显得格外诡异。

我的心跳声,在这寂静的夜里,大得像打雷。

“路上别拆,回家再看。”

林太的话又在耳边回响。

这一刻终于来了。

审判的时刻到了。

我颤抖着手,去解那个银色的丝带。

我的指甲划过丝带的声音,刺啦刺啦的,听得我牙酸。

我深吸了一口气,闭上眼睛,猛地掀开了盖子,顿时就傻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