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的荣耀》：隐蔽战线中的苍生守望
文/徐爽 张若琪
由杨亚洲执导，于和伟、吴越等主演的《沉默的荣耀》，作为首部聚焦台湾隐蔽战线的历史剧集，以1949年前后“东海小组”潜伏台湾的史实为蓝本，深情再现吴石、朱枫等革命先辈的峥嵘岁月与无声奉献。该剧播出后强势“破圈”，在海峡两岸激起深远回响。其叙事另辟蹊径，跳出传统谍战的窠臼，以暗涌的较量与炽热的理想为核心，从主题高度、人物深度与叙事维度三重向度，诠释了一幅超越党派分野的苍生画卷，为历史题材创作点亮了新的曙光。
主题锚定：以“苍生”为核的家国共生逻辑
《沉默的荣耀》将“有国才有家”作为精神内核，将“苍生”作为理想落点，构建起家国共生的价值体系。以吴石为主的东海小组成员皆面临安逸与使命的抉择：吴石忍丧子之痛、承民族屈辱为日本白团翻译，聂曦背负妻子误解将孩子留居大陆赴台，朱枫放弃返回上海的安稳投身地下工作，陈宝仓在国民党内部的腐败环境中隐忍坚守，皆以舍小家为大国的抉择，践行着“非为党派，实为苍生”的信念。
片中有吴石目睹赴台民众因思乡跳海返回大陆的场景，此处以质朴的镜头语言传递了民众的诉求，恰恰印证梁启超《新民说》中“国家之主人为谁？即一国之民是也”的论断。而另一位重要角色朱枫，东海小组的临时交通员，则以行动诠释了“苍生安宁”高于一切的理想追求，让家国情怀有了最鲜活的民生注脚。
人物塑造：去“伟光正”的人性真实映射
这部剧人物塑造的突破点，在于摒弃脸谱化表达，以历史原型为依托，刻画革命者兼具理想主义与现实挣扎的真实选择，让这些沉默英雄“向死而生”的抉择落地为观众可以共情的生命体验。剧中核心角色吴石、朱枫、陈宝仓等均采用历史上革命烈士的真名，既是对先烈的铭记，也强化了人物塑造与叙事的真实性，引导观众直面隐蔽战线英雄的本真模样。
剧集并未将英雄神化，而是着重描摹其人性褶皱：吴石面对战友牺牲会失控痛心，会因女儿学成与同学的情谊而触动；朱枫初涉地下工作时尽显生疏与忐忑；聂曦在家庭与使命间纠结辗转……这些细节让革命者褪去“完美”光环，成为有软肋、可共情的普通人。
故事对正反两派代表吴石与谷正文，以及叛徒蔡孝乾的刻画，充分展现了人性的复杂。这种叙事方式，既贴合历史真实——台湾地下工作者本就是“非神明的肉身凡体”，是“不完美却带着人性温度的革命者”，也让观众得以共情他们抉择的沉重，更深切地理解“沉默荣耀”的真谛。
叙事落点：既定结局下的悲怆共鸣建构
与传统谍战剧的胜利叙事不同，《沉默的荣耀》以东海小组因内奸背叛集体牺牲的既定历史为结局。剧集开篇就让吴石处于身份暴露边缘，跳出传统戏剧由缓到激的节奏，一定程度上以“反传统戏剧性”叙事营造持续张力。这种方式利弊参半，持续的紧张感易引发观众压抑情绪，产生审美疲劳，在这种缺乏以往谍战剧“爽感”的故事和叙事之下，如何创造该剧的独特性与可持续吸引力呢？
《沉默的荣耀》通过“谍战大义”与“人物小情”双线交织，消解了叙事疲乏。这种叙事处理，让观众跳出对“胜利结局”的期待，转而聚焦英雄们在既定命运中的坚守与抉择。当镜头定格于先烈赴死时“既如此，便如此”的从容，观众所感受到的不仅仅是历史的沉痛，还有对先辈守护苍生的敬畏——这种将历史悲剧转化为情感共鸣的表达，正是该剧叙事的核心价值，也让隐蔽战线的历史记忆获得了跨时代的传播力。
《沉默的荣耀》证明，即使是严肃、类型化的历史谍战题材，用真实与真心包裹，依旧能够收获当代观众的共鸣。其精准的主题锚定、真实的人物塑造与创新的叙事表达，让隐蔽战线的历史具象化、情感化。它在一定程度上跳出了谍战剧的固有范式，以“苍生”为纽带串联起家国情怀与人性温度，既实现了历史记忆的跨屏与跨时代传承，也为同类题材创作提供了借鉴。剧集的“破圈”印证了，唯有扎根史实、触碰人性，才能让红色叙事跨越时代，持续唤醒观众对先烈的敬畏与对和平的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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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 编 | 高思佳
审 核 | 张建全
终 审 | 张嘉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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